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過去一周年了。這一事件對我個(ge) 人來說具有很特殊的意義(yi) ，去年那個(ge) 時候我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我和美國人民一起經曆了那個(ge) 驚心動魄的時刻。當時我就在波士頓，甚至存在一種可能，成為(wei) 恐怖事件犧牲品。因為(wei) 在9月初的時候，我想去黃石公園旅遊，打算參加秋季閉園前的最後一班旅行團。如果這樣的話，我就會(hui) 在9月11日這天坐飛機從(cong) 波士頓到洛杉磯，很有可能坐上那架撞上世貿大樓的聯合航空公司的航班。真是陰差陽錯，在最後辦理時那班旅行團名額滿了，於(yu) 是就提前一班出發。正是在黃石公園的時候，我聽到了這一震驚世界的恐怖事件。

　　之後，我從(cong) 洛杉磯回波士頓的時候，又恰巧搭上“9·11”之後波士頓羅根國際機場恢複開放的第一個(ge) 航班。回到波士頓，正是早上6點多鍾，機場舉(ju) 行了一個(ge) 盛大的歡迎儀(yi) 式，當地的電視台全部出動，前來采訪。我突然感覺到，“9·11”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在美國坐飛機，就像英雄一樣。

　　感恩節的時候我去紐約，盡管離“9·11”慘案已有兩(liang) 個(ge) 月，但現場仍是十分令人恐怖。這種衝(chong) 擊感是你無法在電視和照片中能感受得到的。你會(hui) 真切感受到，人類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創傷(shang) 。這個(ge) 創傷(shang) 的傷(shang) 口到今天還在繼續發痛。

　　如今全世界都在反思“9·11”，大家都在思考這樣一個(ge) 問題——“9·11”對整個(ge) 世界究竟意味著什麽(me) ？這使我想起了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2000年）曾經刊載的一組專(zhuan) 題文章。其中，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教授在其文章中談到：一個(ge) 新世紀的來臨(lin) ，並不是以一個(ge) 自然的時間為(wei) 開始的，而是以某一個(ge) 重大的事件為(wei) 標誌的。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開始的標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麽(me) 二十一世紀開端的標誌是什麽(me) ？他當時沒有說。“9·11”以後，金教授給我打電話，對我說：“二十一世紀開始了。”聽了這句話，我同樣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是否新的世紀並不會(hui) 給人類帶來繁榮、和平、發展、富強，而是會(hui) 帶來一種新的自相殘殺的恐怖？是否“9·11”意味著一個(ge) 新世紀的惡兆？

　　的確，環顧四周我們(men) 可以看到，“9·11”以後的這一年世界並沒有變得太平，反是變得更加動蕩不安。阿富汗的戰爭(zheng)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無休止的衝(chong) 突，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肉炸彈”……“9·11”的陰影繼續籠罩著整個(ge) 人類。我們(men) 不得不從(cong) “9·11”事件的本身來反思，我們(men) 這個(ge) 世界到底出了什麽(me) 問題？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這樣連綿不絕的恐怖主義(yi) 和戰爭(zheng) ？這是我們(men) 今天需要討論與(yu) 深思的問題。

　　“文明與(yu) 野蠻的衝(chong) 突”？

　　“9·11”以後，網上有一群中國知識分子發表宣言，宣稱“9·11”不是文明之間的衝(chong) 突，而是文明與(yu) 反文明、文明與(yu) 野蠻的衝(chong) 突，他們(men) 把“9·11”事件定性為(wei) 對現代文明的挑戰。從(cong) 譴責恐怖主義(yi) 的角度來說，這樣一種思路是可以理解的。誰都不會(hui) 同情恐怖主義(yi) ，都讚同恐怖主義(yi) 是對現代文明基本規則的一個(ge) 挑戰。但是，對於(yu) 以理性反思為(wei) 己職的知識分子來說，不能僅(jin) 僅(jin) 局限在這樣一種政治家式的政治表態，我們(men) 不得不追問：為(wei) 什麽(me) 恐怖主義(yi) 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在一個(ge) 所謂全球化、文明普世化的世界裏，依然能夠大行其道，這究竟是為(wei) 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野蠻的本性卻隨著現代性在繼續蔓延，這又是為(wei) 什麽(me) ？難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惡總是與(yu) 善在並行發展，同步增長？艾森斯塔特專(zhuan) 門有一篇文章討論野蠻主義(yi) 與(yu) 現代性的關(guan) 係，中文翻譯發表在《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上，他深刻地指出：野蠻主義(yi) 不是前現代的遺跡和黑暗時代的殘餘(yu) ，而是現代性的內(nei) 在品質，體(ti) 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麵。野蠻主義(yi) 有多種：暴力、侵略、戰爭(zheng) 和種族滅絕。恐怖主義(yi) 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極端形式而已。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恐怖主義(yi) ？是不是我們(men) 簡單把它定性為(wei) “野蠻”，問題就能解決(jue) ？當時布什政府覺得恐怖主義(yi) 的根源在本·拉登，在阿富汗。現在我們(men) 可以看到，本·拉登所指揮的這個(ge) 恐怖主義(yi) 組織“alQaeda”基本上已經被打得無還手之力，阿富汗也已改朝換代，不再成為(wei) 恐怖主義(yi) 的大本營。但是這個(ge) 世界並不因此而太平，類似像“9·11”的慘案繼續發生在中東(dong) ，發生在耶路撒冷。顯然，對付恐怖主義(yi) ，並不是簡單地用戰爭(zheng) 、武力或道義(yi) 譴責的方式就可以改變的，在當今世界有它深刻的淵源與(yu) 溫床。如果溫床繼續存在，不管你道義(yi) 或武力再強大，恐怖主義(yi) 依然是殺不光、滅不絕的。因此，我們(men) 不得不從(cong) 現代性的角度來討論恐怖主義(yi) 的淵源。雖然從(cong) 文明與(yu) 反文明的角度來說，恐怖主義(yi) 和現代性是一對衝(chong) 突。然而正如艾森斯塔特所分析的，恐怖主義(yi) 恰恰是現代性的產(chan) 物，或者說是對現代性、全球化的一個(ge) 絕望的反應。

　　在我看到的所有關(guan) 於(yu) “9·11”的分析中，哈貝馬斯對“9·11”事件的判斷是最發人深省的。“9·11”以後不久，哈貝馬斯在接受“德國書(shu) 業(ye) 和平獎”的演講辭裏深刻地指出，“9·11”事件“觸動了世俗社會(hui) 深處一根宗教的神經”。也就是說，這個(ge) 世俗社會(hui) 意味著全球化，整個(ge) 現代化發展到了任何一個(ge) 角落，不管你是什麽(me) 民族、什麽(me) 國家、什麽(me) 部落，你是什麽(me) 文化，你相信什麽(me) 宗教，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經濟水準，現代化都極大地改變了你原來的社會(hui) 生活、經濟生活；它把資本主義(yi) 化的消費主義(yi) 意識形態、資本主義(yi) 化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以及現代的人際關(guan) 係帶到了世界各個(ge) 角落，這與(yu) 很多地區原有的宗教、生活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衝(chong) 突。現代化的擁護者原以為(wei) 現代化可以解決(jue) 一切問題，但是，現代化無法解決(jue) 一個(ge) 很重要的人生問題：“人生的意義(yi) 在哪裏？”，這是現代性無法解決(jue) 的。這一問題的答案，本來是宗教所提供的，另一方麵，現代性也無法回應人們(men) 的一個(ge) 集體(ti) 認同的問題。整個(ge) 全球化使得世界變得越來越單一化：大家看的是同一個(ge) 好萊塢電影，享受的都是同一種生活，吃的是麥當勞，穿的是同一個(ge) 名牌，但是這些東(dong) 西並不能解決(jue) 人的心靈深處的一個(ge) 信仰問題，也無法解決(jue) 他自身的認同問題。這些信仰、認同顯然無法從(cong) 這樣一種普世化的世俗意識形態中尋找答案，它還得回到原來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或者宗教傳(chuan) 統裏尋找。在世俗化社會(hui) 裏，宗教問題不僅(jin) 沒有被消解，而且越來越尖銳化。

　　韋伯曾說過：“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個(ge) 除魅的過程。”這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wei) 在一個(ge) 現代性社會(hui) 裏，宗教、信仰不再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而應理解為(wei) 在現代生活裏，這些問題已經被剔除到公共生活之外，完全成為(wei) 私人的問題。你個(ge) 人信仰什麽(me) ，完全是你私人的選擇，公共生活並不給你提供標準的答案，問題在於(yu) ，人生的意義(yi) 個(ge) 人是無法解決(jue) 的，宗教的問題永遠是一個(ge) 與(yu) 公共生活有關(guan) 的問題，但是現代性卻完全把它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這使得個(ge) 人更處於(yu) 某種孤獨、彷徨之中。他們(men) 要在公共生活、集體(ti) 生活中重新尋找他們(men) 的依歸，所以，在世俗生活裏宗教問題重新以另外一種形式日益尖銳化起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shu) 裏專(zhuan) 門講道：這幾十年來，整個(ge) 世界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教徒在增長，其中，增長最大的是基督教徒和伊斯蘭(lan) 教徒。確實，當今世界的很多衝(chong) 突，它的背後如哈貝馬斯所說的——有一根“宗教的神經”。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需要回過頭來看：為(wei) 什麽(me) 這些年來的衝(chong) 突，特別是“9·11”事件，恐怖主義(yi) 很多是源自於(yu) 阿拉伯，有伊斯蘭(lan) 文化的背景的？當然我很不讚成本·拉登把“9·11”的攻擊渲染為(wei) 一場所謂伊斯蘭(lan) 教對基督教的“聖戰”，布什一度與(yu) 拉登同一腔調，把對阿富汗的戰爭(zheng) 宣稱為(wei) 一場新的“十字軍(jun) 東(dong) 征”。我們(men) 無法把“9·11”對抗說成是兩(liang) 種不同宗教之間或者兩(liang) 種文明——基督教文明與(yu) 伊斯蘭(lan) 文明之間的對抗。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即使在伊斯蘭(lan) 文明內(nei) 部也很複雜，他們(men) 中絕大部分，除極端派、原教旨主義(yi) 者外，都不讚成這樣一種恐怖主義(yi) 方式。顯然恐怖主義(yi) 並不能代表伊斯蘭(lan) 文明。但是，恐怖主義(yi) 的出現又是與(yu) 文明衝(chong) 突有著密切關(guan) 係。

　　這方麵我看到的最好的文章，是今年《二十一世紀》雜誌二月號發表的法國籍伊朗學者霍斯羅哈瓦爾的《殉道者的新形式》一文。為(wei) 什麽(me) 在伊斯蘭(lan) 文化中出現這樣一種“殉道”精神？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多人願意以自己的肉身來完成一樁恐怖主義(yi) 事件？有這麽(me) 多人甘當“人肉炸彈”？我們(men) 發現，製造“9·11”的恐怖分子中的一些主要成員，很多人是富家出身，不是因為(wei) 貧窮而起來“革命”。他們(men) 長期居住在歐洲或美國，都受過良好的西方教育，與(yu) 西方人一樣享受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和安全和平的製度。這批按照世俗的理解都是很幸福、很幸運甚至很有成就感的年輕人，為(wei) 什麽(me) 會(hui) 受到本·拉登的誘惑去幹一件按照理性的行為(wei) 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呢？顯然，我們(men) 無法用“瘋狂”、“失去理性”這些現代精神病學的簡單詞匯來描述他們(men) 。這位伊朗裔的學者分析說：對於(yu) 很多絕望的“殉道者”來說，在現代性發生以前，他們(men) 的生活是很圓滿、充分的，他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真主所庇護的世界。也許那時的生活不象現在這麽(me) 富足，但是在真主的世界之中，他們(men) 能夠獲得一種有意義(yi) 的生活。在阿拉伯世界被迫世俗化以後，原來的神聖的生活與(yu) 世俗化的生活產(chan) 生了很大的斷裂。尤其在整個(ge) 世界範圍裏、在強勢的西方文明的籠罩之下，伊斯蘭(lan) 文化有意或無意地被描繪成一種傳(chuan) 統的或落後的生活方式。他們(men) 在這個(ge) 世俗的世界裏，不再有神聖感。富裕的生活並沒有使他們(men) 因此獲得自身精神的尊嚴(yan) ，在麵對外部世界的時候，不僅(jin) 沒有享受到尊嚴(yan) ，反而倍受屈辱。而且，原來神聖的宗教世界在世俗化衝(chong) 擊之下，逐漸解體(ti) ，變得異常複雜，無法支撐其個(ge) 人的完整信念。在他們(men) 看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wei) 美國或以色列這些“惡魔”給伊斯蘭(lan) 世界帶來了災難。在一種孤獨、無助、絕望的情境下，最後他們(men) 隻能采用一種最傳(chuan) 統、最激烈的方式——“殉道”。“殉道”作為(wei) 一種報複，其所獲得的結果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他們(men) 無非是通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通過自己有限的肉身，向真主證明自身的價(jia) 值。所以，在這樣一種恐怖行為(wei) 的背後有著某種神聖性。神聖性在世俗社會(hui) 裏對一部分有宗教情懷的人來說，反而愈加顯得需要，這是維係他們(men) 在現代世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元素。關(guan) 於(yu) 這一點我們(men) 中國人很難體(ti) 會(hui) ，因為(wei) 中國人沒有宗教感。但是，在中東(dong) 這樣一個(ge) 有幾千年宗教傳(chuan) 統的地區來說，你很難想象一種沒有宗教的生活是多麽(me) 不能忍受，即使這種生活是富裕的。

　　中東(dong) 被描述為(wei) “文明衝(chong) 突的斷層線”，在這裏宗教之間的衝(chong) 突表現得異常緊張。阿拉伯和猶太人之間糾纏了幾千年曆史的恩恩怨怨，我們(men) 很難用簡單的“是”與(yu) “非”來加以衡斷。這是一個(ge) 宗教的世界，我們(men) 無法避開宗教來談他們(men) 之間的恩怨。我這樣說並不是意味著同情恐怖主義(yi) ，而是隻有真正認識到這一層，我們(men) 才能理解如何消除恐怖主義(yi) 的根源。這個(ge) 根源是與(yu) 現代性聯係在一起的。現代性在造就整個(ge) 世界的輝煌，特別是物質的輝煌的同時，也使得信仰、宗教的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在這個(ge) 意義(yi) 上，“9·11”以後再回頭看亨廷頓前幾年的驚世駭俗的論斷“文明的衝(chong) 突”時，已不是用簡單的批評就可以掩蓋起來的“狂言”。就像亨廷頓後來反複說明的，關(guan) 於(yu) 文明的衝(chong) 突實際上是一個(ge) 所謂關(guan) 於(yu) 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在他看來，世界總是處於(yu) 一種衝(chong) 突之中，在不同的時段裏衝(chong) 突的中軸線是不一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主要是歐洲範圍裏民族國家的衝(chong) 突；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軸線變為(wei) 冷戰的意識形態的衝(chong) 突，即所謂資本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之間的兩(liang) 大陣營的衝(chong) 突。80年代末蘇東(dong) 解體(ti) 以後，怎樣來重新理解、解釋這個(ge) 世界的政治？他們(men) 之間的衝(chong) 突淵源在哪裏？亨廷頓以他的睿智發現文明的衝(chong) 突可能是今後主宰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衝(chong) 突的淵源。當然這種赤裸裸的論調後來受到了很大的反彈，亨廷頓後來解釋說自己並不是要鼓吹文明衝(chong) 突。“9·11”後他再三強調“9·11”事件不是文明衝(chong) 突。他堅持這個(ge) 預言是要提醒人們(men) 注意到文明衝(chong) 突的威脅，我們(men) 需要文明之間的對話。不管我們(men) 的心靈多麽(me) 善良，希望文明之間不應該或者不會(hui) 有衝(chong) 突，但是文明之間不同的宗教、文化由於(yu) 對世界的不同理解會(hui) 產(chan) 生很多分歧。這些分歧如果與(yu) 民族國家利益的衝(chong) 突糾結在一起的話，會(hui) 對整個(ge) 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是我們(men) 無法回避的。因此我們(men) 對“9·11”事件的反思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在一個(ge) 簡單的所謂文明和野蠻之間的衝(chong) 突，必須從(cong) 文明深處來觀察它，從(cong) 而才能真正地在文明的夾縫中間根除恐怖主義(yi) 的根源問題。

　　西方基督教文明攜持著強大的西方世俗主義(yi) 力量以及它的一套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獲得壓倒性優(you) 勢。無論是它的主流語言——英語，還是消費主義(yi) 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以及現代科層管理製度等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地位，成為(wei) 一種所謂普世化的力量。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其它的文明如何自處？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解決(jue) 認同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如我剛才分析的，恐怖主義(yi) 的淵源是不能消除的。

　　文明與(yu) 文明之間存有著巨大的裂痕，在終極的價(jia) 值上很多是不可通約的。當今世界的問題就在於(yu) 整個(ge) 世界的經濟一體(ti) 化、資訊一體(ti) 化，但人們(men) 對世界的看法、對世界的觀察、對自身意義(yi) 的理解的分歧卻越來越大。在曆史的表層，世界像網絡一般結合在一起，但是在深層之間，彼此間有著不同的“根”，這些根與(yu) 根之間沒有關(guan) 聯，甚至互相很陌生，沒有基本的對話。缺乏對話的因素很多，語言的隔閡、文化的隔閡、對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各種東(dong) 方主義(yi) 、西方主義(yi) 的偏見。二十一世紀比起過去任何一個(ge) 時代，不同地區的人們(men) 之間彼此更需要連接在一起。比如中美之間的依賴，從(cong)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密。中國離不開美國，譬如我們(men) 的IT技術無法離開美國，如果沒有美國的軟件、硬件，中國可能是另外一種生活方式；同樣美國也離不開中國，美國一家媒體(ti) 報道，如果沒有中國，聖誕節美國人都要“光屁股”了，他們(men) 身上穿的衣服都是“MadeinChina”。但與(yu) 此同時，不同文明之間的缺乏真正的理解也是驚人的。我們(men) 無法理解其它文明，其它的文明也無法理解我們(men) ，換言之，文明之間缺乏對話和溝通。如何從(cong) 文明間的衝(chong) 突慢慢走向文明間的對話，這對我們(men) 解決(jue) 恐怖主義(yi) 的淵源，消除在現代世俗生活中因為(wei) 意義(yi) 、尊嚴(yan) 的匱乏而產(chan) 生的極端行為(wei) 是十分緊要的。可惜的是，悲劇過了整整一年，人們(men) ——特別是政客們(men) ——對這一問題遠遠缺乏認識，尤其是主宰著當今世界的美國。

　　在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衝(chong) 突終結之後，世界的衝(chong) 突是多根源的，既有東(dong) 西方之間的文明的衝(chong) 突，也有“新左派”特別強調的南北衝(chong) 突——窮與(yu) 富之間的衝(chong) 突，而民族國家利益的衝(chong) 突、多民族國家內(nei) 部的民族與(yu) 民族、部落與(yu) 部落的衝(chong) 突等也依然存在。文明的衝(chong) 突、南北衝(chong) 突與(yu) 民族國家之間的衝(chong) 突糾纏在一起，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我們(men) 隻能針對每一種衝(chong) 突來具體(ti) 梳理其原因。在冷戰時期，在意識形態衝(chong) 突的掩蔽下，文明衝(chong) 突還不突出，甚至不為(wei) 人們(men) 所普遍重視。90年代以後，文明衝(chong) 突日益凸現出來，它不僅(jin) 是當代國際政治的現實，也成為(wei) 某種關(guan) 於(yu) 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文明之間有衝(chong) 突，這是事實，但這並不構成這個(ge) 世界的宿命，更不能用這樣的思路來製定各種複仇的國家策略和恐怖計劃。我們(men) 以下將談到，文明之間在終極價(jia) 值上，可能是不可通約的，但在最底線的實踐倫(lun) 理規範上，是有可能達成共識的。而隻要在這個(ge) 層麵上有最起碼的一致，文明之間的衝(chong) 突，就會(hui) 被納入到一種規範的秩序之中。而要做到基本共識，首先需要的是對話。這些年，關(guan) 於(yu) 文明的對話，全世界很多有識之士做了許多工作。聯合國把2001年命名為(wei) “世界文明對話年”。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就代表儒家文明，參加了聯合國文明對話的核心小組會(hui) 議。我到聯合國大廈參觀時，就看到一塊大幅宣傳(chuan) ，上麵用世界上各種語言和文字，表明了一個(ge) 大家都願意遵守的最低倫(lun) 理準則：中文用的是孔老夫子那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即所謂的“恕”道。相應地，孔子還有一個(ge) “忠”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但孔子的這條“忠”道隻能作為(wei) 文明內(nei) 部的道德原則，不能作為(wei) 文明之間的共同底線，否則的話，大家都以為(wei) 自己所代表的是神的意誌，是絕對真理，並且以傳(chuan) 道士的熱忱推廣到整個(ge) 世界，世界上的文明衝(chong) 突將永無盡日！而“已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雖然是消極的，但更具有普遍性，能夠為(wei) 幾乎所有的高級宗教和文明所接受，也是它們(men) 的重疊共識。上個(ge) 月，我到普陀山去度假，將這個(ge) 故事告訴一位飽讀佛教經典的大法師。第二天他見到我，很興(xing) 奮地說，在佛教經典中也有這樣的思想，他翻開一本佛經，一字一句地讀給我聽：“非己所安，不加於(yu) 物”。可見，聯合國將這一條作為(wei) 文明對話的基點，焉有深意也。

　　然而，具有諷刺意義(yi) 的是，恰恰就在這個(ge) “文明對話年”，發生了“9·11”事件。“9·11”雖然不是文明的衝(chong) 突，但顯然有文明衝(chong) 突的背景。因而，文明的對話顯得越來越重要。

　　國家利益與(yu) 全球利益

　　現代化已有三四百年的曆史，每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內(nei) 部在理性化，但不同的共同體(ti) 之間卻依然是不理性的，世界秩序的非理性是任何時代所不能比擬的。二十世紀是人類科技發展最大、財富積累最快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曆史上最殘暴的世紀。二十世紀是最光明的世紀，也是最黑暗的世紀。這個(ge) 世界究竟出了什麽(me) 問題？問題在哪裏？雖然這個(ge) 世界用福山的話來說，“曆史已經終結”，意識形態問題已經解決(jue) ，然而人們(men) 卻仍然麵對著一係列嚴(yan) 峻的危機。支配整個(ge) 世界的仍然是霍布斯所描繪的“叢(cong) 林的規則”——弱肉強食，生存競爭(zheng) 。這個(ge) 世界並沒有理性。雖然有聯合國，有各種人權宣言，但缺乏有效的約束性建製。為(wei) 什麽(me) 會(hui) 如此呢？這恐怕與(yu) 當今國際政治中“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普遍法則有關(guan) 。

　　現代國際關(guan) 係的基本模式是從(cong) 歐洲開始的，現代性的發生與(yu) 民族國家的出現有著緊密的聯係。現代性的分化，使整個(ge) 歐洲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民族國家，歐洲不再是一個(ge) 基督教的信仰共同體(ti) ，人們(men) 開始以各自的族群、語言以及文化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國家。在民族國家之間，國家主權成為(wei) 一個(ge) 至上的原則。這一原則與(yu) 自由主義(yi) 在民族國家內(nei) 部所主張的個(ge) 人權利至上的原則是一致的。在權利自由主義(yi) 的構想中，個(ge) 人權利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自然權利，國家之所以有必要，是為(wei) 了更好地保障個(ge) 人的利益。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的國家，無非是個(ge) 人利益的總和，同樣，在對外關(guan) 係上，國家利益像私人利益一樣也是至上的，它不承認比它有更高的原則，就像在民族國家內(nei) 部個(ge) 人利益是最高的，他們(men) 不承認比個(ge) 人利益更高的公共利益。我們(men) 可以看到所謂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實際上是個(ge) 人利益至上原則在國際關(guan) 係中的放大與(yu) 複製。圍繞著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彼此間建立一套規範。這樣一套原則已成為(wei) 國際關(guan) 係法的一個(ge) 普遍準則，但這一準則是否是無限的和絕對的呢？這是我們(men) 今天需要反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從(cong) 歐洲內(nei) 部發生，兩(liang) 次大戰的起因都與(yu) 民族國家的衝(chong) 突有關(guan) ，都與(yu) 利益至上有關(guan) 。當今世界的很多衝(chong) 突，如“文明的衝(chong) 突”，很大部分都是以民族國家衝(chong) 突的形式表現出來。

　　今天，世界越來越成為(wei) “地球村”。除每個(ge) 人的個(ge) 人利益外，大家還有著公共利益。這一公共利益是無法否認的，按照自由主義(yi) 關(guan) 於(yu) 市場的理想狀態，認為(wei) 隻要有了一套健全的市場規則，自然會(hui) 有“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個(ge) 人利益。推廣到在國際關(guan) 係方麵，好像也隻要有了一套規則，可以調節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但是整個(ge) 二十世紀的災難一直到最近的“9·11”事件，我們(men) 都可以發現這隻“看不見的手”並不能發揮作用。如果每個(ge) 國家隻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的話，這個(ge) 世界將永無寧日。經濟學的“囚徒困境”證明了，假使大家隻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後所能達到的，並非是個(ge) 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ge) 人都考慮到公共利益，反而有可能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合作要比不合作好”的道理。在國際關(guan) 係中，也是這樣。既然大家都在地球這個(ge) “諾亞(ya) 方舟”裏，就有很多共同的利益，這就要求每個(ge) 國家放棄一部分、特別是次要的國家利益來照顧和維護全球的公共利益，這樣才有建構安全與(yu) 秩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