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men) 的觀念中，經濟危機總是與(yu) 社會(hui) 衝(chong) 突、政局動蕩聯係在一起。今年年初以來發生在中東(dong) 多個(ge) 國家的政治動蕩，希臘、英、法等歐洲國家的罷工、騷亂(luan) ，似乎都印證了這一判斷。在1929—1933年的“大蕭條”期間，美國也曾出現過局部動亂(luan) 。然而，作為(wei) 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在這一次經濟危機中卻基本保持了政治和社會(hui) 穩定，沒有出現明顯的動亂(luan) 和暴力事件。政局的差異源自社會(hui) 心態的不同，社會(hui) 心態的形成取決(jue) 於(yu) 製度保障、政府作為(wei) 和社會(hui) 價(jia) 值取向三方麵的條件。

　　有無基本的製度保障

　　美國素有自由放任的傳(chuan) 統。20世紀20年代，執政的共和黨(dang) 政府放棄了世紀初剛剛興(xing) 起的幹預主義(yi) ，回歸自由放任傳(chuan) 統。大蕭條前夕，這一傳(chuan) 統的複興(xing) 達到了頂點。自由放任體(ti) 製雖然具有比較健全的動力機製——私有產(chan) 權和自由市場體(ti) 係，但是缺乏相應的調節機製——宏觀經濟調控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聯邦政府無權監管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wei) ，缺乏對銀行業(ye) 、工商業(ye) 和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經營活動的調控手段，社會(hui) 保障也停留在民間慈善和地方援助的水平上。製度的缺失縱容了壟斷資本的不斷膨脹，導致兩(liang) 極分化加劇、虛假消費盛行、股市泡沫虛漲，最終促成了大蕭條的爆發。危機發生後，也缺乏有效的機製阻止危機的蔓延、緩解危機造成的損失。從(cong) 1929—1932年，國民收入從(cong) 810億(yi) 美元銳減到410億(yi) 美元，失業(ye) 率最高達到25%，民眾(zhong) 得不到基本的社會(hui) 保障和救助，無家可歸者棲身於(yu) 臨(lin) 時棚屋、地鐵站或廢棄的公共設施內(nei) ，在垃圾堆中覓食，連紐約市都出現了數十起餓死人的事例。在空前的災難麵前，美國人這個(ge) “習(xi) 慣於(yu) 把繁榮視為(wei) 慣例的民族，發現自己被驚呆了”，懷疑、無助、恐慌、絕望的社會(hui) 情緒與(yu) 日俱增，並逐漸扭曲成怨恨心理，一部分人開始以暴力來發泄不滿，反對外來移民的本土化運動、反饑餓遊行、失業(ye) 群眾(zhong) 騷亂(luan) 、地方性打砸搶事件、農(nong) 民暴動等時有發生，在某些地區，人們(men) 憤憤地議論著“革命”，倫(lun) 敦的一個(ge) 保險協會(hui) 甚至借機向美國客戶推銷暴動和內(nei) 亂(luan) 保險。

　　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與(yu) 大蕭條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節假日前夕的商場中仍然人滿為(wei) 患，周末聚會(hui) 、假期出遊照常進行。這種情形的出現與(yu) 當今美國社會(hui) 的基本製度保障有關(guan) 。自羅斯福新政至今，美國已逐漸建構起一套比較成熟的宏觀經濟調控機製和相對完善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形成了政府—市場二元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yi) 。在這套體(ti) 製下，2008年金融危機即便在最嚴(yan) 重的時期，也沒有達到大蕭條的程度。自2010年初以後，經濟開始緩慢複蘇，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和私人部門淨增100萬(wan) 個(ge) 工作崗位。近來的美債(zhai) 危機和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並沒有改變美國經濟的基本麵，美國企業(ye) 擁有創紀錄的現金儲(chu) 備，經濟實力和活力仍在。同時，各類社會(hui) 保險和福利津貼緩解了危機對民眾(zhong) 生活的震蕩性，為(wei) 民眾(zhong) 提供了潛在的方向感和依靠感，使其保持心態的健康穩定。

　　政府是否積極作為(wei)

　　任何製度總有不完善之處，人們(men) 真正不能容忍的，往往不是製度自身的缺陷，而是作為(wei) 權力主體(ti) 的政府處理問題時的冷漠態度。大蕭條期間，胡佛政府最大的失誤，就是麵對危機不知變通，固守教條，不積極作為(wei) 。其實，胡佛並非完全不作為(wei) ，但他堅守不幹預主義(yi) 的政策底線，反對聯邦政府直接介入生產(chan) 活動和社會(hui) 事務，期待通過政府引導，依靠社會(hui) 層麵、地方與(yu) 州政府的努力度過危機。他曾親(qin) 自主持勞資協商，力促勞資合作，但很快遭遇失敗；也曾向各經濟部門提供貸款，但數額很少、條件苛刻，沒有發揮什麽(me) 作用；還曾設立公共工程，呼籲各州和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工程，但當國會(hui) 通過由聯邦對個(ge) 人提供直接幫助的立法時，胡佛卻否決(jue) 了它。大蕭條源自自由體(ti) 製的根本矛盾，胡佛政府卻隻停留在間接、外圍的行動上，拒不進行體(ti) 製性的調整，結果導致了危機的延續。政府的不作為(wei) 導致民眾(zhong) 越來越急切的自我作為(wei) ，不時以小規模的騷亂(luan) 對政府施壓，一次嚴(yan) 重的衝(chong) 突是一萬(wan) 多失業(ye) 退伍軍(jun) 人向華盛頓進軍(jun) 示威，要求補發退役費所引起的武力衝(chong) 突，胡佛政府動用裝備著機槍和坦克的軍(jun) 隊才將示威者驅散。

　　不過，這樣嚴(yan) 重的衝(chong) 突在大蕭條期間也很少見，這主要是因為(wei) 胡佛政府雖然“不作為(wei) ”，卻也沒有“反作為(wei) ”，即通過權力的不規範運作為(wei) 自身牟利。人們(men) 雖然抱怨政府未能終結危機，但並不認為(wei) 是政府製造了危機。同時，美國的選舉(ju) 政治為(wei) 民眾(zhong) 留下了選擇餘(yu) 地，使多數人將變革的希望寄托於(yu) 選票而不是子彈。

　　自羅斯福新政以後，胡佛式的不作為(wei) 現象再未出現過。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民眾(zhong) 的注意力先是被總統大選吸引，不滿的情緒、變革的願望在投票中得到釋放，將以“變革”為(wei) 口號的奧巴馬推上總統寶座。奧巴馬上台後，立即推出了經濟刺激方案，並在金融監管、醫療保障、教育、能源等領域鋪開全麵的改革，使危機初期的社會(hui) 情緒得到及時紓解。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改革的實際效果成為(wei) 影響民眾(zhong) 心理的主導因素。奧巴馬政府因改革進度遲緩，尤其是未能有效解決(jue) 失業(ye) 問題而備受詬病，支持率下滑，紐約等地還出現了號稱“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對此，應該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

　　首先，奧巴馬的改革成效不佳，很大程度上與(yu) 共和黨(dang) 的阻撓有關(guan) ，而共和黨(dang) 本身也代表著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zhong) 的意願。這樣，政府與(yu) 民眾(zhong) 之間的矛盾就分散為(wei) 多元利益集團之間、一部分民眾(zhong) 與(yu) 另一部分民眾(zhong) 之間的矛盾，非理性的暴亂(luan) 由此被多元利益集團在體(ti) 製內(nei) 進行的博弈所代替。其實，抗議華爾街的活動隻是美國民眾(zhong) 表達意見、發泄情緒的一種正常渠道和常規形式，不同於(yu) 暴亂(luan) 。參與(yu) 者的心態相對平和、理性，整個(ge) 活動杜絕暴力，組織有序，對工會(hui) 的加入抱有友好但疏離的態度。而且，這場抗議運動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的影響，也正是受益於(yu) 其行動的有限性，隻有有限的目標，才能最大程度地綜合主流社會(hui) 的態度和意願，而活動一旦升級為(wei) 暴亂(luan) ，很快就會(hui) 走到終點。其次，抗議活動不提具體(ti) 目標，隻求表達意願，這意味著民眾(zhong) 將實際作為(wei) 的任務留給了政府，民眾(zhong) 要占領的是“華爾街”，而不是“華盛頓”，就表明民眾(zhong) 對政治秩序的基本信心；而奧巴馬政府對此作出的積極回應，則意在展示政府的作為(wei) 意願，並力圖變被動為(wei) 主動，將抗議運動之火引向共和黨(dang) ，借此促成自身改革目標的實現。這樣的政府，即便無法取悅於(yu) 全體(ti) 民眾(zhong) ，卻也不至於(yu) 使國家政權受到威脅。

　　社會(hui) 價(jia) 值取向：自由還是平等

　　社會(hui) 價(jia) 值取向是影響社會(hui) 心態的諸多因素中最複雜的一個(ge) ，它可以改變製度環境和政府行為(wei) 作用的方向和效果，為(wei) 社會(hui) 心態的變化增加變數。

　　美國的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體(ti) 係中包含著自由和平等兩(liang) 個(ge) 要素。傳(chuan) 統自由主義(yi) 偏重於(yu) 自由，認為(wei) 社會(hui) 平等是一種客觀現實，成功的關(guan) 鍵在於(yu) 個(ge) 人奮鬥和自由選擇權；修正自由主義(yi) 更強調平等，認為(wei) 平等權利是個(ge) 人發展的關(guan) 鍵，而這必須通過改造社會(hui) 來實現。大蕭條以前，美國的主流價(jia) 值觀一直是傳(chuan) 統自由主義(yi) 。但是，這種價(jia) 值觀在大蕭條期間受到深刻衝(chong) 擊：大範圍的長期失業(ye) 使人們(men) 意識到所謂的社會(hui) 平等根本不存在，成功靠的是“門路和幸運”，失敗是社會(hui) 體(ti) 製的弊端所致，與(yu) 個(ge) 人努力無關(guan) 。因此，個(ge) 人奮鬥的精神削弱了，通過集體(ti) 行動爭(zheng) 取平等權利的意識有所增強。於(yu) 是，原本對福利製心存厭惡的美國人在免費食物領取處排起長龍，通過小規模集體(ti) 行動、甚至訴諸暴力為(wei) 自身爭(zheng) 取權利。

　　羅斯福新政以後，以平等為(wei) 取向的新政自由主義(yi) 正式興(xing) 起。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政府幹預的不斷加強，美國主流價(jia) 值觀的平等化取向也日益強化。但是，這個(ge) 趨勢被始於(yu) 80年代初的裏根改革打斷了。作為(wei) 新右派代表的裏根總統，上台後全力推行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幹預，恢複自由市場競爭(zheng) 機製。隨著競爭(zheng) 體(ti) 製的恢複，美國民眾(zhong) 的價(jia) 值取向出現了“自由化”的回潮，這種趨勢一直延續至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自由競爭(zheng) 體(ti) 製再次遭到猛烈抨擊，平等化的價(jia) 值取向有所複蘇，“拯救人民，而不是華爾街”、“占領華爾街”等口號的提出就是這種平民主義(yi) 心態的表露。不過，這一時期的自由體(ti) 製並未像大蕭條時期那樣陷於(yu) 癱瘓、停擺，基本上維持著正常運行，失業(ye) 率雖然高達10%，但隻要堅持，還是能找到工作的。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民眾(zhong) 一直置身於(yu) 競爭(zheng) 壓力的漩渦之中，因而對於(yu) 危機帶來的壓力能較快適應。因此，今天的美國人雖然也批判社會(hui) 不公，但多數仍秉承自由取向的價(jia) 值觀，工作意願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強了，力圖通過更大的努力、更好的表現找到理想的工作或保住飯碗，維持體(ti) 麵的生活，不願將時間浪費在牢騷抱怨、尋釁滋事中。

　　價(jia) 值觀念的平等化轉向起源於(yu) 自由體(ti) 製出現問題之際，有助於(yu) 推動資本主義(yi) 製度體(ti) 係的完善。但是，一旦政府幹預過度，抑製了自由競爭(zheng) 、形成了保護主義(yi) ，就會(hui) 腐蝕自由獨立的精神和責任意識，助長社會(hui) 依賴心理，這不但將削弱社會(hui) 競爭(zheng) 力，還易於(yu) 導向非理性的集體(ti) 行動。在一些歐洲福利國家，盡管其社會(hui) 保障水平遠高於(yu) 美國，但由於(yu) 民眾(zhong) 的依賴心理很強，所以當經濟危機將福利改革提上日程、損害其切身利益時，社會(hui) 心態的波動反而比美國大得多。因此，健全的製度體(ti) 係並非保障越多越好，而是要達到市場競爭(zheng) 與(yu) 政府幹預的平衡；負責任的政府也不是要替代社會(hui) ，而是要維護機會(hui) 平等，支持社會(hui) 獨立，促成自由精神與(yu) 平等意識平衡發展的價(jia) 值觀。

　　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社會(hui) ，經濟危機有時是不可控的，但社會(hui) 與(yu) 政治危機卻是可控的。健全的製度體(ti) 係、負責任的政府行為(wei) 、平衡的價(jia) 值觀念，有助於(yu) 塑造健康、成熟的社會(hui) 心態，在外部經濟危機與(yu) 內(nei) 部社會(hui) 秩序之間築起一道隔離層，維護社會(hui) 秩序的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