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阿拉伯之春與(yu) 紐約之秋以及歐洲各國抗議運動匯入一個(ge) 整體(ti) 圖景，那麽(me) 2011年可能會(hui) 呈現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曆史時刻：《時代》周刊將“抗議者”作為(wei) 年度人物，《金融時報》看到了“全球憤怒”的征兆，而霍布斯鮑姆將2011與(yu) 1848年歐洲革命相提並論……也許，這是一個(ge) 政治覺醒的時刻。

　　阿拉伯之春：第四波民主化？

　　突尼斯騷亂(luan) 之初，幾乎無人預見這會(hui) 在周邊地區引發連鎖反應。畢竟，突尼斯社會(hui) 太過“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國家的典型特征。歐美的中東(dong) 問題專(zhuan) 家們(men) 謹慎告誡“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後“利比亞(ya) 不是埃及”。這一切都似曾相識。1989年討論東(dong) 歐變局問題，也有專(zhuan) 家適時提醒“X不是Y”。而到了1990年，“蘇聯絕對不是東(dong) 歐”的觀點仍然相當流行。森林中沒有兩(liang) 片相同的樹葉，但所有的樹葉仍然是樹葉。更為(wei) 困難的判斷是：哪些樹葉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被歸為(wei) 同類。每一個(ge) 舊製度的解體(ti) 都有其自身的曆史與(yu) 社會(hui) 原因，影響著政治轉變的進程，也可能導致相當不同的結局。但普遍論者或許把握了另一半真理：任何專(zhuan) 製政體(ti) 遲早都會(hui) 遭遇民主化的壓力，都會(hui) 麵臨(lin) 解體(ti) 崩潰的危機。

　　亨廷頓曾描述了一個(ge) 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從(cong) 1970年代的南歐開始直到1989－1991年間的蘇東(dong) 劇變。在此期間“民主政體(ti) ”從(cong) 四十多個(ge) 增加到一百多個(ge) ，他稱之為(wei) 民主化的“第三波”（TheThirdWave）。隨著北非與(yu) 中東(dong) 地區民眾(zhong) 抗議的蔓延與(yu) 升級，“阿拉伯之春”開始作為(wei) 一個(ge) 總體(ti) 趨勢被人討論，關(guan) 於(yu) “第四波”（TheFourth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為(wei) 引人矚目的評論者。早在克林頓和小布什執政時期，他就向當局告誡，民主化浪潮將會(hui) 波及中東(dong) 地區。當時他的預言似乎是無稽之談，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與(yu) 訪談中，福山批評了單純從(cong) 文化特殊性或發展水平來把握政治變化的理論，強調民眾(zhong) “政治意識”的重要性。他指出，許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論”，認為(wei) 阿拉伯文化的某種特性與(yu) 民主相抵觸。但目前的局勢表明，“渴望生活在一個(ge) 尊重你、賦予你基本政治權利的國家的根本衝(chong) 動（impulse）事實上是普世的”。同樣，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也無法完全化解民主訴求的壓力。就發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現相當出色（在過去二十年間這兩(liang) 個(ge) 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民眾(zhong) 抗議仍然爆發了。抗議運動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最窮苦的階層，而是來自受到教育的中產(chan) 階級，他們(men) 覺醒的政治意識使得他們(men) 無法繼續忍受“缺乏政治和經濟機會(hui) 所造成的挫折感”。福山認為(wei) 突尼斯和埃及的趨勢再次應驗了亨廷頓的“現代化的邏輯”。但與(yu) 此同時，他對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斷比熱衷鼓吹“第四波”的傳(chuan) 媒人士更為(wei) 謹慎。他在訪談中指出：“體(ti) 製建設不會(hui) 在一夜之間完成的。”在有些國家中，舊製度的崩潰可能會(hui) 導致部落戰爭(zheng) 。“我不認為(wei) 在短期內(nei) 這會(hui) 導向穩定的民主製。”

　　民主化理論的權威學者戴蒙德（LarryDiamond）教授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發表題為(wei) “阿拉伯之春以後的民主”的文章，副標題卻是疑問式的：“第四波還是虛假的開端？”文章著重分析抗議運動與(yu) 民主轉型之間的多種可能關(guan) 係，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會(hui) 在“凍結”與(yu) “融化”之間反複交替，因此“這個(ge) 動蕩時期不會(hui) 短暫，也不會(hui) 幹淨簡潔地劃定其範圍邊界”。在今後數年中會(hui) 有曲折而綿延的鬥爭(zheng) ，去確定阿拉伯世界未來的政治圖景。

　　許多西方左翼學者（包括喬(qiao) 姆斯基、齊澤克、薩米爾·阿明和佩裏·安德森等）高度重視北非與(yu) 中東(dong) 地區的動蕩局勢。但與(yu) 保守派或自由派的學者不同，他們(men) 更為(wei) 關(guan) 注民主化進程對抵抗西方帝國主義(yi) 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標是雙重的：反獨裁與(yu) 反殖民。隻有當民主事業(ye) 與(yu) 民族獨立緊密結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獨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阿拉伯地區的獨裁統治是西方霸權所扶植、支持或默許的。喬(qiao) 姆斯基說，華盛頓及其盟友的原則是“民主隻有在遵從(cong) 其戰略與(yu) 經濟的目標時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敵人的領地（搞民主）很不錯，不過請別在我們(men) 家的後院搞，除非它能被適當地馴服”。

　　那麽(me) ，如何解釋利比亞(ya) 呢？卡紮菲曾經是西方的敵人，但近年來已經向西方低頭示好。為(wei) 什麽(me) 歐美要以實質性的軍(jun) 事幹涉來支持前途未卜的反對派？保留卡紮菲這個(ge) 獨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於(yu) 西方的經濟與(yu) 戰略利益嗎？可以想象，假如西方國家在利比亞(ya) 動蕩中支持卡紮菲，西方左派同樣會(hui) 給出有力的（或許更有力的）解釋。或許正是因為(wei) 這個(ge) 吊詭的問題，才會(hui) 出現法國兩(liang) 位著名左翼理論家的分歧。當《解放報》刊登了讓－呂克·南希支持西方幹涉利比亞(ya) 的文章，阿蘭(lan) ·巴迪歐公開表示“震驚與(yu) 遺憾”：“我們(men) 必須揭示，西方轟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擊目標絕對不是卑鄙的卡紮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現在要除掉他，因為(wei) 他妨礙了他們(men) 的更高利益。”

　　安德森的文章表現出更為(wei) 精到的見解。他分析指出，中東(dong) 和北非地區一方麵受到西方帝國主義(yi) 的長期控製，一方麵在去殖民化進程中未能發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強人獨裁的暴政。這兩(liang) 個(ge) 特征是有關(guan) 聯的，但彼此並非簡單的相互衍生。美國及其盟友在這個(ge) 地區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資源和保護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製。在原則上，西方更願意與(yu) 其他國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獨裁者打交道，隻要民主派能同樣遵從(cong) 西方的霸權地位。但這在中東(dong) 和北非地區卻行不通，因為(wei) 這個(ge) 地區長期受到帝國主義(yi) 與(yu) 以色列的欺淩，民主的勝利最終會(hui) 生成強勁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議主要的訴求是在政治上鏟除暴政。“起義(yi) 的動力已經是清晰明確的，他們(men) 的目標，在最經典的意義(yi) 上是純粹政治性的：自由。”但社會(hui) 平等的訴求還不夠清晰，民族獨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認為(wei) ，這是專(zhuan) 製造成的“意識形態蛻化”的結果。但政治自由應當與(yu) 社會(hui) 平等結合起來。他也不相信，在這個(ge) 帝國主義(yi) 最明顯的地區，反帝的聲音會(hui) 一直沉寂。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會(hui) 主義(yi) 和反帝民族主義(yi) 最終應當在阿拉伯世界再度複興(xing) 。

　　占領運動：另一種民主化浪潮

　　民主抗爭(zheng) 的目標不僅(jin) 限於(yu) 獨裁專(zhuan) 製政權，而是針對一切壓製與(yu) 排斥的社會(hui) 政治機製。阿拉伯之春的風暴在秋天波及紐約。從(cong) 2011年9月開始，“占領華爾街”的抗議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國和西班牙已經開始了類似的占領抗議，英國發生了倫(lun) 敦的街頭騷亂(luan) 。在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經濟危機與(yu) 貧富加劇的現實使一大批年輕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滿挫折與(yu) 不滿。共同的憤怒終於(yu) 通過新傳(chuan) 播手段找到了集結的契機，匯成抗議的洪流，矛頭首先指向貪婪的金融寡頭。

　　許多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紛紛援手支持，或親(qin) 臨(lin) 抗議現場發表演講，或在公共媒體(ti) 上撰寫(xie) 文章。他們(men) 分享的一個(ge) 共同看法是：金融腐敗不隻關(guan) 涉經濟政策，在根本上是一個(ge) 政治問題，標誌著西方民主製度的困境甚至危機。普林斯頓大學威斯特（CornelWest）教授在演講中呼籲：“不可能將解決(jue) 華爾街的貪婪問題轉換為(wei) 提出一兩(liang) 個(ge) 具體(ti) 要求。我們(men) 現在要談的是一種民主的覺醒。”

　　兩(liang) 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占領運動中相當活躍。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教授說，“在我們(men) 這個(ge) 民主國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國民收入——這甚至是富有者也終將會(hui) 後悔的不平等。”他將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標題，犀利地揭示出當下的現實何等嚴(yan) 重地背離了美國的民主理想。他在現場演講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體(ti) 製中“損失是社會(hui) 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這不是資本主義(yi) ，這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扭曲的經濟。如果我們(men) 繼續如此，我們(men) 不會(hui) 實現經濟增長，也不會(hui) 創造出一個(ge) 公正的社會(hui) ”。克魯格曼（Paul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zhuan) 欄中連續發表兩(liang) 篇文章，反駁極端保守勢力對占領運動的攻擊。他以經濟數據為(wei) 證表明，抗議者的憤怒是正當的，針對的目標是正確的。金融寡頭沒有為(wei) 他們(men) 貪婪與(yu) 欺詐的後果承擔責任，反而利用他們(men) 的特權將金融危機的代價(jia) 轉嫁給普通納稅人。奧巴馬出台的監管方案已經過於(yu) 溫和，卻仍然遭到華爾街巨頭的抱怨。現在民主黨(dang) 有了第二次機會(hui) 重新來過。許多人批評抗議者缺乏具體(ti) 的政策目標，他同意這方麵需要改善，但認為(wei) 抗議者的基本訴求是明確的，填充細節的工作應該由政治家和政策專(zhuan) 家來承擔。

　　左翼學者在占領運動中看到更為(wei) 激進的變革可能。哈特（MichaelHardt）和奈格裏（AntonioNegri）發表文章，指出“針對公司貪婪和經濟不平等的憤怒是真實而深刻的。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場抗議是針對政治代表製的缺乏或失敗”。“如果民主（那種我們(men) 一直被賦予的民主）在經濟危機的衝(chong) 擊下步履蹣跚，無力主張大眾(zhong) 的意願和利益，那麽(me) 現在可能就到這樣的時刻——認定這種形式的民主已經老舊過時了吧？”他們(men) 在抗議運動中看到一種新穎的民主鬥爭(zheng) 可能。

　　齊澤克的演講犀利而雄辯，又是非常適宜的：他沒有宣稱自己是一個(ge) 列寧主義(yi) 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訴諸的民主不是資本主義(yi) 的民主。他宣告這個(ge) 世界上最強勁的資本主義(yi) 發生在一個(ge) 沒有民主的國家。“這意味著當你們(men) 批判資本主義(yi) 的時候，不要讓自己被人訛詐說你們(men) 反對民主。民主與(yu) 資本主義(yi) 之間的聯姻已經過去了。變革是可能的。”以民主來反對資本主義(yi) 是一個(ge) 吸引人的原則，但齊澤克承認，真正的困難在於(yu) “我們(men) 知道自己不要什麽(me) ”，卻並不清楚“我們(men) 想要什麽(me) ”以及“什麽(me) 樣的社會(hui) 組織能取代資本主義(yi) ”。他不可能充分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告誡抗議者不要隻盯住腐敗本身，而要著眼於(yu) 批判造成腐敗的體(ti) 製；呼籲人們(men) 不要陶醉於(yu) 狂歡節般的反抗儀(yi) 式，而要嚴(yan) 肅地思考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並致力於(yu) 實現自己渴望的理想。

　　2011年：覺醒的時刻與(yu) 開放的未來

　　如果將阿拉伯之春與(yu) 紐約之秋以及歐洲各國的抗議運動匯入一個(ge) 整體(ti) 圖景，那麽(me) 2011年可能會(hui) 呈現為(wei) 一個(ge) 重要的曆史時刻：《時代》周刊將“抗議者”作為(wei) 年度人物，《金融時報》看到了“全球憤怒”（globalindignation）的征兆，而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2011與(yu) 1848年的歐洲革命相提並論……也許，這是一個(ge) 政治覺醒的時刻。民眾(zhong) 的不滿從(cong) 未如此迅即而有力地轉換為(wei) 政治表達與(yu) 行動。很明顯，民眾(zhong) 越來越嚴(yan) 苛地要求正當的統治與(yu) 有效的治理，這對任何墨守陳規的政權都是一個(ge) 噩耗，無論是獨裁專(zhuan) 製政府，還是發達的自由民主政體(ti) 。

　　但新的覺醒也伴隨著新的迷茫。在1968年，西方左翼將民主的希望投射給想象中的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1989年，東(dong) 歐與(yu) 蘇聯的異議運動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ti) 中尋求未來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與(yu) 紐約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經模糊不清。覺醒的民眾(zhong) 不再接受任何獨裁專(zhuan) 製，但同時沒有現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說霍布斯鮑姆所謂“短暫的二十世紀”在1991年結束了，那麽(me) 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men) 或許正在見證阿瑞吉（GiovanniArrighi）所謂“漫長的二十世紀”走向終結。這或許是遠比人們(men) 目前所預計的更為(wei) 深刻與(yu) 久遠的曆史轉折點。托克維爾在1848年寫(xie) 道：“社會(hui) 正在改變麵貌，人類正在改變處境，新的際遇即將到來。”而新的際遇正是重新思考未來的時刻。

　　萊辛格（LawrenceLessig）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標題是“金錢如何腐化了國會(hui) ，以及一個(ge) 停止它的方案”。五十歲的萊辛格並非等閑之輩，他在二十八歲前在歐美名校完成了四個(ge) 學位。此後兩(liang) 年在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助理，然後在芝加哥、斯坦福和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擔任講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學Safra基金會(hui) 的倫(lun) 理中心主任。他同時是一名活躍的政治活動家。萊辛格認為(wei) ，美國的金權政治問題越來越嚴(yan) 重，無法靠政策層麵的改革來解決(jue) ，必須發起實質性的憲政改革。近年來他和一群學者和活動家提出“美國的第二次立憲”（SecondConstitutionoftheUnitedStates）建議，要求“重開全國製憲會(hui) 議”來修改憲法。由於(yu) 美國憲法第五條的苛刻限製，實施修憲動議非常困難。9月24日，萊辛格在哈佛大學主持召開了“製憲會(hui) 議”學術討論會(hui) ，來自各種政治派別的學者和活動家探討這一動議的必要性與(yu) 可能性。萊辛格的計劃或許帶有烏(wu) 托邦的色彩，但對美國政治進程的不滿已經蔓延到全國範圍，實質性憲政改革的要求開始受到人們(men) （包括一些議員）的重視。

　　福山是一位具有曆史哲學意識的政治科學家，他從(cong) 來注重經驗事實對理論的檢測與(yu) 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發表的文章《曆史的未來》，再次展現出他的思想抱負。這是對二十年前“曆史終結論”的反思，也是對“未來意識形態”輪廓的新構想。的確，福山從(cong) 未（如某些傳(chuan) 言所說的）完全放棄“曆史終結論”的理論構想，他仍然堅持“現代化邏輯”是強有力的，任何特定的文化傳(chuan) 統遲早都難以避免。但他現在強調，民主化的訴求並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ti) ，這必須依賴某些具有曆史偶然性的條件。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後，對工業(ye) 化國家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兩(liang) 種思潮之間的競爭(zheng) 中展開：一是致力於(yu) 實質性民主的共產(chan) 主義(yi) ，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個(ge) 人權利的前提下擴大政治參與(yu) 的自由主義(yi) 。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相信他們(men) 能贏得這場競爭(zheng) ，因為(wei) 新興(xing) 工人階級將在社會(hui) 人口的數量上占據優(you) 勢，最終會(hui) 危及保守派和傳(chuan) 統自由派。但是，兩(liang) 種意識形態競爭(zheng) 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關(guan) 鍵的變化是，在服務業(ye) 壓倒製造業(ye) 的所謂“後工業(ye) 經濟”中，工人階級不僅(jin) 在人口規模上停止增長，而且生活水準不斷上升，他們(men) 進入了“中產(chan) 階級”的行列，轉變為(wei) 另一種國內(nei) 的利益集團，可以利用工會(hui) 來保護他們(men) 早年的辛苦所得。

　　由此可見，經濟發展與(yu) 自由民主政體(ti) 的結盟要求一個(ge) 中介環節：相對平等的中產(chan) 階級成為(wei) 社會(hui) 成員的主導力量。福山的新洞見是，這個(ge) 中介環節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業(ye) 化時代資本主義(yi) 的曆史產(chan) 物。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創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調地傾(qing) 向於(yu) 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會(hui) 成員。在十九世紀，一個(ge) 數學高手很難將自己的才能轉換為(wei) 資本。但在今天，他們(men) 可能成為(wei) 金融操盤手或軟件工程師，獲取更高比例的國民財富。與(yu) 此同時，在全球化的時代，以前發達國家由中產(chan) 階級從(cong) 事的工作，現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為(wei) 便宜的方式完成。這兩(liang) 種趨勢都導致中產(chan) 階級的衰落。如果技術與(yu) 全球化的進程使得發達社會(hui) 的大多數成員不能企及中產(chan) 階級的地位，那就會(hui) 威脅自由民主的穩定性，也會(hui) 廢黜民主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說，這種趨勢已經出現了。

　　那麽(me) 出路何在？福山認為(wei) ，當代左翼思想是貧乏的，沒有對經濟變化中的發達社會(hui) 結構給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論分析，也沒有闡明一種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政治議程。社會(hui) 民主的模式已經被耗盡了，福利國家在財政上不可持續的。中國的挑戰是值得關(guan) 注的，但他仍然堅持認為(wei) 目前的中國模式難以持久維係，更無法讓別國仿效。所謂“北京共識”實際上是西方學者的發明。

　　福山自己構想了“未來的意識形態”的輪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識形態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對經濟的優(you) 勢，重申政府的正當性是公共利益的體(ti) 現，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終止利益集團對政治的支配。在經濟上，要將全球化理解為(wei) 一種必須在政治上細心控製的挑戰和機遇，要衡量全球貿易與(yu) 投資在什麽(me) 程度上對繁榮中產(chan) 階級有所貢獻。新的意識形態也必須批判現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哲學基礎（包括個(ge) 人偏好至上以及用總體(ti) 收入來度量國民福祉）。這種批判必須承認，即便勞動力市場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這些理念已經零散出現了，但需要整合為(wei) 一套融貫的理論，這將是一個(ge) 左右兩(liang) 翼的思想綜合。“替代性的敘事是存在的，等待著降生。”

　　歐盟危機與(yu) 哈貝馬斯的憲政方案

　　歐元區的債(zhai) 務危機不隻是經濟問題，已經危及歐盟的治理機製甚至歐盟本身的存在。哈貝馬斯被公認為(wei) 當今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歲的高齡挺身而出，執意捍衛歐盟的政治與(yu) 文化理想。

　　2011年6月，他聯合十八位著名學者（包括鮑曼、貝克、赫爾德和萊維等）與(yu) 政治家發表一封公開信，對歐盟政治的現狀及其造成的長程危害深感憂慮，敦促各國政府官員擔當政治領導的責任。“長期以來，歐洲領導人隻是簡單地應對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麵對危機的根源。這種就事論事的政治方式已經瓦解了歐洲的團結，在歐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開信指出，僅(jin) 僅(jin) 重複“節儉(jian) ”政策是無效的，歐洲領導人應當重返政治議程，提出南北歐地區人民都能接受的經濟改革方案。隻有新的政治才能恢複對歐洲一體(ti) 化進程的信心。

　　11月，哈貝馬斯在巴黎第五大學和歌德學院發表演講。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哈貝馬斯當時難以抑製激憤的情緒，抨擊歐洲政客和技術官僚“毫無信念”，隻是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勢，不惜犧牲歐洲一體(ti) 化的目標。而歐洲的公民變成了無力的旁觀者。他大聲呼籲“歐洲規劃不能再以這種精英模式繼續下去”。

　　他在新近發表的《論歐洲憲政》一書(shu) 中指出，權力從(cong) 人民手中滑落，技術官僚早就在籌劃一場“悄然的政變”（aquietcoupd‘état）。在歐盟的三個(ge) 主要機構中，歐盟議會(hui) 幾乎沒有影響，歐盟委員會(hui) 擱置立場而無所作為(wei) ，而真正在《裏斯本條約》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歐盟理事會(hui) ，但這是一個(ge) “從(cong) 事政治卻未被授權的政府性機構”。他擔心，歐盟的擴張、一體(ti) 化和民主化的進程有可能發生逆轉，戰後一代知識分子追求與(yu) 熱愛的歐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那麽(me) ，哈貝馬斯的解決(jue) 方案是什麽(me) ？他在《論歐洲憲政》提出，應該為(wei) 作為(wei) 整體(ti) 的歐洲製定一部憲法，為(wei) 所有歐洲人建立公民資格和投票權。如果歐洲人既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同時又是作為(wei) 整體(ti) 歐洲的公民，歐盟官員將會(hui) 更有效地被歐洲公民問責，而不是隻對各自國家的政府負責。他主張隻有同舟共濟，以更為(wei) 緊密的一體(ti) 化方案，才能克服當前危機中各自為(wei) 政的分離趨勢。無論他的憲政方案是否可行，他認為(wei) 回到過去，回到那個(ge) 相互競爭(zheng) 、彼此猜疑的民族國家的歐洲是不可思議，也是不可接受的。

　　蘇聯解體(ti) 的道德根源

　　在蘇聯解體(ti) 二十周年之際，許多學者專(zhuan) 家重新思考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緣由。美國俄羅斯研究學者阿戎（LeonAron）與(yu) 眾(zhong) 不同，不是以慣常的角度（經濟衰落，冷戰的外部壓力，不堪負重的軍(jun) 備競賽與(yu) 阿富汗戰爭(zheng) ，民族衝(chong) 突，以及戈爾巴喬(qiao) 夫個(ge) 人的作用等等）進行分析，而是從(cong) 道德意識的層麵入手，對蘇聯解體(ti) 的根源做出解釋。他在《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用了一個(ge) 很長且聳人聽聞的標題：“你以為(wei) 你知道的關(guan) 於(yu) 蘇聯崩潰的一切都是錯誤的。”

　　蘇聯解體(ti) 當然有經濟、政治、社會(hui) 等方麵的結構性原因，但阿戎指出，在1985至1989年間，這些結構性條件並沒有發生任何突然的惡化，以至於(yu) 當時很少有人預見幾年之後蘇聯的解體(ti) 。他認為(wei) ，蘇聯社會(hui) 真正的變化始於(yu) 1980年代中期，來自人們(men) 內(nei) 心的一種道德意識的覺醒：對虛假與(yu) 敗壞的精神生活狀態的厭倦、憎惡甚至憤怒，使得現存的製度與(yu) 生活方式“突然成為(wei) 可恥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

　　1987年1月，戈爾巴喬(qiao) 夫在中央委員會(hui) 的會(hui) 議上說，“一種新的道德氛圍正在這個(ge) 國家形成。”而對總理雷日科夫來說，1985年最可怕的社會(hui) 特征是其“道德狀況”：“（我們(men) ）行賄和受賄，在報告中、在新聞裏、在高高的講台上撒謊，陷落在自己的謊言中，彼此頒發勳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是如此。”戈爾巴喬(qiao) 夫後來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說：“蘇聯模式的失敗並不僅(jin) 僅(jin) 在經濟和社會(hui) 層麵，它在文化層麵上被挫敗了。我們(men) 的社會(hui) 、我們(men) 的人民，那些教育程度最高、最有思想的人，都在文化層麵上拒絕這個(ge) 模式，因為(wei) 它不尊重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壓迫人。”

　　阿戎認為(wei) ，今天莫斯科發生的抗議同樣具有深刻的道德涵義(yi) 。雖然經濟複蘇獲得了相當的進展，“但統治精英的腐敗，新式的輿論審查，以及對公眾(zhong) 意見的公然藐視，已經滋生出疏離感和犬儒主義(yi) ，開始接近（如果還未超過）1980年代早期的水平”。於(yu) 是，二十多年前的口號“我們(men) 不能再像這樣生活下去了”再次成為(wei) 人們(men) 的信念與(yu) 訴求。他將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變遷與(yu) 俄羅斯聯係起來，告誡“在現代世界，經濟進步不能代替公民的自豪與(yu) 自我尊重。除非我們(men) 牢記這一點，否則我們(men) 會(hui) 不斷感到吃驚——對後蘇聯時代的‘顏色革命’，對阿拉伯之春”以及對其他國家不可避免的民主巨變，一如當年對蘇聯的解體(ti) 一樣。

　　哈維爾的遺產(chan)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於(yu) 2011年12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西方知識界的主要報刊相繼刊登訃告與(yu) 悼文，紀念這位經曆非凡的劇作家、異議人士和政治家。他被稱作“天鵝絨革命的象征”，對東(dong) 歐劇變的貢獻以及推動捷克重返歐洲的努力都將名垂青史。然而，如果僅(jin) 僅(jin) 從(cong) 冷戰權力格局的轉變來評價(jia) 哈維爾，可能就錯失了他最重要的精神遺產(chan) 。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指出，“布拉格之春”一般被視作維護現存體(ti) 製的力量與(yu) 改革這個(ge) 體(ti) 製的力量之間的衝(chong) 突。但人們(men) 常常忘記的是，這種衝(chong) 突隻是一出漫長戲劇的最後一幕及其不可避免的結局，而這出長劇始源於(yu) “社會(hui) 的精神與(yu) 良知的劇場”。而在這出戲劇的開端，“存在著一些個(ge) 體(ti) ，他們(men) 要活在真相之中”，“這些人沒有通達實際權力的途徑，他們(men) 也不渴求權力”。

　　1990年2月，剛剛擔任總統的哈維爾在美國國會(hui) 演講，他告誡急於(yu) 要挫敗蘇聯的美國人“眼光要放遠些”。“如果在人類意識的領域中沒有一場全球性的革命，那麽(me) 在我們(men) 作為(wei) 人之存在的領域中也沒有什麽(me) 會(hui) 變得更好，世界走向災難也將不可避免。”在1991年出版的《夏日沉思》中他寫(xie) 道，“這是我的責任，去反複強調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無論這在當前聽上去多麽(me) 滑稽或虛妄。”

　　在他看來，“生活在真相之中”是人的自由與(yu) 尊嚴(yan) 的條件，這在根本上是一種精神和道德的訴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而他所理解的民主是“基於(yu) 一種完整的人性責任——對共同體(ti) 的命運做出個(ge) 人的回答”。他以一生的非凡經曆寫(xie) 下自己個(ge) 人的回答。他將作為(wei) 當代歐洲的一位偉(wei) 大公民被後人銘記。

　　帕菲特的哲學巨著問世

　　2011年2月，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德瑞克·帕菲特（DerekParfit）的《論緊要之事》（OnWhatMatters）。這是長達一千一百四十頁的兩(liang) 卷本哲學巨著。著名倫(lun) 理學家辛格（PeterSinger）稱這是“一個(ge) 重要的哲學事件”；雷丁大學哲學教授胡克爾（BradHooker）認為(wei) 這本書(shu) “可能是自從(cong) 1874年西季維克的《倫(lun) 理學方法》發表之後最為(wei) 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學著作”。

　　英國哲學家帕菲特於(yu) 1942年出生在中國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學萬(wan) 靈學院的榮休高級研究員。此前隻在1984年發表過一本著作《理與(yu) 人》（ReasonsandPersons），被（AlanRyan）譽為(wei) “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學界的重要地位。《論緊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來在哲學界廣為(wei) 流傳(chuan) 和討論。帕菲特征集各種回應批評，反複修改，直到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問世。

　　《論緊要之事》處理道德哲學中的一個(ge) 核心問題：道德判斷是否有客觀的真假可言？帕菲特針對主觀主義(yi) 與(yu) 虛無主義(yi) 的哲學潮流，為(wei) 道德客觀主義(yi) 做出了有力的辯護。他考察了三種主要的哲學傳(chuan) 統（康德、契約論和效益論），論證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道德規則最終也是可以達成最好結果的規則，因此他所闡述的“規則後果主義(yi) ”能夠更好地統合三種傳(chuan) 統。著作還收入了其他四位當代哲學家的批評意見以及帕菲特的回應。這部著作可能會(hui) 激發新一輪持久而深入的道德哲學探索。

　　明星學者弗格森引發爭(zheng) 議

　　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的新書(shu) 《文明：西方與(yu) 其餘(yu) 地方》和他以往的許多著作一樣引發爭(zheng) 議。2011年11月，印度裔英國左翼作家米施拉（PankajMishra）在《倫(lun) 敦書(shu) 評》上發表長篇書(shu) 評《小心這個(ge) 人》，尖銳批評弗格森的“白人文明優(you) 越論”。弗格森隨即投書(shu) 抗議，言稱米施拉歪曲他的觀點並影射他“種族主義(yi) 者”，要求為(wei) 這一誹謗道歉。《倫(lun) 敦書(shu) 評》在通信版麵發表了雙方的兩(liang) 次交鋒文字，仍不可開交。最後弗格森聲稱要訴諸法律。

　　弗格森1964年出生於(yu) 英國，在牛津大學畢業(ye) 。先後在劍橋和牛津大學任教。2002年移居美國，目前在哈佛大學曆史係和商學院擔任講座教授。在過去十五年間，他發表了十四部著作，其中五部被製作為(wei) 係列紀錄片在BBC第四頻道等媒體(ti) 播出。2004年他被《時代》周刊選為(wei) 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百名人物之一。此外，弗格森多年前就預言了美國會(hui) 發生嚴(yan) 重的金融危機，還發明了“中美國”（Chimerica）這一廣為(wei) 流傳(chuan) 的新術語。弗格森是高調而雄辯的新保守派史學家。他對帝國曆史的闡述常被左翼批評者認為(wei) 是“為(wei) 殖民主義(yi) 招魂”和“宣揚西方文明優(you) 越論”。

　　2011年人文社科領域的獲獎者與(yu) 辭世者

　　2011年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由德國曆史學家尤爾根·科卡（JürgenKocka）獲得（獎金約合七十八萬(wan) 五千美元）。頒獎辭稱讚科卡“是當今最重要的曆史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推動了開明和民主的製度，使他與(yu) 排外、特權和不平等相抗爭(zheng) ”。2011年度的坦普爾頓獎（獎金為(wei) 一百萬(wan) 英鎊）授予英國理論天體(ti) 物理學家馬丁·裏斯（MartinJ.Rees）。他對於(yu) 宇宙的洞見引申出圍繞人類最高希望和最深恐懼的重大問題，由此激發的精神發展正是坦普爾頓獎長期追尋的目標。

　　2011年1月25日，著名社會(hui) 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逝世，享年九十一歲。他的著作《意識形態的終結》、《後工業(ye) 社會(hui) 的來臨(lin) 》和《資本主義(yi) 文化矛盾》已成為(wei) 二十世紀的學術經典，被認為(wei) 具有“啟示錄”的意義(yi) 。無論人們(men) 對他附加了多少似是而非的標簽，貝爾清楚地將自己界定為(wei) “經濟上的社會(hui) 主義(yi) 者、政治上的自由主義(yi) 者、文化上的保守主義(yi) 者”。

　　3月9日，《華盛頓郵報》資深白宮記者、專(zhuan) 欄作家大衛·布羅德（DavidBroder）病逝，終年八十一歲。他為(wei) 該報寫(xie) 作四十餘(yu) 載，自1956年起報道每一屆美國總統大選。1973年，因報道評論“水門事件”獲得普利策新聞時評獎。

　　6月10日，九十六歲的英國作家、學者帕特裏克·雷·法默爾（PatrickLeighFermor）辭世。他被公認為(wei) “英國在世的最偉(wei) 大的旅行作家”，代表作有《禮物的時節》和《在森林和湖泊之間》。法默爾的作品融入了曆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豐(feng) 富內(nei) 涵。

　　12月15日，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美籍英國作家克裏斯朵夫·希欽斯（ChristopherHitchens）病逝，終年六十二歲。早在1970年代，希欽斯已是倫(lun) 敦的一名明星記者，爾後又成為(wei) 美國知識界許多重要報刊的專(zhuan) 欄作者，他的文筆堪稱一流，但他的立場和觀點常常引發爭(zheng) 議。希欽斯長期被視為(wei) 激進的左派，但“9·11”事件之後他宣稱與(yu) 左派立場決(jue) 裂。他逝世之後，歐美各大報刊發表大量的悼文。■

　　（作者按：本文是筆者自2003年起所作的同題係列年度報告之一。議題的選擇與(yu) 述評受到作者閱讀與(yu) 學識的局限，僅(jin) 作為(wei) 資訊供讀者參考。包括注釋的完整版將在《學海》2012年第1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