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yu) 第一個(ge) 結構性變化相聯係，第二個(ge) 結構性變化是“社會(hui) 文化結構”的變化。在30多年的時間中，中國社會(hui) 的快速現代化，使中國的社會(hui) 文化結構發生了突變，呈現出五個(ge) 重要的結構性特征，即：技術化、商品化、工業(ye) 化、城市化、全球化。劇烈的社會(hui) 文化“結構性重組”，不但改變了中國社會(hui) 的麵貌、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wei) 方式，而且也改變了人的心靈、人的觀念和認知世界的方式，個(ge) 人的自主意識和自覺意識增強，個(ge) 體(ti) 決(jue) 策成為(wei) 社會(hui) 活動的主要形式之一。信息技術的運用，改變了人與(yu) 人之間相互聯係的方式，即由直接聯係向間接聯係轉變；商品化突出了“錢”在社會(hui) 生活中的地位，而曆史經驗證明，能用錢買(mai) 到的東(dong) 西越多，這個(ge) 社會(hui) 的公正性就越差；工業(ye) 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使社會(hui) 越來越成為(wei) 一個(ge) 陌生人社會(hui) ，傳(chuan) 統的熟人社會(hui) 離我們(men) 越來越遠，基於(yu) 傳(chuan) 統信任的個(ge) 體(ti) 的安全感也就越來越小。這些社會(hui) 文化結構性因素的變化所導致的一個(ge) 綜合性結果，就是社會(hui) 運行和個(ge) 體(ti) 感覺的未來不確定性增強，中國文明發展也進入一個(ge) “風險社會(hui) ”階段，要求我們(men) 在新的發展時期，在對社會(hui) 現實狀況深刻認識的基礎上，謀劃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的新的改革方略，給國家民族一個(ge) 確定的未來。

　　由於(yu) 以上兩(liang) 個(ge) 結構性變化，一方麵使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性特征顯現，社會(hui) 的文明程度提高，社會(hui) 主義(yi) 的優(you) 越性進一步展現；另一方麵，這種結構性變化無論是在個(ge) 人層麵、還是在社會(hui) 層麵，所引起的衝(chong) 擊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複雜的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需要我們(men) 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堅強的決(jue) 心深化社會(hui) 改革，推進社會(hui) 結構性重組，消解劇烈的社會(hui) 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跨越風險社會(hui) 這一必經的曆史階段。具體(ti) 來說，目前由於(yu) 社會(hui) 結構性變化所引發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簡單地講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首先，意識形態缺失或發展的核心價(jia) 值模糊與(yu) 對眼前利益或現實利益的追求共振，使社會(hui) 心理普遍失衡，社會(hui) 的浮躁心理擴散，社會(hui) 的價(jia) 值導向失靈，這種狀況必然導致整個(ge) 社會(hui) 的不確定性增強，使“風險社會(hui) ”的來臨(lin) 具備了觀念和心理基礎。

　　其次，“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與(yu) “去組織化”並行，使社會(hui) 管理與(yu) 社會(hui) 監督出現大量的空白，削弱了現代性社會(hui) 正常運行的組織化基礎，致使“風險社會(hui) ”的來臨(lin) 具有了可能的現實性。這就是說，一方麵，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ge) 人化現象的蔓延使公共組織“自我服務”狀況加劇，利用公共權力亂(luan) 收費亂(luan) 罰款謀取部門或個(ge) 人利益，致使“公共機構私化”，市場監管、社會(hui) 管理與(yu) 服務的公共責任精神下降；另一方麵，信息技術的發展與(yu) 虛擬社會(hui) 的形成，為(wei) 社會(hui) 的“去組織化”創造了技術條件，致使“組織規範或邊界”消失，個(ge) 人的自主性超越了組織規範，形成更為(wei) 個(ge) 性化的話語體(ti) 係，導致“組織話語”弱化。在這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與(yu) “去組織化”雙重擠壓的狀況下，隨著社會(hui) 的組織化程度降低和規範管理失效，必然會(hui) 導致社會(hui) 的不確定性增加和“風險社會(hui) ”的降臨(lin) 。

　　再次，個(ge) 人“主體(ti) 意識”的覺醒與(yu) “社會(hui) 階層固化”形成巨大反差。這種狀況容易造成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空置”和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空轉”的不正常狀況，“社會(hui) 改革與(yu) 發展共識”在實踐中被弱化，導致人們(men) 對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價(jia) 值和製度的信仰產(chan) 生疑惑或動搖，形成個(ge) 體(ti) 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主體(ti) 意識是現代社會(hui) “個(ge) 體(ti) 人”的最根本意識之一，這也是文明發展進步的最根本表征。在具有現代性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條件下，主體(ti) 意識就是公正意識、權利意識、平等意識等，而公正和民主正體(ti) 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意識形態的“核心價(jia) 值”，如果人們(men) 在社會(hui) 活動中感受到的製度運行狀況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的要求有距離甚至背離，社會(hui) 形成了一個(ge) “既得利益階層”，最大限度地享受著改革與(yu) 發展所帶來的實惠而不思進取與(yu) 改革，社會(hui) 就容易產(chan) 生分裂，具有社會(hui) 的團結、合作、凝聚力的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就很難實現，“風險社會(hui) ”就成為(wei) 我們(men) 必須麵對的現實形態。

　　最後，發展成果共享的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承諾或“發展預期”與(yu) 現實中貧富差距拉大的事實，最終可能造成社會(hui) 群體(ti) 的“利益分化”並動搖改革與(yu) 發展的信心，喪(sang) 失具有一致性的改革與(yu) 發展共識，促使“政府威信”與(yu) “社會(hui) 誠信”雙雙下降，社會(hui) 整體(ti) 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增加，社會(hui) 發展的未來具有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具有平等對話與(yu) 協商等具有現代性特征的、公正與(yu) 民主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公共生活領域難以形成。一旦正常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公共生活領域遭到破壞，再要凝聚改革共識就會(hui) 出現巨大的困難，社會(hui) 發展進步、民族團結、國家穩定就會(hui) 遇到風險。

　　因此，必須正視結構性變化所引發的社會(hui) 現實狀況和時代精神狀況的變化，緊緊抓住社會(hui) 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深化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並按照社會(hui) 主義(yi) 意識形態所標示的核心價(jia) 值的要求、按照人民群眾(zhong) 的需要和願望做好改革的“頂層設計”，力求在關(guan) 鍵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尋求製度突破。隻有做到改革的“綱舉(ju) 目張”，注重社會(hui) 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問題循環”的改革困局，才能使社會(hui) 主義(yi) 有一個(ge) 確定性的未來，也才能使國家民族有一個(ge) 長治久安的穩定發展局麵。

　現實的不確定性與(yu) 理性的改革路徑

　　縱觀改革與(yu) 發展全局，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最大風險是拖延必要改革的風險。換句話說，我們(men) 不能錯過改革良機。眾(zhong) 所周知，社會(hui) 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發展的趨勢是由這個(ge) 社會(hui) 固有的製度邏輯所決(jue) 定的。製度既規定了現實社會(hui) 的表現形態，也規定了從(cong) 這種現實形態中將要演變出的未來結果。所謂改革，就是在一個(ge) 社會(hui) 形態相對確定、並處於(yu) 和平建設時期的情況下，逐步發現阻礙文明進步和社會(hui) 和諧的製度缺陷或製度漏洞，並在關(guan) 鍵的製度環節上堅決(jue) 進行製度性改革。這種改革也就是波普爾所說的“社會(hui) 工藝學”，通過“社會(hui) 改造的零星工程”，以消除社會(hui) 發展所麵臨(lin) 的不確定性風險，使社會(hui) 按照自身發展的核心價(jia) 值目標運行。

　　因此，改革作為(wei) 一種“製度性改革”，是一個(ge) 具有現代性的社會(hui) 形態穩定和諧發展的根本保證，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動力。改革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有效消解社會(hui) 風險、消除人們(men) 對未來不確定性擔憂、增強人們(men) 對幸福生活預期的“社會(hui) 工藝學”方法。在中國社會(hui)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製度性改革是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形態、維護黨(dang) 的執政地位的最有效手段，也是當今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兩(liang) 個(ge) 人類主要文明形態競爭(zheng) 的重要領域，具有極為(wei) 重要的緊迫性，任何拖延必要性改革的行為(wei) ，都有可能釀成大錯，造成國家民族發展的戰略性錯誤。

　　換句話說，在信息技術和全球化時代，文明的競爭(zheng) 主要體(ti) 現為(wei) 製度性競爭(zheng) 。製度的優(you) 越性和通過製度保證的社會(hui) 公正的實現，是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文明生命力的最根本體(ti) 現。這就是說，在這個(ge) 文明衝(chong) 突複雜化、常態化，文明形態快速變動的世界上，要保持社會(hui) 主義(yi) 文明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就是要通過不斷改革，認真吸收人類文明的進步成果，按照憲法價(jia) 值和原則的要求，不斷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形成全民族的改革發展共識，進而增強全社會(hui) 的團結、合作和凝聚力。

　　目前，在國際國內(nei) 兩(liang) 個(ge) 環境因素影響下，深化改革的風險進一步加大，改革前景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這種狀況要求我們(men) 必須從(cong) 哲學高度思考當代社會(hui) 主義(yi) 的改革邏輯，對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前景有一個(ge) 明確的理論預期和製度改進方向。隻有這樣，才能使“現實”的發展趨向於(yu) “理想”的目標與(yu) 價(jia) 值，也才能使理想的價(jia) 值在實踐中真正落到實處，使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實和理想在實踐中完美地統一起來。具體(ti) 來說，尋求確定性未來和避免“風險社會(hui) ”的改革邏輯，需要從(cong) 哲學或戰略高度“重構”改革路徑。

　　首先，改革要有價(jia) 值高度。這就是說，改革要以最基本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價(jia) 值觀”為(wei) 指導，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想。近些年思想理論界關(guan) 於(yu) 改革的爭(zheng) 論觀點雜陳，難以達成共識。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個(ge) 重要原因是在當代世界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文明形勢下，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新的發展階段，關(guan) 於(yu) 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什麽(me) 、社會(hui) 主義(yi) 要發展和實現什麽(me) 、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人類文明終極價(jia) 值追求之間究竟是什麽(me) 關(guan) 係等重要理論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論述，致使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的目標價(jia) 值模糊化，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被邊緣化，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價(jia) 值空置”，難以對我國現階段社會(hui) 主義(yi) 現實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和解釋框架，對現實進行總結的理論上的“概念工具”極為(wei) 貧乏。

　　例如，“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這一概念，就有一個(ge) 如何把“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置入“市場經濟”之中並引領市場經濟沿著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在社會(hui) 的物質財富較為(wei) 豐(feng) 富的情況下，可持續發展所麵臨(lin) 的最為(wei) 緊迫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分配正義(yi) ”問題，實現社會(hui) 的“公正”問題，這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與(yu) 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在發展價(jia) 值上的最大不同。因此，我們(men) 既不能在新自由主義(yi) 的“概念工具箱”中尋找解釋中國現實的概念工具，也不能回到“傳(chuan) 統國學”中尋找似是而非的“心靈安慰”，而是要下決(jue) 心在理論上重構適應人類文明發展要求的、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現階段發展需要的社會(hui) 主義(yi) 意識形態體(ti) 係和核心價(jia) 值觀念，並按照核心價(jia) 值觀的要求，重塑改革的邏輯起點，把“公正的社會(hui) 秩序”和“人民滿意”作為(wei) 我們(men) 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的基本目標。

　　其次，改革要注重製度安排。在厘清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內(nei) 涵的基礎上，社會(hui) 主義(yi) 改革的一個(ge) 重要議題就是按照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要求著力推進製度改革，使“價(jia) 值理想”與(yu) “製度運行”相適應，防止“製度空轉”，提高製度效率，使製度運行逐步接近乃至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念。

　　我們(men) 說中國正在步入“風險社會(hui) ”，改革前景的不確定性增強，是指當前kaiyun官方地址正處於(yu) 改革的“過程風險”和“結構性風險”共存的局麵可能延續較長的時間。“過程風險”主要表現為(wei) 風險來源的複雜化，既有國內(nei) 也有國外；改革的社會(hui) 認同分裂或社會(hui) 共識流失；改革過程中“風險治理的核心”，即國家或政府權威和信任的降低；傳(chuan) 統價(jia) 值遭到破壞進而導致社會(hui) 控製功能退化等，使改革前景充滿了極大的不確定性。“結構性風險”主要體(ti) 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社會(hui) 結構性風險，即社會(hui) 公共資源與(yu) 價(jia) 值在社會(hui) 公眾(zhong) 之間分配不公正所帶來的風險；二是權力結構性的風險或權力的形成與(yu) 製約的民主機製不健全所帶來的風險，即按照社會(hui) 主義(yi) 憲法原則與(yu) 價(jia) 值，如何實現人民群眾(zhong) 在權力結構中的主體(ti) 地位，防止少數既得利益者操縱公共權力為(wei) 自身利益服務，敗壞社會(hui) 主義(yi) 公共權力的性質。因此，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改革邏輯，就是要在確定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價(jia) 值的前提下，逐步在製度安排上實現程序正義(yi) 、分配正義(yi) 和權力正義(yi) ，通過製度改革和製度邏輯的演進，逐步改變現有製度中阻礙文明進步、不符合社會(hui) 主義(yi) 價(jia) 值要求的不合理製度，並按照“社會(hui) 工藝學”的方法，一項一項地改革到位，逐步降低社會(hui) 風險，最終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想。

　　認識並承認中國社會(hui) 目前正處於(yu) “風險社會(hui) ”、改革的不確定性增強這一現實，能夠使我們(men) 全麵地、主動地采取改革措施，激發我們(men) 積極參與(yu) 改革現有製度的熱情和緊迫感，並按照改革邏輯的要求，從(cong) 價(jia) 值論述和製度改進兩(liang) 個(ge) 角度，在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guan) 鍵環節尋求突破，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實現人民的改革主體(ti) 地位，最終實現一個(ge) 人民滿意、社會(hui) 和諧、國家繁榮昌盛的“公正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給民族一個(ge) 確定性的未來。

　　注釋

　　1[德]貝克：《風險社會(hui)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頁。

　　2[英]安東(dong) 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96頁。

　　3[德]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1頁。

　　4[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93頁。

　　5、6[德]貝克，郗衛東(dong) ：“風險社會(hui) 再思考”，《馬克思主義(yi) 與(yu) 現實》，2002年第4期。

　　7參見[英]安東(dong) 尼·吉登斯：《超越左與(yu) 右》，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作者簡介】

　　竹立家，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開發。

　　主要著作：《悄悄的革命》、《文化與(yu) 超越》、《道德價(jia) 值論》、《中國政府與(yu) 機構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