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弊日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臘主權債(zhai) 務危機症候潛伏已久。前些年，希臘經濟的繁榮，其實是虛擬經濟和債(zhai) 務經濟結合帶來的表麵現象，就像《紅樓夢》裏的賈府，雖然表麵上的繁榮看似烈火烹油，其實內(nei) 裏早已被掏空，一遇衝(chong) 擊便“忽喇喇似大廈傾(qing) ”。究其原因，可謂“食之者眾(zhong) ，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wei) 之者舒”，與(yu) 《大學》中“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為(wei) 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經典理財思想截然相反，焉能久長？！

　　(一)“食之者眾(zhong) ”：舉(ju) 國民眾(zhong) 吃“大鍋飯”，經濟小國成“福利大國”。希臘2011年底政府債(zhai) 務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高達170%，但政府每年花在養(yang) 老、失業(ye) 和醫療等各項社會(hui) 福利上的開支卻居高難下。希臘從(cong) 小學到大學學費全免，實行全民公費醫療、全民養(yang) 老保險。希臘人平均退休年齡是53歲，每年還有長達六周的休假。在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前，希臘勞動者退休後的養(yang) 老金與(yu) 退休前的工資收入比達到95%，排名世界第三，遠高於(yu) 美國的39.4%。每到周末，希臘人經常是全家老少一同出遊，開著越野車，車上綁著遊艇，到愛琴海邊曬太陽，看上去仿佛是人間天堂。有評論說：“我在希臘從(cong) 未見人帶迪賽或普拉達以外牌子的太陽鏡，也從(cong) 未見人穿範思哲或杜嘉班納以外牌子的拖鞋。大街上跑的都是奔馳或寶馬轎車。如果有人到比泰國近的地方旅行，回來後就會(hui) 羞於(yu) 開口。”人們(men) 諷刺希臘“像個(ge) 億(yi) 萬(wan) 富翁那樣消費，可事實上連百萬(wan) 富翁都算不上” 。

　　（二）“生之者寡”：高福利侵蝕了希臘人奮鬥和創造財富的“精氣神”，助長了不勞而獲的心態。德國前總理艾哈德曾經說過，福利國家裏的民眾(zhong) 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過生活，而是依靠國家，這使得經濟發展失去了動力。希臘社會(hui) 福利製度助長了人性中好逸惡勞的一麵， 銷蝕了希臘人奮鬥創財的動力。在不工作卻能獲得大筆失業(ye) 救濟金的“誘惑”下，不少希臘人不想參加工作或幹脆裝病賦閑在家。希臘許多行業(ye) 每天隻工作4-5個(ge) 小時，一周隻工作4天。盡管加入歐元區之後的幾年，希臘經濟增長較快，但這一增長主要是由信貸消費推動的，缺乏強有力的實體(ti) 經濟支撐，政府在推動實體(ti) 經濟發展方麵的努力甚微。世界經濟論壇《2010-2011年全球競爭(zheng) 力報告》統計，在全球139個(ge) 國家中，希臘競爭(zheng) 力排名第83位，在歐盟27國中位居末席。

　　（三）“用之者疾”：公務員範圍寬泛、人滿為(wei) 患且待遇過高，大量勞動人口從(cong) 事非生產(chan) 性活動。希臘公務員不僅(jin) 包括我們(men) 通常知曉的政府管理部門的公職人員，還包括出納、教師、醫生和教士等，連碼頭工人都算公務員，總數大約為(wei) 1200萬(wan) 人，占希臘勞動人口總數的27%。他們(men) 的月基本工資平均為(wei) 2300歐元，加上各種福利、補貼後大約是7000多歐元。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種額外獎金，比如會(hui) 使用電腦、會(hui) 說外語、能準時上班等都能獲得獎金。公務員不能被辭退，退休後每年還能領14個(ge) 月的退休金，退休金甚至在公務員去世後還可以“世襲”，由其未婚或者離婚的女兒(er) 繼續領取。

　　（四）“為(wei) 之者舒”：“影子經濟”大行其道，企業(ye) 、民眾(zhong) 偷稅漏稅嚴(yan) 重。據統計，在希臘，國家無法實行稅收管理與(yu) 監控的地下經濟即“影子經濟”占GDP的37%，這意味著希臘政府每年要流失近200億(yi) 歐元的稅收。去過雅典的人都會(hui) 發現一個(ge) 奇怪的現象，那裏的房子大多是不封頂的，一束束鏽爛的鋼筋齊刷刷地指向天空。這是因為(wei) 希臘稅法規定：房子建成後要繳納建築稅。為(wei) 了避稅，雅典人就讓房子永遠“尚未完工”，其實房子裏早已住上了人，甚至已經住了若幹年、若幹代。希臘政府對“影子經濟”管理不力，甚至有些放任，因此民眾(zhong) 中偷稅漏稅現象就較為(wei) 普遍了。按照希臘2009年的納稅記錄，每10個(ge) 有收入的人中，7個(ge) 人申報的年收入都低於(yu) 15800歐元這一政府製定的貧困線水平，這樣他們(men) 就可以不繳稅。希臘人經常開玩笑說，欺騙征稅員是希臘的“國家級運動項目”。

　　“希臘聞名於(yu) 世界的將不再是曆史古跡，而是財政廢墟。”這是英國《每日電訊報》對希臘作出的評判。按照希臘政府目前的債(zhai) 務水平，未來30年間其經濟每年必須維持12％以上的增長才能還得了債(zhai) 。如果不考慮內(nei) 部緊縮政策的有效實施及外部援助的有效開展，這個(ge) 數字對希臘而言不啻為(wei) 真正的悲劇神話。

　　民主治理的危機

　　是什麽(me) 蒙住了希臘人的眼睛，讓他們(men) 變得如此急功近利，為(wei) 了眼前享受而犧牲長遠發展和後代福利呢？或許正如希臘前總理帕潘德裏歐所坦言的那樣：“希臘的危機反映了歐洲乃至全球更廣泛的危機，這是一場政治危機，是民主治理的危機。”也就是說，希臘的問題，表麵上看是受金融危機衝(chong) 擊所引致的經濟和財政問題，實質上則是希臘數代政客在西方民主模式下為(wei) 當選上台或連任，以透支國家未來為(wei) 代價(jia) 迎合選民導致的結果。“一個(ge) 把選票作為(wei) 商品來交易的政治階層，是造成希臘悲劇的原因之一。”(洛蕾塔·納波萊奧尼：《民主在希臘不靈？》，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4月26日)

　　(一)為(wei) 迎合廣大選民，執政黨(dang) 不負責任許願並不顧財政承受能力提高社會(hui) 福利水平。選民是希臘政黨(dang) 贏得執政機會(hui) 的社會(hui) 基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希臘民眾(zhong) 為(wei) 了爭(zheng) 取高福利，積極選舉(ju) 承諾實行高福利政策的政黨(dang) 上台。執政黨(dang) 為(wei) 了維護執政地位，獲取選民支持，一方麵持續增加福利，另一方麵則不斷減少稅收，每次選舉(ju) 都好像是一場究竟誰能給民眾(zhong) 更多簡單好處的比賽。減稅意味著國家收入的減少，提高社會(hui) 養(yang) 老金、醫療補貼、教育補貼等則意味著政府開支的增加，這一減一增的結果，自然是財政日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隨著民眾(zhong) 期待越來越高、社會(hui) 福利越做越大，當財政收入無法支撐社會(hui) 福利時，政府隻好舉(ju) 債(zhai) 度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希臘為(wei) 了分享加入歐盟而帶來的低利率好處，不惜通過投資銀行的幫助，利用金融手段對國家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進行“包裝造假”，到2009年遭受金融危機衝(chong) 擊再也無法遮掩，才被迫將13.6%的赤字率公諸於(yu) 世，陷入了四麵楚歌的境地。

　　（二）為(wei) 犒賞忠誠選民，執政黨(dang) 把公務員職位作為(wei) 獎品大肆派發。忠誠選民是希臘政黨(dang) 執政的政治基礎。提供公務員崗位是希臘政治家長期以來犒賞忠誠選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們(men) 時常會(hui) 向追隨者承諾：“一旦我當選，一定保證給你的孩子在政府裏謀個(ge) 差。” 這樣，無論是執政黨(dang) 連任還是更替輪換，公務員規模都會(hui) “肥胖”一圈。過去五年中，執政的新民主黨(dang) 為(wei) 報答忠誠選民，向他們(men) 提供了10萬(wan) 個(ge) 公務員崗位。據媒體(ti) 報道，2009年秋季大選前，希臘政府突然增加了2.7萬(wan) 多個(ge) 領取薪水的人，可是很多名字隻出現在工資單上，根本沒有職位和辦公地點。“十羊九牧”的狀況，進一步加劇了希臘財政支出的壓力。

　　（三）為(wei) 籠絡利益集團，執政黨(dang) 打著各種旗號維護其壟斷地位。利益集團是希臘政黨(dang) 派閥政治的經濟基礎。執政黨(dang) 一般通過以下手段籠絡利益集團：一是加強行業(ye) 管製，提高準入門檻，減少他們(men) 的競爭(zheng) 者。1974年以來，希臘共有10萬(wan) 條法規出台，平均一天就產(chan) 生8條。有評論家辛辣地評論道，希臘政府雖然在促進經濟發展上低效，但在出台加強管製方麵的法規上卻效率極高。這些法規著力維護利益集團既有的壟斷地位，將新的競爭(zheng) 者拒之門外。二是為(wei) 利益集團設立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如果你要在希臘經商，你就要付1%的開始費給律師養(yang) 老基金；如果你要為(wei) 你的產(chan) 品作廣告，你就要付20%的廣告費給記者養(yang) 老金協會(hui) ；如果你要買(mai) 票上船，你就要付10%的費用給碼頭工人養(yang) 老基金；如果你要買(mai) 一張足球賽門票，你就要付25%的錢給警察養(yang) 老基金。其中許多收費事實上給了那些已經消亡了的組織。比如，過去大船無法在一些島嶼港口停泊，旅客必須乘小船上岸。現在，大船已經可以在所有島嶼停泊了，小船已經不複存在，但乘客仍要支付子虛烏(wu) 有的小船費。據統計，希臘大約設立了1000多種收費，每年收費金額超過其GDP的30%。三是政府采購隻麵向個(ge) 別指定企業(ye) ，保護它們(men) 免受激烈競爭(zheng) 。

　　“財政是一種與(yu) 政治聯係最緊密的經濟問題，因而政治決(jue) 策必然是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陳共：《財政學》9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第6版)希臘的民主迎合和放大了選民及利益集團的貪欲，政客們(men) 散舉(ju) 債(zhai) 之財，聚私己之票。當膨脹的欲望與(yu) 短缺的資源正麵遭遇，矛盾必然激化。2010年，當希臘財長公布政府赤字率不是6%而是高達14.7%時，主權債(zhai) 務危機就此爆發，即便政府再提高利率，國債(zhai) 也難以順利發行了。即使我們(men) 把希臘為(wei) 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出台財政刺激政策的因素考慮在內(nei) ，仍然可以將“民主赤字”視為(wei) 其主權債(zhai) 務危機的最主要原因。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經濟學家布坎南曾經警示：“短缺確實是生活中的一個(ge) 現實，不能麵對這一事實的政治製度威脅著繁榮、自由社會(hui) 的生存”，這一現象在希臘出現了。

　　民主赤字

　　西方理論家一直宣稱西方民主是世上最好的政治製度，但為(wei) 何在希臘它卻導致了這麽(me) 大的問題？原因之一，是一味迎合選民的“民主”會(hui) 帶來其副產(chan) 品——不斷膨脹的“赤字”，這是包括希臘主權債(zhai) 務在內(nei) 的歐洲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後人們(men) 對西方民主反思後的共識。原因之二，或者講更深一層的分析，是希臘民主本身還是一鍋半生不熟的“夾生飯”，其“民主赤字”當然就表現得更加突出和典型了。中國晚清思想家嚴(yan) 複曾經提出“社會(hui) 有機論”，認為(wei) 社會(hui) 是一個(ge) 經濟、文化、政治彼此配合，不同環節和不同個(ge) 體(ti) 相互依存的有機組織，隻有在各方麵條件的綜合支撐下，製度才能順暢運行。西方民主也不例外，它至少是由一套國家製度和一套大眾(zhong) 參與(yu) 製度共同構成的，其國家製度主要體(ti) 現為(wei) 法治文化、公民社會(hui) 、責任政府這三大支撐要素。希臘是在1974年因為(wei) 一次革命、一場群眾(zhong) 運動、一個(ge) 軍(jun) 政府下台之後，匆忙引入了多黨(dang) 製和自由選舉(ju) ，而作為(wei) 民主支撐條件的國家製度卻付諸闕如。在這種背景下，希臘的民主更多地帶有虛假乃至民粹的成分，雖然外表上披著一襲看似華麗(li) 的選舉(ju) 外衣，但內(nei) 裏卻爬滿了“虱子”，西方民主好的一麵沒學到多少，劣的一麵卻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長期被外族奴役的曆史以及東(dong) 正教價(jia) 值觀現代轉型缺位，使得希臘現代法治文化薄弱。希臘長期被外族統治，自公元前30年以後的近兩(liang) 千年間，先後臣服於(yu) 羅馬帝國、東(dong) 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缺乏本民族獨立的政治環境，人們(men) 不敢信任法律，隻敢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1822年希臘獨立之後，以前作為(wei) 奧斯曼統治者包稅人的希臘農(nong) 村貴族搖身變成了統治集團，但其主要工作仍是征稅，且把不少稅收用於(yu) 自己的享樂(le) ，民眾(zhong) 對他們(men) 並不尊敬。在這種情況下，希臘民眾(zhong) 缺乏對國家和法律的信任，不少人以不守規矩、能鑽空子為(wei) 榮，遵紀守法的人常常被看作是傻瓜。另一方麵，希臘東(dong) 正教價(jia) 值體(ti) 係現代轉型不到位，也使得希臘文化呈現出一種非理性、依附性和保守性的特點，而這恰恰是與(yu) 現代法治文化相背離的。多數學者研究認為(wei) ，按照次序排列，最有利於(yu) 西方民主生存的文化分別是新教、歐洲天主教、拉美天主教、東(dong) 正教。希臘東(dong) 正教為(wei) 絕對精神和大一統精神所主宰，滲透著古羅馬的專(zhuan) 製傳(chuan) 統，強調等級文化，熱衷浪漫主義(yi) ，偏重於(yu) 精神上的炫耀。希臘東(dong) 正教價(jia) 值觀的現代轉型，並未產(chan) 生一種自律、理性、獨立、務實的精神。英國學者曼寧指出，民主需要秩序的平衡，而秩序需要法律的保障。法製的完善，公民法治精神的生成，政府依法治國原則的確立，均是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條件。一個(ge) 缺乏法治文化的社會(hui) ，是難以建立有序的民主製度的。

　　（二）公民社會(hui) 和中產(chan) 階級發育不良，使得民眾(zhong) 無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達利益訴求。一般而言，中等收入階層的形成與(yu) 壯大，社會(hui) 與(yu) 文化的多樣化，以及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協商性關(guan) 係的逐漸形成，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社會(hui) 基礎。在希臘，民眾(zhong) 對市場機製不推崇甚至不少人還持懷疑態度，市場經濟不發達，中產(chan) 階級占比不夠大，公民社會(hui) 發育不成熟。這種社會(hui) 結構，使得官民之間缺乏製度化的政治參與(yu) 團體(ti) 結構和製度。這就意味著在散漫無常、動沙流水般的民眾(zhong) 之上，直接矗立著政府部門；民眾(zhong) “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ge) 個(ge) 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無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達利益訴求，往往以無序狀態聚集上街對抗；政府則缺乏穩固的公民社會(hui) 基礎，呈現出一種不穩定的政治模式。

　　(三)根深蒂固的恩主—扈從(cong) 關(guan) 係的政治傳(chuan) 統，在當代演變為(wei) 政客和選民之間的“投桃報李”。在奧斯曼帝國數百年的統治下，希臘人需要尋求高官的保護，以免遭受侵害，由此產(chan) 生了恩主—扈從(cong) 關(guan) 係的政治傳(chuan) 統。獨立以來，希臘未能實現從(cong) 禮俗社會(hui) 向法理社會(hui) 的順利轉型，恩主—扈從(cong) 關(guan) 係的政治傳(chuan) 統揮之不去。1974年希臘結束軍(jun) 政府統治、實現西式民主化，但由於(yu) 傳(chuan) 統政治的影響以及政黨(dang) 製度不完善，希臘政治中恩主—扈從(cong) 關(guan) 係的影子仍然隨處可見，並演化為(wei) 政治家和選民之間的“禮尚往來”。希臘政客普遍缺乏政治使命感。希臘彼雷埃烏(wu) 斯大學教授哈爾多維利斯·吉卡斯說：“希臘大多數政客認為(wei) ，國家是一個(ge) 與(yu) 其無關(guan) 、自我運轉的強大機構。他們(men) 隻是將國家作為(wei) 其保有權力的工具，半數時間花在了電視亮相和媒體(ti) 宣傳(chuan) 上。” 政客為(wei) 得到更多選票，承諾勝選後將給特定選民更高的福利待遇或減少稅負，而該黨(dang) 派的支持者則傾(qing) 巢出動，全力為(wei) 其助選。隨著政黨(dang) 不斷輪換更替，整個(ge) 社會(hui) 福利水平亦隨之不斷提高，製度性稅收漸漸減少，舉(ju) 債(zhai) 規模越來越大。

　　行筆至此，我突然想起傳(chuan) 統家庭與(yu) 獨生子女家庭中孩子間的一般差異：傳(chuan) 統家庭或有好幾個(ge) 孩子，兄弟姐妹競相表現，積極爭(zheng) 取長輩的讚賞和喜愛；獨生子女家庭則往往變成了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長輩們(men) 相互去競爭(zheng) 一個(ge) 孩子的愛，為(wei) 此不惜滿足孩子提出的不當要求。希臘民主下的民眾(zhong) 就像“被寵壞了的獨生子女”：一方麵想享受高福利，另一方麵卻不知責任為(wei) 何物；希臘民主下的政府，就像那些獨生子女家庭中的父輩祖輩們(men) ，為(wei) 得到“孩子”的“愛”和選票而爭(zheng) 相邀寵。在這種情況下，選民“逐漸產(chan) 生從(cong) 他們(men) 的政治家那兒(er) 獲得麵包和馬戲的希望。如果政治家們(men) 不給他們(men) 提供這類東(dong) 西，他們(men) 就會(hui) 選舉(ju) 其他的政治家來取而代之。有鑒於(yu) 此，極少有政治家會(hui) 拒絕”。(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長此以往，國家便逐漸被引向了“民粹+福利”的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民主”無異於(yu) 西班牙思想家奧特加·加塞特批判的“超級民主”：“在這種民主當中，大眾(zhong) 無視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動，借助物質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強加給社會(hui) 。”

　　一葉知秋：西方民主的缺陷

　　其實不僅(jin) 是希臘，目前幾乎整個(ge) 西方世界都陷入了債(zhai) 務的泥淖之中，沒有幾個(ge) 國家不是欠了一屁股債(zhai) 的。它們(men) 之間的區別隻是債(zhai) 多還是債(zhai) 少、內(nei) 債(zhai) 為(wei) 主還是外債(zhai) 為(wei) 主、今後還得上還是還不上而已。為(wei) 此不少學者質疑：西方民主國家究竟出了什麽(me) 問題，普遍“寅吃卯糧”，民眾(zhong) 福利要求越來越高，生產(chan) 動力越來越弱？

　　我們(men) 知道，西方曆史中的民主化迄今為(wei) 止已經曆了三波。第一波民主化起源於(yu) 英國、美國和法國革命，第二波民主化主要集中在二戰後獨立的殖民地，第三波民主化則首現於(yu) 上世紀70年代的南歐。問題在於(yu) ，這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目前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過度化的問題。典型的當屬愛爾蘭(lan)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第三波民主化的南歐天主教國家，它們(men) 同希臘一樣先後陷入了主權債(zhai) 務危機之中。剖析其深層次原因，大都是在過度民主之下，選票左右了政府決(jue) 策，短期考量綁架了國家長遠利益。當然，它們(men) 情況比起希臘來要好一些，畢竟經濟塊頭比希臘大，實體(ti) 經濟基礎比希臘堅實一些，祖宗留下的老本更多一些。次典型的是第二波民主化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海地等殖民地國家，它們(men) 大都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現代國家製度尚未基本建立之前，匆忙引入了西式選舉(ju) 民主，軟弱的民選政府無力衝(chong) 破民粹主義(yi) 和利益集團的束縛和製約，無法科學製定並有效執行發展戰略，宏觀調控也力不從(cong) 心，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民粹主義(yi) +貧富分化”之中。有些西方學者稱印度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捆住了它發展的手腳。在印度多黨(dang) 議會(hui) 製之下，各黨(dang) 派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籠絡選民，爭(zheng) 取選票，他們(men) 不大可能願意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去換取國家的全局利益，加上黨(dang) 派之間爭(zheng) 吵不休、相互扯皮，許多政策難以出台，即使出台了也無力推動。哪怕是美國、英國、法國等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盡管它們(men) 是在先具備法治文化、公民社會(hui) 、責任政府等基本條件後，民主才內(nei) 源性地成長起來，但目前也麵臨(lin) 著過度民主導致的債(zhai) 台高築、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可謂積弊叢(cong) 生。

　　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的問題，主要還是其製度本身存在明顯的弱點和缺陷，主要體(ti) 現在：

　　(一)過於(yu) 偏好迎合“眾(zhong) 意”，常趨向非理性行為(wei) 。德國哲學家康德指出，民主不一定建築在理性的基礎上，更可能是建築在多數人的隨意性上。這話講得也許有些過分，但也不乏合理成分。首先，人從(cong) 來都是曆史的、具體(ti) 的，而不是抽象的、凝固的。人性中有自我的一麵，有逐利的衝(chong) 動。西方選舉(ju) 政治盡管迎合了多數人的意願，但“眾(zhong) 意”並不必然等於(yu) 最大的合理性、代表公理和正義(yi) ，個(ge) 人利益的加總也不必然形成最大的共同利益。其次，選民的思維通常是“聯想式和感情用事的”，他們(men) 容易“屈服於(yu) 非理性的成見和衝(chong) 動”（熊彼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民主主義(yi) 》，商務印書(shu) 館1979年版），缺乏對公共利益的整體(ti) 考量。第三，由於(yu) 許多選民麵臨(lin) 專(zhuan) 業(ye) 知識不夠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他們(men) 在判斷國家發展大勢和根本利益所在時，往往容易輕信和盲從(cong) 一些簡單化的觀點或短期趨利之舉(ju) 。

　　(二)抑製了政治家的專(zhuan) 業(ye) 判斷和獨立見解，往往使之短視和隨意。政治尤其是政府運作很大程度上是一個(ge) 專(zhuan) 業(ye) 領域，需要決(jue) 策者付出長期有針對性的學習(xi) 與(yu) 實踐。在西方選舉(ju) 政治之下，那些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其真知灼見常被選舉(ju) 製造的所謂“民意”所遮蔽和扼殺。而那些選舉(ju) 中獲勝的政治家，未必就擅長行政工作，更不一定就具有當好行政長官所需要的品格、知識和經驗。相反，為(wei) 了拉選票，他們(men) 往往製定和出台不合理、不科學的政策。那些真正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治國理念和政策觀點反而常被情緒化的選舉(ju) 運動所淹沒。

　　(三)易為(wei) 社會(hui) 輿論所左右，受製於(yu) 媒體(ti) 背後的利益集團。西方民主製度下的公民有一種趨附時尚的心理，其政治判斷易受社會(hui) 輿論影響。這就為(wei) 利益集團通過操縱媒體(ti) 來操縱民意，進而操縱選舉(ju) 和政府決(jue) 策提供了途徑及可能。以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為(wei) 例，他一身橫跨商界、政界、體(ti) 育界和娛樂(le) 界，特別是牢牢控製著意大利菲尼維斯傳(chuan) 播公司，加上對國有RAI電視網的控製，實際上意大利90%的電視市場都在他一手掌控之中。盡管醜(chou) 聞不斷，他仍幾度出任意大利總理。西方民主政治下，社會(hui) 輿論是如何被利益集團劫持和操縱的，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新觀察季刊》主編、尼古拉斯－伯格魯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內(nei) 森·加德爾指出：“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ti) 製——既有更多的製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換言之，一種健康的民主，要求公民做到守法自律、獨立思考，對民粹主義(yi) 政客和激進思想的蠱惑具有一定的免疫力；要求政治家具有責任意識、擔當精神、專(zhuan) 業(ye) 理性和創新能力，不是簡單地跟在選民後麵亦步亦趨，而要成為(wei) 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領路人。北歐國家瑞典、丹麥在上世紀90年代社會(hui) 福利製度也一度出現比較嚴(yan) 重的問題，其社會(hui) 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比希臘還高。但它們(men) 適時通過改革渡過了危機，如引入名義(yi) 個(ge) 人賬戶養(yang) 老金製度，對失業(ye) 保險、傷(shang) 殘保險等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等，使領取條件更為(wei) 嚴(yan) 格，減少了福利依賴；同時，大力發展實體(ti) 經濟，嚴(yan) 格稅收征管等。此次歐債(zhai) 危機中頑強屹立的德國，其國民對國家有強烈的責任感，自律性強；政治家則富有遠見和犧牲精神。如早在十多年前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就頂著巨大壓力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改革，削減薪酬、失業(ye) 、養(yang) 老等多項社會(hui) 福利，增加企業(ye) 利潤，鼓勵企業(ye) 投資，德國民眾(zhong) 則堅強地承受了改革帶來的陣痛。正是這一著眼長遠的改革使德國經濟逐步恢複了創造活力，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仍保持了強勁勢頭。如果今天我們(men) 從(cong) 特定角度來看，德國總理默克爾對歐盟改革及世界經濟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改革談何容易

　　當我把目光重新移回希臘時，不禁再次歎息——希臘不是德國，薩馬拉斯也不是施羅德和默克爾。希臘主權債(zhai) 務危機關(guan) 係歐盟經濟發展，但其解決(jue) 受到了政治生態的製約。希臘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後，歐盟與(yu)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先後6次為(wei) 希臘提供了總額超過500億(yi) 歐元的巨額援助貸款，可收效平平。2012年10月底，希臘政府提交給議會(hui) 的預算草案顯示：2013年該國債(zhai) 務與(yu) 經濟產(chan) 出的比例為(wei) 189%，2014年將達到192%，幾乎粉碎了人們(men) 到2020年希臘債(zhai) 務與(yu) GDP之比將降至120%的期望。2012年11月7日，希臘議會(hui) 以153票讚成、128票反對通過令希臘民眾(zhong) 集體(ti) 反彈的新一輪財政緊縮方案，按照紓困協議，希臘必須在2013-2014年共削減135億(yi) 歐元的預算赤字。緊縮方案雖然可能為(wei) 希臘贏得更多的救助資金，同時也可能令希臘的衰退加深，並破壞本就脆弱的三黨(dang) 聯合政府的穩定性。議會(hui) 審議期間，10 萬(wan) 人在雅典市中心憲法廣場示威，全國兩(liang) 天大罷工，公共交通停駛，學校停課，政府辦公室停工，垃圾堆積在街上。希臘民眾(zhong) 被寵慣了，節不了衣、縮不了食，財政稍一緊縮，就連續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艱難困苦乃至絕境之下，希臘能否鳳凰涅槃呢？至少目前看來，這條路是困難重重的。

　　(一)政治家把選票放在第一位，沒人敢大刀闊斧地實行與(yu) 選民意願相左的改革方案。雖然歐盟“三駕馬車”給希臘開出了緊縮的藥方，但希臘政府因在執行中遇到民眾(zhong) 的不斷反對而推進乏力。民調顯示，雖有58.7%的希臘民眾(zhong) 支持政府的緊縮計劃，但超過86%的民眾(zhong) 反對縮減養(yang) 老金及取消第14個(ge) 月工資。也就是說，政府緊縮開支可以，但不許碰我的“奶酪”。主權債(zhai) 務危機爆發以來，希臘不斷爆發全國性大罷工，強烈反對削減社會(hui) 福利，否則就威脅要停水、停電、停公交。在這種狀況下，政客們(men) 將選舉(ju) 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yu) 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men) 關(guan) 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zheng) 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ti) 化進程，他們(men) 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ju) 計票上。即使到了國家無力償(chang) 還債(zhai) 務、瀕臨(lin) 破產(chan) 之時，希臘政治家仍然奉行“拖”字訣，各政黨(dang) 還在比賽誰能給選民更多的“糖果”。希臘前總理帕潘德裏歐一度要把主權債(zhai) 務危機解決(jue) 方案交付公投。媒體(ti) 評論，這其實是以公投之名，行逃避責任之實。我們(men) 知道，將複雜的經濟事務交付公投，尤其要希臘民眾(zhong) 自己投票同意降低自己的工資、延長自己的退休年齡、放寬自己的工時、取消自己的福利補貼、自己繳更多的稅……以換取歐元區紓困，這無異是天方夜譚。默克爾對此憤怒地表示：“公投賭的是一場必輸的賭局；但胡鬧玩掉的不隻是個(ge) 人，而是歐元區及全球經濟。”希臘政治領域的改革比起經濟領域的改革更重要，但觸及的利益更深刻，也就更沒有政治家敢於(yu) 開出和吞下苦口良藥了。

　　(二)執政黨(dang) 與(yu) 在野黨(dang) 勢不兩(liang) 立、相互掣肘的政治格局，使改革方案議而不決(jue) 、決(jue) 而難行。希臘具有歐洲最兩(liang) 極化的兩(liang) 黨(dang) 製，這阻礙了通向理性、非意識形態的改革的共同努力。即使在危機麵前，希臘新民主黨(dang) 與(yu) 泛希臘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黨(dang) 仍然勾心鬥角、黨(dang) 爭(zheng) 不斷。他們(men) 慣於(yu) 向選民作出短視的政治承諾，卻難以就社會(hui) 福利改革方案達成共識。在希臘街頭的遊行隊伍中，常常可以看到反對黨(dang) 的頭麵人物，他們(men) 煽動官民對立，號召民眾(zhong) 罷工。新民主黨(dang) 和泛希臘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黨(dang) 內(nei) 部也不團結，許多黨(dang) 內(nei) 元老牢牢抱住恩主—扈從(cong) 的政治觀念不放，拒不實行可能損害他們(men) 勢力範圍的緊縮措施和結構性改革，極力捍衛“圈內(nei) 人”在公共部門的職位和福利。

　　(三)政府貪腐嚴(yan) 重使之無法凝聚改革共識，難以實施有效動員。據“透明國際”的調查報告，在全球183個(ge) 國家和地區中，2011年希臘政府清廉指數排名在第82位，位居歐盟末席。英國《金融時報》專(zhuan) 欄作家托尼·巴伯曾經講過這樣一個(ge) 故事：雅典政府某部門主管發現，手下所有職員除一人外都收受賄賂。他並未去思考如何清除腐敗，而是隻想知道一件事——其他職員為(wei) 什麽(me) 會(hui) 放過這個(ge) 唯一的老實人。嚴(yan) 重腐敗導致政府公信力弱化、領導人道德形象褪色，凝聚改革共識、實施有效動員更是無從(cong) 談起。許多希臘人質問：政府不敢改革人浮於(yu) 事的政府機構，不敢破除官僚主義(yi) 和裙帶關(guan) 係，卻要普通百姓節衣縮食，這合理嗎？他們(men) 高喊：“政府犯下錯誤，民眾(zhong) 拒絕買(mai) 單。”可是，這個(ge) 政府不正是他們(men) 這些“民眾(zhong) ”投票選舉(ju) 出來的嗎？

　　毋庸置疑，希臘人靠舉(ju) 債(zhai) 超前享受高福利的“幸福生活”已經走到了盡頭，唯有痛下決(jue) 心厲行改革並承受住改革的陣痛，才能出現轉機。德國財長朔伊布勒曾對我說：“希臘隻有被逼到牆角才會(hui) 自覺變革。”但希臘要改革的不僅(jin) 是經濟領域，還包括政治、社會(hui) 、文化領域，而且從(cong) 現在起就得動手推進。“為(wei) 使經濟重獲新生，希臘人必須重新認識、並嚴(yan) 格要求自己。這需要一代人的改變——從(cong) 道德、倫(lun) 理和政治上做起。”（約翰·斯法基納基斯：《別指望希臘還債(zhai) 》，英國《金融時報》6月10日）隻有標本兼顧、辯證施治，痼疾才能徹底治愈。但政治、社會(hui) 、文化上的改革談何容易啊！

　　（作者：財政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