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詩玲發現，在1920年代以前的中國曆史教育中，鴉片戰爭(zheng) 隻是晚清政府疲於(yu) 應付的諸多問題之一，而中國人對待這場戰爭(zheng) 的態度，也遠非愛國主義(yi) 這一種，後來的論述為(wei) 何發生了變化？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正式爆發。在中國曆史教科書(shu) 中，此役乃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戰爭(zheng) 最終失敗，不平等條約簽定，開啟了中國的百年國恥。中國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中國人民為(wei) 爭(zheng) 取民族獨立與(yu) 民主，展開了抗擊“帝國主義(yi) 及其走狗”的鬥爭(zheng) ，最終，曆史選擇了社會(hui) 主義(yi) ，選擇了中共，這項使命得以完成--這是受過9年義(yi) 務教育的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觀點。

　　硝煙散盡170餘(yu) 年，每當這場戰爭(zheng) 被提及，國人心裏都好像還會(hui) 悶聲一痛，“割地賠款”、“喪(sang) 權辱國”等教科書(shu) 裏的提法業(ye) 已成為(wei) 習(xi) 慣性的表達。即便是曾經被清廷割讓的香港回歸祖國，也未必就徹底解開了這個(ge) 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歸不久，22歲的英國人藍詩玲（Julia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國，到南京大學學習(xi) 中文與(yu) 曆史。在這個(ge) 中英兩(liang) 國簽訂《南京條約》的地方，她看了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zheng) 》，影片裏全是臉譜化的形象--殘忍陰險好色的帝國主義(yi) 者，以及正義(yi) 的、英勇抗戰的中國人，把近代中國的屈辱演繹得淋漓盡致。

　　與(yu) 此同時，在南京大學的課堂上，她的曆史教授執意提醒這位英國公民--她的祖國曾在中國為(wei) 毒品而打仗，這是一段極不道德的過去。

　　她還參觀了《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見到了普通中國人的憤怒。這一切的體(ti) 驗，讓她震驚於(yu) 那場戰爭(zheng) 竟給中國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創傷(shang) 。她說：“那是我第一次親(qin) 身體(ti) 驗到當代中國與(yu) 其曆史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此前，她僅(jin) 僅(jin) 是在英國選擇學習(xi) 中文後，上過一節論及鴉片戰爭(zheng) 的課，在整個(ge) 小學到大學，她對此一無所知。對她的國家而言，在帝國向全球狂飆突進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與(yu) 東(dong) 方古國的這場衝(chong) 突，相對於(yu) 英國對印度或非洲的剝削，隻是一個(ge) 小插曲。

　　從(cong) 那時起，藍詩玲就決(jue) 定探尋與(yu) 還原一個(ge) 盡量真實全麵的鴉片戰爭(zheng) 。

　　她開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離她在中國的震動過去14年後，她的新書(shu) 《鴉片戰爭(zheng) --毒品、夢想和中國之形成》在香港首發，她說這是最適合的首發地點。她強調：“我並不想為(wei) 英國翻案。”但對這位倫(lun) 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現代中國史教師而言，這本書(shu) 顯然不是“不想翻案”那麽(me) 簡單。

　　還原戰爭(zheng) 的複雜性

　　一方麵，藍詩玲認為(wei) 鴉片戰爭(zheng) 並非是一個(ge) 長期的陰謀，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麵，她也承認鴉片戰爭(zheng) 的非法性，“有的英國人把這場戰爭(zheng) 說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貿易為(wei) 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鴉片。在研究中，我經常為(wei) 我的前輩感到羞恥，我不認可他們(men) 的行為(wei) 。”

　　與(yu) 鋼鐵、糧食等其他貿易不同，在19世紀的中國，鴉片不僅(jin) 是一個(ge) 經濟問題，更是一個(ge) 道德問題。它是一種讓人上癮的毒品，也是一種藥品，更是一種象征身份與(yu) 地位的嗜好，中國人被稱為(wei) “東(dong) 亞(ya) 病夫”又與(yu) 之直接相關(guan) 。1881年，李鴻章曾致信英國禁煙協會(hui) ：“中國從(cong) 道德的立場看待這個(ge) 問題，而英國是從(cong) 財政的角度來看。”藍詩玲說：“從(cong) 林則徐燒了兩(liang) 萬(wan) 盒鴉片開始，戰爭(zheng) 就已經不可避免了。”對英國人來說，這筆損失的錢必須要追回，而鴉片的象征性則“把戰爭(zheng) 和情感化”，這也是中國人對這場戰爭(zheng) 難以忘懷的重要原因之一。

　　曆史通常被書(shu) 寫(xie) 為(wei) 非黑即白，戰爭(zheng) 的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戰爭(zheng) 之初甚至戰爭(zheng) 進行時，有許多中國人幫助英國人開船、準備物資、做翻譯、當特務，尤其是在東(dong) 南沿海，如寧波等地。藍詩玲發現，“當時中國人的忠誠與(yu) 利益都比較分散，並不是完全統一化”。她還引用毛澤東(dong) 的評價(jia) ：在這場戰爭(zheng) 中，中國人反對的是帝國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的走狗。

　　在臉譜化的群像中，她也嚐試還原一些性格豐(feng) 滿的個(ge) 體(ti) 人物。

　　比如英國駐華商務總督查理·義(yi) 律（SirCharlesElliot）。在中國，他被認為(wei) 是鴉片貿易的禍首，亦是鴉片戰爭(zheng) 的直接發動者之一。但藍詩玲說，“義(yi) 律是一個(ge) 孤獨的人，他沒有時間去思考自己行為(wei) 的後果。我不讚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壓力。”當時他遠離倫(lun) 敦，信件來回往往要半年，根本來不及等到上級的命令，便要應付眼下的緊急情況。義(yi) 律本人很討厭鴉片，但又支持自由貿易，因此在是否要為(wei) 鴉片開戰這一問題上多有顧慮。英國當局認為(wei) 他軟弱，而中國人則痛恨他是一個(ge) 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yi) 者。其實他比較現實，至少比他的後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實際上，在官方領域，英國和中國對鴉片戰爭(zheng) 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後果的解釋，身為(wei) 英國人，藍詩玲能否客觀描寫(xie) 這場戰爭(zheng) 呢？“這是一個(ge) 非常重要且困難的問題。”她說，“雖然身為(wei) 一個(ge) 英國人，但我並沒有感到任何利益衝(chong) 突，去為(wei) 我的祖先辯護。現在沒有人會(hui) 嚐試為(wei) 維多利亞(ya) 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辯護。此書(shu) 的目的並不是要寬恕帝國主義(yi) 施加給東(dong) 亞(ya) 的種族主義(yi) 。”藍詩玲說，“但我對鴉片戰爭(zheng) 及其後果的研究皆顯示這個(ge) 我們(men) 稱為(wei) 中國的地方是那麽(me) 的四分五裂：鴉片戰爭(zheng) 從(cong) 19世紀的中國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樣的反應，包括憤慨、自我厭惡。”

　　鴉片戰爭(zheng) 意義(yi) 論述的流變

　　20世紀，亞(ya) 洲諸國均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僅(jin) 以鴉片為(wei) 例，在印度種植，在中國內(nei) 地出售，同時波及新加坡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也因為(wei) 鴉片而改變了命運。但相較而言，以鴉片戰爭(zheng) 之名發起“牢記國恥”的曆史教育則更具有中國特色。

　　這樣迥異的曆史觀根植於(yu) 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曆史教育，即使是共同的一段曆史也有多樣化解讀的可能。“曆史不是科學，隻有19世紀的人才認為(wei) 曆史是客觀的，實際上，曆史太主觀了。”藍詩玲說，“比如，我們(men) 英國人描寫(xie) 法國大革命，也許會(hui) 更強調當時的恐怖，但法國人去寫(xie) ，則會(hui) 看成一個(ge) 為(wei) 了自由和人權的革命。”

　　與(yu) 此同時，時間也會(hui) 改變人們(men) 對曆史的看法。翻閱清末到現在各個(ge) 版本的教科書(shu) 之後，藍詩玲發現，從(cong) 1920年代開始，中國教科書(shu) 當中對鴉片戰爭(zheng) 的提法出現了變化。在那之前，鴉片戰爭(zheng) 隻是清政府諸多問題中的一個(ge) ，和新疆平叛、太平天國內(nei) 亂(luan) 等量齊觀，而中國人談論鴉片戰爭(zheng) 會(hui) 帶有更多的自我批評的色彩；在那之後，情況大不一樣，鴉片戰爭(zheng) 一躍成為(wei)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當時中國社會(hui) 的所有問題亦被統統歸咎於(yu) 帝國主義(yi) 。

　　這種變化引發了她極大的研究興(xing) 趣：到底是什麽(me) 造就了中國特色的國恥教育？

　　“一是中國政府要比原來更有自信心，覺得國家已經強大起來，也可以批評西方；二是中國仍然懷疑西方，兩(liang) 者在政治、經貿、文化等方麵仍然會(hui) 發生衝(chong) 突，政府仍然需要告訴中國人，‘西方對中國別有用心’。”

　　藍詩玲說，在中國，鴉片戰爭(zheng) 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與(yu) 中國人反抗的象征，但這場戰爭(zheng) 實際上是由一個(ge) 煩擾的皇帝、撒謊的將軍(jun) 、勾結者及務實獨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劇。“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反應比我原來想到的要靈活得多。我認為(wei) ，與(yu) 其說愛國主義(yi) 是塑造近代中國包括香港的關(guan) 鍵力量，不如說實用主義(yi) 同時也是關(guan) 鍵力量。”

　　她認為(wei) ，不能隻研究對外戰爭(zheng) ，也要研究國內(nei) 戰爭(zheng) ，並不是中國所有的問題都來自外國人，也有一些來自中國人自己。不管在哪個(ge) 國家，獨立、批評性的思維是最關(guan) 鍵的。

　　超越國族認同如何可能

　　現年36歲的藍詩玲對中國的興(xing) 趣由來已久，她畢業(ye) 於(yu) 劍橋大學中文係，後又取得現當代中國文學博士，先後在劍橋大學和倫(lun) 敦大學講授中國曆史與(yu) 文學。她還將魯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編》，張愛玲的《色戒》，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成英文。

　　“對我來講，中國是非常矛盾的地方，這裏的愛國主義(yi) 教育要比英國國內(nei) 多得多，同時，中國在很多方麵對外來世界的態度又比英國更加開放。”

　　在中國的大學裏，能講一口熟練英文的人並不少見，但在英國，即使是牛津、劍橋這樣的一流學校，絕大多數老師和同學都完全不會(hui) 中文，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翻譯的外文書(shu) 籍在英國每年的出版物中隻占2%，這一數據包括所有語種，而中國市場每年翻譯的外文書(shu) 則不計其數。

　　在為(wei) 寫(xie) 作《鴉片戰爭(zheng) 》做調查采訪時，她也發覺，很多“憤青”會(hui) 在星巴克裏點一杯咖啡，然後跟她大罵萬(wan) 惡的帝國主義(yi) 。有一次，甚至有人揚言要帶著軍(jun) 隊打到倫(lun) 敦的大英博物館，把原屬於(yu) 圓明園的文物搶回來，而采訪一結束，對方又開始向她谘詢如何申請去倫(lun) 敦留學。

　　“中國人很國際化，很實用主義(yi) 。”她把這種現象稱為(wei) “Oddhybrid”（奇怪的混血兒(er) ）。她援引一項美國的政治科學的研究結果，從(cong) 心理學上看，中國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國人強，因此也更靈活。

　　中國誤解西方，西方也誤解中國。曆史上，西方對中國素有“黃禍”之說，現在又有“中國威脅論”，藍詩玲認為(wei) 黃禍論就是威脅論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觀念，這是近年來媒體(ti) “非專(zhuan) 業(ye) 化”地渲染造成的後果。但在這種渲染的背後，是西方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尊重”--這個(ge) 擁有漫長曆史文明的大國始終和西方保持著距離，沒有全盤西化，這也許代表著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ge) 真正的他者，中國有時值得崇拜，有時又需要提防。

　　這似乎成了一個(ge) 無解的命題，東(dong) 方與(yu) 西方這樣一個(ge) 二元對立的認識框架，在曆史和現實的拖拽之下，很難浮出水麵，得到澄清，或者被規避。對此，藍詩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國人打到廣州。當時的廣州人很矛盾，一方麵很害怕，另一方麵一部分人也可以幫英國人買(mai) 東(dong) 西、開船，獲得一些利益。廣州市內(nei) 有很多中國軍(jun) 隊，但並不都是準備跟英國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還發生衝(chong) 突，人民內(nei) 部的矛盾也挺嚴(yan) 重。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國族認同沒有我想的那麽(me) 簡單劃一，並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麽(me) 清楚，中國人和英國人的觀點都比我原來想象的複雜。

　　牢記國恥比較有中國特色

　　人物周刊：國恥教育是現在中國曆史教育的一個(ge) 顯著特點，你如何評價(jia) 這種教育呢？在英國有國恥教育麽(me) ？

　　藍詩玲：我覺得強調國恥是比較有中國特色的事情，很多國家要談自己的英雄，不一定跟國恥有關(guan) 係，像勾踐，臥薪嚐膽這個(ge) 故事也跟國恥有關(guan) 係，還有林則徐。

　　人物周刊：你覺得國恥教育的目的是什麽(me) ？

　　藍詩玲：我對中國國內(nei) 關(guan) 於(yu) 百年國恥的態度是，完全應該紀念，我覺得英國人不夠了解這個(ge) 曆史，想要理解當代中國與(yu) 西方衝(chong) 突必須了解這段曆史。英國人太容易忘記這段曆史了。必須了解曆史。我覺得帝國主義(yi) 就是非常壞，沒人可以為(wei) 它辯護。但我有點質疑的是，中國的教科書(shu) 對近兩(liang) 百多年的曆史不太平衡，用很多時間去紀念百年國恥，但1949年以後的曆史紀念得比較少，比如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災難性的事件。中國近代史在國內(nei) 比較敏感。我覺得看曆史要用一個(ge) 比較全麵的視角。不能隻研究對外戰爭(zheng) ，同時也要研究國內(nei) 戰爭(zheng) ，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問題都來自外國人，也有一些來自中國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