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戰敗68年周年紀念日，安倍內(nei) 閣中的兩(liang) 位大臣已經公開表示該日要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最近也再出狂言，呼籲日本應效仿二戰爆發前德國納粹政府的做法，在誰都沒注意的時候“不知不覺地”修改憲法。

　　安倍內(nei) 閣自去年12月26日組閣以來，已日益右傾(qing) 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參院勝選後，更是挾民意而成為(wei) 日本戰後最右傾(qing) 的內(nei) 閣，使得鄰國十分擔憂。那麽(me) 是什麽(me) 造成日本在戰後變得右傾(qing) 色彩如此濃厚？筆者認為(wei) ，在探尋其中原因時，有必要回到戰後曆史的起點，及整個(ge) 冷戰史，去看看當時情況。日本的右傾(qing) 化並非是突然興(xing) 起的，而是經曆了一個(ge) 漫長的發酵期。這一點，和同為(wei) 戰敗國的德國相比，顯得尤其明顯。

　　二戰給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與(yu) 德國相比，戰爭(zheng) 給日本造成的損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liang) 顆原子彈以及對東(dong) 京、大阪等城市進行轟炸外，戰爭(zheng) 並未在日本本土進行。而如果說德國投降是形勢所迫，日本則還可以在軍(jun) 事上堅持一段時間。據統計，日本當時時還擁有154個(ge) 師團，136個(ge) 獨立旅團，533艘戰艦及15886架軍(jun) 用飛機，總兵力達698.3萬(wan) 餘(yu) 人。比起德軍(jun) 的疲憊狀態來說，日軍(jun) 還有相當的戰鬥力。事實上，在《波茨坦公告》發表後，日本軍(jun) 部圍繞著主戰與(yu) 主和爭(zheng) 執得很厲害，而軍(jun) 隊在天皇的“終戰詔書(shu) ”頒布的前一刻，還在負隅頑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但誠如一些曆史學家所指出的，日本並不像德國一樣是無條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製在內(nei) 的有條件投降。

　　戰後的德國由四國分區占領。後因美蘇“冷戰”的發生，德國東(dong) 西分裂的狀態被固定下來。這種狀況使德國人民對戰爭(zheng) 的後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的占領體(ti) 製則不同，雖然是以盟國名義(yi) 占領，實際上由美國單獨占領，民族的單一性和國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後果是日本國民對戰爭(zheng) 的感受沒有德國人那樣深刻；而占領結構的這種差別，也直接影響著兩(liang) 國戰後的民主改革。

　　戰後初期，出於(yu) 徹底鏟除法西斯勢力和重建被戰爭(zheng) 破壞的國家的考慮，盟國對德國和日本分別進行了民主改革。對於(yu) 德國來說，近代意義(yi) 上的民主和自由從(cong) 來沒有成為(wei) 國民的普遍意識，日本更是一個(ge) 封建思想濃厚的國家。日本近代的明治維新著重學習(xi) 的隻是西方的物質主義(yi) ，對於(yu) 西方的民主思想不過是學了某些表象。因此，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兩(liang) 國進行民主改革十分必要。但是，基於(yu) 德、日兩(liang) 國不同的國情，以及盟國各自的利益，兩(liang) 國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擊軍(jun) 國主義(yi) 勢力上有很大差別。

　　相對盟國對德國采取的非軍(jun) 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ye) 化和民主化的所謂“四D”改造計劃，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許多後遺症。1945年9月22日，美國政府公布的《美國占領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說，美國占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有兩(liang) 條：一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wei) 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wei) 世界安全與(yu) 和平的威脅；二是日後建立尊重……美國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負責的政府”。這就決(jue) 定了美國對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轉移的。所以，盡管戰後英國和蘇聯等國都把日本天皇列為(wei) 戰犯名單的第一位，美國國內(nei) 輿論也一直要求美國政府將皇室從(cong) 日本國土中根除，然而，美國政府還是接受了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議，保留天皇製。正如麥克阿瑟所說，若把天皇列為(wei) 戰犯，將引起日本人情緒上的不滿和反抗，從(cong) 而美國至少還要增援百萬(wan) 大軍(jun) ，才能徹底重建日本，一句話，是為(wei) 了美國的利益需要。

　　戰後初期，美國也曾采取相當嚴(yan) 厲的態度去清除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的勢力和思想，後因冷戰需要，不再做進一步的努力，東(dong) 京審判就留有很大餘(yu) 地。雖然判處了東(dong) 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死刑，可像岡(gang) 村寧茨、梅津美治郎這樣的重要戰犯卻被宣布無罪，後又把一些判刑的戰犯陸續釋放。戰後日本將這些戰犯的亡靈供奉在靖國神社，固然是因為(wei) 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與(yu) 美國對戰犯的寬容處理也不無關(guan) 係。東(dong) 京審判的一個(ge) 最大錯誤就在於(yu) 天皇沒有到庭受審，客觀上等於(yu) 為(wei) 天皇開脫戰爭(zheng) 罪責，對日本國民而言，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領袖都未受到懲罰，他們(men) 也就自我原諒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為(wei) 日本民族的一種象征，有利於(yu) 美國對日本的統治，卻也成為(wei) 不負責任的象征，從(cong) 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沒有像德國一樣同過去徹底決(jue) 裂，舊的等級製度和社會(hui) 基礎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場。

　　隨著原蘇聯力量的增長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美國開始將所謂的“共產(chan) 主義(yi) 的威脅”視為(wei) 主要敵人。使美國對日本殘存的軍(jun) 國主義(yi) 勢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縱容的態度，特別是當1950年朝鮮戰爭(zheng) 爆發後，美國片麵對日媾和，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戰後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終結。

　　概言之，戰爭(zheng) 的受損程度、盟國占領體(ti) 製的差別，以及戰後民主改革的不徹底，導致日本沒有認真地去清理這場戰爭(zheng) 和曆史。

　　第二個(ge) 因素是，冷戰時期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內(nei) 政治力量的消長，也助長了日本的右傾(qing) 化。

　　在冷戰時期美蘇爭(zheng) 霸全球的“兩(liang) 極”國際格局體(ti) 係中，歐洲成為(wei) 美蘇爭(zheng) 霸的中心，兩(liang) 德則成了中心的中心，它們(men) 分屬東(dong) 西方兩(liang) 個(ge) 不同的陣營，而且被推到了美蘇爭(zheng) 霸的最前線。隨著冷戰的不斷加深，兩(liang) 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進一步確認下來了。單一的民族被分裂成兩(liang) 個(ge) 直接對抗的國家，這個(ge) 悲慘的現實時時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此乃二戰帶給他們(men) 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雖然蘇聯占領其北方四島，但它沒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於(yu) 東(dong) 亞(ya) 而免於(yu) 處在對抗的中心。日本的這一處境容易使一部分國民尤其是沒有戰爭(zheng) 經曆的年輕人忘記二戰的災難。

　　同戰後德國積極回歸歐洲、修複與(yu) 鄰國關(guan) 係的選擇不同，戰後日本並未重回亞(ya) 洲大家庭，搞好同周邊國家尤其是與(yu) 中國的關(guan) 係。相反，它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盡管冷戰時期日本與(yu) 西德都竭力尋求華盛頓的庇護，但日本更多地依賴美國。二戰後日本對外關(guan) 係的基礎即是維持與(yu) 美國的特殊同盟關(guan) 係，冷戰結束後也是如此，其與(yu) 東(dong) 亞(ya) 各國的關(guan) 係也不積極主動。當然日本的這種傾(qing) 向也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恥於(yu) 自己是亞(ya) 洲國家的一員，出現了所謂“脫亞(ya) 入歐”論，理由無非是亞(ya) 洲各國落後。此後這一思想成為(wei) 日本曆屆政府發展對外關(guan) 係的指導思想。正因為(wei) 亞(ya) 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產(chan) 生了一種認識上的錯覺，即日本可以利用亞(ya) 洲國家在發展經濟上的要求來衝(chong) 淡對過去的不愉快回憶，並用現實的經濟關(guan) 係代替對戰爭(zheng) 罪責的道歉。美國政府對此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有關(guan) 二戰罪責的敏感問題上，美國對日本遠沒有對德國那樣態度鮮明。這有三方麵原因：一是戰後出於(yu) 共同的目的結成的美日特殊關(guan) 係；二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依賴越來越強；三是美國對日本投下了兩(liang) 顆原子彈。最後一點尤其重要，日本人據此認為(wei) 自己是受害者，還有人提出要求美國對死於(yu) 原子彈的無辜平民進行賠償(chang) 。因此美國對要求日本公開道歉一類的事情總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傷(shang) 害美日關(guan) 係，這種低姿態助長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許多日本人認為(wei) 美國覺得理虧(kui) 。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產(chan) 生，覺得從(cong) 道義(yi) 上說大家都一樣，都是受害者，關(guan) 於(yu) 正義(yi) 戰爭(zheng) 的說法是錯誤的，戰爭(zheng) 本身無正義(yi) 可言，誰發動戰爭(zheng) 無關(guan) 緊要，“我們(men) 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戰爭(zheng) 的性質。

　　日本國內(nei) 政治力量的變化對其國民的反省態度也有一定影響。戰後德國的納粹黨(dang) 被徹底瓦解，國家的執政人物不僅(jin) 與(yu) 納粹沒有瓜葛，而且是反納粹的。日本則不一樣。日本的政黨(dang) 在戰時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戰後日本的曆屆內(nei) 閣都有不少重要閣僚曾在軍(jun) 部擔任過公職。東(dong) 條內(nei) 閣的工商大臣、戰後以戰犯嫌疑關(guan) 押過的岸信介，乃當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這種事在德國絕對不會(hui) 發生。

　　隨著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加之自民黨(dang) 長期執政，其右傾(qing) 政治思想已經滲入到了一般國民意識，使日本政壇和社會(hui) 被新保守主義(yi) 所壟斷。新保守主義(yi) 要求日本成為(wei) 一個(ge) “正常”的國家，並謀求在國際上有與(yu) 其實力相應的發言權，其突出表現就是修憲和“入常”。戰後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學家們(men) 獨立撰寫(xie) ，於(yu) 戰前魏瑪憲法的聯係被截然切斷。而戰後的日本憲法，是在美國人的監督和直接幹預下，依從(cong) 原帝國憲法的修改手續製定的，增加了新的內(nei) 容，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zheng) 等，卻未全麵否定原有的天皇製。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徹底的一個(ge) 方麵，給戰後日本深刻反省戰爭(zheng) 責任增加了困難。然而，即使對這樣一部憲法，新保守主義(yi) 者仍認為(wei) 現在是到了把它“還給”美國人自己的時候了。

　　第三個(ge) 原因是，日本的“恥感文化”導致日本人的善惡觀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yu) 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國分屬“恥辱感文化”和“罪惡感文化”。兩(liang) 種文化的本質差別在於(yu) ：“罪惡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可以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nei) 心的犯罪感；而“恥辱感文化”沒有向神坦白的習(xi) 慣，也沒有贖罪的儀(yi) 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來贖罪。因此，“罪惡感文化”僅(jin) 僅(jin) 依靠人內(nei) 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恥辱感文化”隻有通過外部的約束力來行善，它至少要有一個(ge) 想象的旁觀者。這種分析盡管不十分準確、全麵，卻提供了觀察這一問題的一個(ge) 視角。

　　日本的“恥辱感文化”首先表現為(wei) 一種“等級製文化”。某種程度上這與(yu) 德國相似。但在德國，國民服從(cong) 的是權威和秩序；在日本，國民服從(cong) 的是特權。日本人對人際關(guan) 係以及人與(yu) 國家的關(guan) 係所抱的整個(ge) 觀念都是建立在對等級製度的信賴之上的。可以說，沒有無所不在的等級現象也就沒有獨特的日本文化。這種等級觀念源於(yu) 家庭倫(lun) 理中“孝”的觀念。“孝”要求家人必須尊從(cong) 家長的特權，但與(yu) 中國人所理解的不同，它還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會(hui) 生活中，強調人們(men) 要處於(yu) 一種“適當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這種觀念來看待國際關(guan) 係。他們(men) 認為(wei) ，當年的侵略戰爭(zheng) 不過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個(ge) 由日本所領導的國際等級社會(hui) ，戰爭(zheng) 的失敗說明他國“不守本份”，至多是說明日本建立國際等級秩序的良好願望在現代的國際關(guan) 係中行不通。從(cong) 道義(yi) 上來說，日本沒有理由受到譴責，也不必為(wei) 發動戰爭(zheng) 而道歉。

　　“恥辱感文化”的第二個(ge) 表現是善惡觀模糊不清。他們(men) 認為(wei) 官能享受並不是一種罪惡，也不把個(ge) 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種邪惡，所有一切官能的享樂(le) ，如果都處於(yu) 一種“適當的位置”，即使給別人造成了精神和肉體(ti) 的傷(shang) 害，也不應受到責備。在日本人看來，世界並不是善與(yu) 惡相鬥爭(zheng) 的戰場。這與(yu) 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與(yu) 中國人的善惡觀念也迥然相異。美國曆史學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簡史》一書(shu) 中寫(xie) 到：“通觀日本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辨認惡的能力，或者說他們(men) 不想解決(jue) 這個(ge) 惡的問題。”由於(yu) 沒有明確的“罪惡感”，“日本政府還堅信對過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為(wei) 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決(jue) 問題”，才有了諸如“日本發動戰爭(zheng) 並非侵略”，“大東(dong) 亞(ya) 戰爭(zheng) 有助於(yu) 亞(ya) 洲的解放”等種種論調。

　　日本民族對侵略戰爭(zheng) 反省不徹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yu) 日本國民心中的神國觀念和對天皇超常的忠誠意識。“孝”與(yu) “忠”構成了日本“等級製文化”的兩(liang) 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國家主義(yi) 和軍(jun) 國主義(yi) 的教育中，對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識的培養(yang) ，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國觀念即神道教相結合，成為(wei) 一般日本國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天皇被看成是隔絕塵世、純潔無暇的善良的“父親(qin) ”，他不必為(wei) 國務大臣的任何行動負責。戰後，雖然天皇頭上的神聖光環被打碎，從(cong) 神還原為(wei) 人，但對天皇的“忠”卻成了民族的集體(ti) 無意識，並未有多大觸動。即使是那些反戰的日本人，也未把他們(men) 對天皇的崇拜與(yu) 軍(jun) 國主義(yi) 戰爭(zheng) 政策嚴(yan) 格區別，且根本不認為(wei) 天皇應負戰爭(zheng) 責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終戰詔書(shu) ”隻字未提侵略和戰敗事實，對自己的戰爭(zheng) 責任更是完全排除，並在此後的幾十年裏一直拒不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國民不願承認天皇負有戰爭(zheng) 責任，戰爭(zheng) 是由軍(jun) 部背著天皇發動的，天皇至多是沒有及時阻止戰爭(zheng) 。日本一些反對反省侵略曆史的勢力正是打著這一招牌的。

　　最後，二戰本身性質上的複雜性及戰後對國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沒有正確的曆史認知。

　　二戰是一場由若幹種戰爭(zheng) 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戰爭(zheng) ，它大致有三個(ge) 側(ce) 麵：（1）帝國主義(yi) 國家對弱小國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戰爭(zheng) ：（2）帝國主義(yi) 國家之間爭(zheng) 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戰爭(zheng) ；（3）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和法西斯陣營之間的戰爭(zheng) 。戰後日本單獨強調第二個(ge) 側(ce) 麵，企圖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義(yi) 與(yu) 非正義(yi) 、法西斯與(yu) 反法西斯的界限，從(cong) 而抹殺日本的侵略責任，甚至將日本美化成解決(jue) 者。

　　同德國戰後對納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對二戰曆史的教育，非常不嚴(yan) 肅，背離史實。許多曆史學家就強調指出，多數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這場戰爭(zheng) 是什麽(me) 樣的戰爭(zheng) 。曆史課本中也通常回避這段曆史。文部省還把“南京大屠殺”改寫(xie) 成“在日軍(jun) 占領南京後出現的大混亂(luan) 中死了許多中國士兵和平民”，刪除有關(guan) 731部隊在哈爾濱進行的細菌試驗的段落，並禁止在課本中使用“日本在亞(ya) 洲的侵略”字樣。而篡改曆史的教科書(shu) 也一再得以通過官方審定。歪曲曆史、掩蓋民族的罪行，用一種錯誤的曆史觀去教育後代，隻會(hui) 使後代對民族的曆史采取一種更加輕率的態度，更無法培養(yang) 出一個(ge) 有責任感的、取信於(yu) 世的文明民族。

　　（注：本文僅(jin) 代表作者個(ge) 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