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 威權政治是中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國家轉型時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又是這兩(liang) 個(ge) 地區中實行威權政治體(ti) 製的典型國家。兩(liang) 國的威權政治體(ti) 製既存在相同特征，又存在許多差異性。但是威權政治體(ti) 製能適應兩(liang) 國國情，並且兩(liang) 國正確地處理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以及威權政治與(yu) 民主政治的關(guan) 係。因此，在民主機製的載體(ti) 中，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本質特征將會(hui) 延續下去。

 

　　【關(guan) 鍵 詞】哈薩克斯坦/新加坡/威權政治/比較

 

　　威權主義(yi) 又稱為(wei) 威權政治。20世紀30年代，西方學者沃格林將其“作為(wei) 一個(ge) 負麵意義(yi) 的、與(yu) ‘民主政治’相對立的概念提出”[1](18)。其中，威權政治體(ti) 製的概念由美籍西班牙學者胡安·林茲(zi) 於(yu) 1964年首次提出並對之作出界定，用以指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政治概念包含的範圍更大：“傳(chuan) 統貴族政治、大陸帝國、法西斯國家、殖民地、軍(jun) 人政權等，幾乎曆史上的所有非民主政體(ti) 均被包括在威權政體(ti) 之中”[2](139)。羅榮渠教授認為(wei) ，所謂威權主義(yi) 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jun) 人政權或由非軍(jun) 人統治的具有壓製性的政權”[3](274-275)。國內(nei) 學者蕭功秦也認為(wei) “廣義(yi) 的威權主義(yi) 內(nei) 涵頗接近於(yu) 家長製主義(yi) ”[4](69)。筆者認為(wei) ，威權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一種過渡性的政體(ti) ，它本身既有一些傳(chuan) 統政治的內(nei) 容，同時也帶有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在當今世界，中亞(ya) 地區和東(dong) 南亞(ya) 地區是實行威權政治體(ti) 製的典型地區，而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是這兩(liang) 個(ge) 地區中實行威權政治的代表性國家。

 

　　一、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共同特征

 

　　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雖然位於(yu) 不同的地區，但兩(liang) 國均采取威權政治體(ti) 製，並且表現出以下三種主要的共同特征：

 

　　(一)兩(liang) 國的政黨(dang) 體(ti) 製呈現一黨(dang) 獨大的特征

 

　　一種被廣為(wei) 接受的，按政黨(dang) 的數量對政黨(dang) 製度進行分類的研究方法。兩(liang) 黨(dang) 製是指兩(liang) 個(ge) 同等規模的政黨(dang) 爭(zheng) 奪職位，雙方各有幾乎相等的機會(hui) 贏得足夠的選民支持，已取得壟斷性執政權的體(ti) 製。多黨(dang) 製指兩(liang) 個(ge) 以上的政黨(dang) 互相競爭(zheng) ，通常通過聯合陣線組成政府體(ti) 製。然而，在一些多黨(dang) 製中，相互競爭(zheng) 的政黨(dang) 中的某一個(ge) 政黨(dang) 有時也會(hui) 主動去贏得足夠的支持以組成一個(ge) 本黨(dang) 獨攬的多數派，因此，一黨(dang) 執政和聯合執政可以交替進行。[5](450)

 

　　在哈薩克斯坦，作為(wei) 現代國家政治製度基本內(nei) 容之一的政黨(dang) 製度曆經近20年的變遷，已經基本形成了多黨(dang) 製原則下的一黨(dang) 獨大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以納紮爾巴耶夫為(wei) 領袖的祖國之光黨(dang) 掌控國家的立法和行政機構，反對黨(dang) 對哈薩克斯坦國內(nei) 社會(hui) 政治議程的影響力日漸下降”[6](46)。2007年8月，哈薩克斯坦提前舉(ju) 行議會(hui) 選舉(ju) ，祖國黨(dang) (後更名為(wei) “祖國之光”黨(dang) )在大選中獨領風騷，贏得議會(hui) 88.41％的高票支持，囊括議會(hui) 下院107個(ge) 議席中的98個(ge) 議席，祖國黨(dang) 在哈薩克斯坦議會(hui) 獨大已成定局。[7](205)祖國黨(dang) 現在已經成為(wei) 維護政府正常運轉和總統依靠的最重要力量，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執政黨(dang) ，這和它本身所具有的優(you) 勢有關(guan) 。按照納紮爾巴耶夫的說法，哈薩克斯坦“今後幾年改革的成功與(yu) 失敗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祖國黨(dang) 的政治意願和工作成果”[8](32)。由此可見，哈薩克斯坦的政治體(ti) 製呈現一黨(dang) 獨大的特征。

 

　　新加坡實行自由選舉(ju) 和西方政黨(dang) 製度，除共產(chan) 黨(dang) 外，允許其他多種政黨(dang) 存在，但形式上的民主製並不能掩蓋其實際上的威權統治。例如，雖然法律上是多黨(dang) 製，但是實行對大黨(dang) 有利的小選區製，禁止共產(chan) 黨(dang) 利用執政優(you) 勢，采取合法手段，對反對派進行限製，控製反對黨(dang) 的發展，反對黨(dang) 勢力長期微弱，不成氣候，使人民行動黨(dang)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yu) 絕對的領導地位。這種製度既給予國民表達意誌的自由和機會(hui) ，也使權力更為(wei) 集中。創建於(yu) 1954年的人民行動黨(dang) 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於(yu) 絕對主導地位，在新加坡1965年建國至今的曆次大選中，都以絕對優(you) 勢獲勝，一直保持一黨(dang) 單獨執政。

 

　　(二)兩(liang) 國的政治體(ti) 製呈現出強人政治的特征

 

　　強人政治可以說是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普遍性現象，“在現代化起步的特定階段，其存在具有某種合理性，它可以在相對混亂(luan) 複雜的環境下迅速穩定社會(hui) 秩序，確立國家的權威，並依靠國家權力聚合鬆散而微小的社會(hui) 力量，使之釋放出超倍的能量，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9](117)。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體(ti) 製中充分體(ti) 現出強人政治的特征。

 

　　哈薩克斯坦總統在擁有強大的行政權力的同時，還通過垂直的行政權力體(ti) 係不斷鞏固其對地方行政權力的權威性。同時，納紮爾巴耶夫是一位具有突出的個(ge) 人魅力、擁有豐(feng) 富的政治經驗和鮮明政治主張的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本人對西方式的民主發展道路及其在中亞(ya) 尤其是哈薩克斯坦的移植的現實性有自己的認識。他堅持認為(wei) ，建國之初最重要的是確保哈薩克斯坦的獨立並迅速擺脫社會(hui) 經濟危機，為(wei) 此，國家內(nei) 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團結以及一個(ge) 強勢國家政權的存在必不可少。所以在獨立初期，哈薩克斯坦選擇的是一個(ge) 非黨(dang) 派控製的中央政府，以及一個(ge) 可以置身於(yu) “社會(hui) 、政黨(dang) 、議會(hui) 和權力的所有機構之上，協調和引導他們(men) 的活動的總統”[10](108)。由此可見，哈薩克斯坦的威權政治體(ti) 製中存在明顯的強人政治色彩。

 

　　作為(wei) 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對威權政治體(ti) 製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認為(wei) ，軟弱的領袖是不能在政治權力的角鬥場上生存的，在處理複雜與(yu) 棘手的問題時必須使用有效的“大棒子政治”，因此特別強調“無論領導作風如何，有時是必要揮動大棒子的，這是為(wei) 了確保他們(men) 的決(jue) 定被遵守。”[11](234)1992年11月李光耀出席菲律賓商業(ye) 大會(hui) ，他在演說中說：“我不相信民主一定是導致發展的因素。我相信一個(ge) 國家在進行發展時所需要的是紀律多於(yu) 民主。民主洋溢，會(hui) 導致無紀律和秩序混亂(luan) 的局麵，對發展產(chan) 生不良的影響。”[11](354)他還指出，三權分立政治製度在美國是有效的，但是在東(dong) 方國家很難取得成效，“如果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也采用這種體(ti) 製，造成每件大事都時常發生相持不下的局麵，我不相信它們(men) 會(hui) 有今日的成就”[11](358)。正是由於(yu) 新加坡威權政治體(ti) 製中存在強人政治的特征，它才會(hui) 在社會(hui) 、經濟等各領域取得顯著成就。

 

　　(三)兩(liang) 國的政治體(ti) 製體(ti) 現出精英治國的特征

 

　　精英的概念隻因沒有一個(ge) 能夠涵蓋那些與(yu) 體(ti) 製、國家和社會(hui) 中的政治生活相關(guan) 現象的單一而又嚴(yan) 密的界定，因而往往認為(wei) 是不嚴(yan) 謹的。帕累托首先提出了一個(ge) 非常普遍的概念，根據這個(ge) 概念，精英由每個(ge) 人類活動領域中能力最強的所有人組成。50年底以來，政治學家、社會(hui) 學家和曆史學家對精英的研究大量增加。人們(men) 尤為(wei) 關(guan) 注的精英集團就是政治領袖，包括“革命精英”[拉斯韋爾(Lasswell)和勒納(Lerner)，1965年、企業(ye) 事業(ye) 首領、高級官僚、軍(jun) 事首腦和知識分子。[5](211～212)

 

　　迄今為(wei) 止，哈薩克斯坦政黨(dang) 的建立主要是基於(yu) 社會(hui) 新舊精英之間的博弈及精英集團內(nei) 部的分化，並圍繞著是否支持納紮爾巴耶夫的長期統治劃分為(wei) 支持總統的政黨(dang) 、溫和的反對派和反對派政黨(dang) 。作為(wei) 一個(ge) 對國家主要資源擁有絕對控製權的強勢總統，在納紮爾巴耶夫周圍形成了多個(ge) 具有強大勢力的精英集團，即“親(qin) 總統的精英”，包括總統家族成員主導的利益集團，與(yu) 總統家庭存在千絲(si) 萬(wan) 縷聯係的新型金融家、企業(ye) 家團體(ti) ，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傳(chuan) 統宗族勢力。這些精英對納紮爾巴耶夫的執政沒有質疑，並根據與(yu) 總統及家庭關(guan) 係的遠近獲得不等的“紅利”[6](49)。“非總統圈子”的精英集團是組織反對派政黨(dang) 和溫和反對派政黨(dang) 的主導力量，主要來自於(yu) 國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新貴”階層和在“親(qin) 總統精英集團”內(nei) 部鬥爭(zheng) 中失勢而出走的力量。[6](49)“非總統圈子”的“新貴”階層大部分是金融業(ye) 、工商業(ye) 精英，主要是得益於(yu) 大規模的經濟自由化以及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私有製立法等。因此，哈薩克斯坦精英階層的內(nei) 部鬥爭(zheng) 以及相應的分化對哈薩克斯坦政黨(dang) 格局的變化能夠產(chan) 生直接的影響。

 

　　新加坡是倡導精英治國的典型，在新加坡威權政治統治之下存在一個(ge) 由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專(zhuan) 門知識和專(zhuan) 門特長的技術精英和管理精英所組成的精英領導集團。這個(ge) 集團具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他們(men) 能夠通過權力部門控製主要生產(chan) 部門和企業(ye) ，支配多種社會(hui) 資源和物質財富。“嚴(yan) 厲的壓製性體(ti) 製成功地維持了一種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hui) 環境，但僅(jin) 僅(jin) 如此，都還無法獲得經濟增長，隻有訓練有素的技術精英才能完成這個(ge) 任務，因為(wei) 他們(men) 保證決(jue) 策的合理化和科學化。”[3](281)李光耀一貫公開主張新加坡必須由少數最優(you) 秀的精英來主宰和治理。在他看來，“在發展中國家一個(ge) 傑出的政治領袖卻對國家的存亡有生死攸關(guan) 的關(guan) 係。”[12](488)他認為(wei) ，新加坡是一個(ge) 資源匱乏的小國，要想在世界上立於(yu) 不敗之地，就必須充分利用人力資源。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的公民，並由一個(ge) 精英領導層來治理，就能夠在競爭(zheng) 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獲得良好的發展，這是新加坡生存和發展的保證。在這裏，“精英統治的形式是完成民主政府巨大責任的手段”[13](374)。

 

　　二、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差異性

 

　　雖然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體(ti) 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由於(yu) 兩(liang) 國的曆史、社會(hui) 和政治文化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兩(liang) 國的威權政治體(ti) 製也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差異性主要有以下三個(ge) 方麵：

 

　　(一)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曆史背景不同

 

　　哈薩克斯坦威權主義(yi) 與(yu) 該地區曆史上出現的傳(chuan) 統宗法製中央集權和蘇聯一黨(dang) 製中央集權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曆史淵源。在中亞(ya) 曆史上，中亞(ya) 各族曾先後建立過西突厥汗國、帖木兒(er) 帝國、察合台汗國、烏(wu) 茲(zi) 別克汗國等強大政權，形成了以汗王為(wei) 首，傳(chuan) 統貴族、地主、商人及宗教上層等共同組成的一元化、中央集權主義(yi) 的中亞(ya) 宗法製政體(ti) [14](161)。在這樣一個(ge) 國家裏“公眾(zhong) 看中的經常是作為(wei) 公眾(zhong) 象征的國家首腦，而不是法律。主要的是看領袖是怎麽(me) 說的，而不是看法律是怎麽(me) 規定的，這對於(yu) 在集權主義(yi) 的國家體(ti) 製下成長起來的人們(men) 來說是很自然的事。”[15](176)由過去的崇尚權威變為(wei) 今日的崇拜領袖，納紮爾巴耶夫被稱為(wei) “領袖中的領袖”[15](173)，可以說這是納紮爾巴耶夫權力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蘇聯成立後，哈薩克斯坦成為(wei) 蘇聯的一員，在蘇聯治下的70餘(yu) 年裏，哈薩克斯坦始終處在蘇聯中央集權領導之下，政治上沒有任何自主權，完全聽命於(yu) 蘇聯。哈薩克斯坦雖然從(cong) 蘇聯解體(ti) 後獲得獨立，但長達70年的蘇聯統治所決(jue) 定，哈薩克斯坦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yu) 俄羅斯有著割舍不斷的聯係。

 

　　英國統治者的長期集權的曆史，成為(wei) 新加坡威權政治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中，殖民地宗主國往往將其本土的政治製度、政治形式、政治文化相應地移植到殖民地國家，“輸入現代行政國家的概念”，並形成新獨立國家一份重要的政治遺產(chan) [16](185)。自英國占領新加坡後，英國將其政治製度移植到新加坡，建立起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製度。從(cong) 表麵上看，三權分立，相互製衡，但實際上行政權與(yu) 立法權高度重疊，行政權淩駕於(yu) 立法權與(yu) 司法權之上。英王任命總督為(wei) 新加坡的最高行政長官，總督擁有最高行政權，並且在立法與(yu) 司法方麵享有最高決(jue) 定權。出於(yu) 英國統治的需要，總督一職全部由英國人擔任，新加坡人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因此，這不同的環境和任務必須集權力於(yu) 中央政府，依靠種權力高度集中於(yu) 總督的政治體(ti) 製實際上是一種集權製度。二戰以後，麵對新加坡的民族運動，為(wei) 緩和當時的民族矛盾，英國實行了漸進民主化的議會(hui) 民主改革。實行議會(hui) 民主製度，使新加坡的政治製度由集權向民主發展，逐漸形成了議會(hui) 民主製的政治框架，但集權傳(chuan) 統並不會(hui) 因為(wei) 民主框架的建立而迅速消失。

 

　　(二)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社會(hui) 背景不同

 

　　哈薩克斯坦由於(yu) 受原蘇聯計劃經濟體(ti) 製影響，直到哈薩克斯坦獨立，傳(chuan) 統計劃經濟的慣性依然在各國經濟運行中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另外，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正處於(yu) 外源型後發展國家階段，“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中央集權、民族融合、社會(hui) 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yu) 、社會(hui) 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時發生”[17](8)。因此，中亞(ya) 要在相對短的時間內(nei) 實現現代化，不可能像西方那樣依靠看不見的手的市場行為(wei) ，自下而上地逐步推動現代化進程，“隻能通過壯大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力量，自上而下發揮領導、組織、幹預、扶植、推動等不可替代的作用”[7](204)，維持社會(hui) 發展秩序與(yu) 安定，為(wei) 經濟繁榮和公民社會(hui) 成長創造穩定的社會(hui) 環境。同時，中亞(ya) 國家獨立伊始，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國家為(wei) 謀取在該地區主導地位，就積極向中亞(ya) 各國推行西方的民主價(jia) 值觀和社會(hui) 製度。然而，在經曆短暫實踐後，它引發了諸如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和烏(wu) 茲(zi) 別克斯坦的“安集延暴亂(luan) ”之類的社會(hui) 動蕩。為(wei) 避免重蹈覆轍，哈薩克斯坦政府不斷強化總統和國家的權力。應該說，冷戰後的國際環境有利於(yu) 培植哈薩克斯坦威權主義(yi) 形成和存在的合法性。

 

　　新加坡作為(wei) 一個(ge) 典型的移民社會(hui) ，主要是由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等組成的移民國家，宗教信仰五花八門。每個(ge) 民族背負著各自祖先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新加坡形成了世界宗教與(yu) 文化的大觀園。剛剛獨立的新加坡，種族矛盾和衝(chong) 突時有發生，社會(hui) 動蕩不安。麵對如此嚴(yan) 峻的形勢，人民行動黨(dang) 隻有以強大的權力、統一的政策才能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種族的和諧，這成為(wei) 當時新加坡政府重要的合法性基礎。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liang) 個(ge) 超級大國在全球的對峙和爭(zheng) 奪，使國際社會(hui) 受製於(yu) 冷戰格局，東(dong) 南亞(ya) 小國新加坡根本無法應付複雜的國際形勢。阿爾蒙德就曾認為(wei) ，“一個(ge) 政治體(ti) 係可能受到敵對國家的威脅或侵略，為(wei) 了對付這種挑戰，這個(ge) 政治體(ti) 係可能會(hui) 感到自己需要更多的資源，需要更為(wei) 有效的辦法來組織和安排這些資源”[18](25)。對於(yu) 新加坡來說，確立威權主義(yi) 政治模式是當時應付複雜國際形勢最為(wei) 有效的辦法。

 

　　(三)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同

 

　　比較政治學認為(wei) ，“一個(ge) 現代政治體(ti) 係會(hui) 在很多方麵受到其國家曆史的影響，其中影響最深的恐怕要算這個(ge) 體(ti) 係的政治文化了”[19](15)，由此可見政治文化在國家發展與(yu) 製度變遷過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所謂政治文化，根據美國學者阿爾蒙德等人的解釋，是指“作為(wei) 被內(nei) 化該係統居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jia) 之中的政治係統，某一特定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對象的取向模式在該民族成員中的特定分布”[18](17)。

 

　　哈薩克斯坦威權主義(yi) 同其傳(chuan) 統伊斯蘭(lan) 政治文化關(guan) 係密切。作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伊斯蘭(lan) 思想體(ti) 係形成了一種兼容並蓄的伊斯蘭(lan) 政治文化，基本滿足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官僚等級的社會(hui) 實踐需要。根據這種教義(yi) ，國家是不可分割的。伊斯蘭(lan) 運動反對任何黨(dang) 派組織，主張政教合一，要求其信徒對世俗事務采取積極的態度。“這又使得總統包攬權力的行為(wei) 在這些國家易於(yu) 被國民接受”[20](72)。正是上述文化因素影響，使獨立後哈薩克斯坦總統獨攬大權、操控議會(hui) 的行為(wei) 易被民眾(zhong) 認可和接受，從(cong) 而為(wei) 哈薩克斯坦威權主義(yi) 運行提供文化支撐。此外，哈薩克斯坦還經過了沙俄與(yu) 蘇聯長達一個(ge) 多世紀的統治，俄羅斯權威主義(yi) 、村社主義(yi) 的政治文化在這裏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俄羅斯真正具有現代文明價(jia) 值意義(yi) 的是其權威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的村社組織。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稱俄羅斯文化的根基是‘土壤村社精神’[21](33)。由此可見，“無論是伊斯蘭(lan) 教政治化的傾(qing) 向，抑或俄羅斯傳(chuan) 統文化對中亞(ya) 各國的影響，都使中亞(ya) 各國的政治文化體(ti) 現出對權威的服從(cong) 性特征”[22](19)。

 

　　新加坡主要是一個(ge) 移民國家，而且是海外唯一的華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儒家文化的思想意識滲透到該國社會(hui) 的方方麵麵。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於(yu) ：皇權主義(yi) 、清官思想、等級觀念、集團意識等[23](71)，其核心是信奉賢人政治、精英治國的“大一統”思想。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有著中華文化傳(chuan) 統而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因而他們(men) 對政治民主的理解是東(dong) 西夾雜的。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政治發展是在這種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交融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推進的”[24](43)。盡管英國在新加坡進行了140年的統治，仍然無法抹去東(dong) 方文化的底色，“因為(wei) 大多數華人移民是在殖民統治的中後期湧入的，他們(men) 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時間並不長”[25](611)。可見，“人民行動黨(dang) 的威權統治正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張揚”[26](21)。而“1982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釋”[27](102-104)及“1990年製定的《共同價(jia) 值觀白皮書(shu) 》”[28](263)可謂是更為(wei) 明確的注腳，“威權政治的施行和鞏固奠定了文化心理上的深厚基礎”[1](20)。新加坡人“一方麵渴望得到權威的保護，以避免相互傾(qing) 軋中財富被剝奪，這就使他們(men) 把一元的絕對權威的政治領導看成是自然的現象；另一方麵，他們(men) 畏懼這種嚴(yan) 厲的權威，避免與(yu) 猛虎般的政府權威發生摩擦。”[29](232)新加坡的這種政治文化傳(chuan) 統，“使新加坡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國家權威可以充分地調動潛涵於(yu) 本民族深層文化中的傳(chuan) 統政治文化因素，實現社會(hui) 和政治力量的整合，這就構成了威權政治的文化根源”[26](22)。

 

　　三、兩(liang) 國威權政治體(ti) 製的比較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

 

　　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雖然都實行威權政治體(ti) 製，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二者依然存在許多區別。通過以上的比較分析，可以得出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

 

　　(一)正確處理政治模式與(yu) 本國國情的關(guan) 係

 

　　在世界曆史的發展過程中，不存在萬(wan) 能的政治模式。各國隻有根據本國國情來選擇適合自己的政治模式，這樣才能促進本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

 

　　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曾經深受西方國家發展模式的吸引，並引入激進的改革方案，但實際效果並不盡如人意。納紮爾巴耶夫宣稱“拿哈薩克斯坦的政治製度與(yu) 譬如英國相比是不合適的”，[30](102)“血泊和混亂(luan) 中的民主，就是白給我們(men) 也不要。我們(men) 民主的基礎是政治、社會(hui) 和民族間關(guan) 係的穩定”[10](125)。哈薩克斯坦政治體(ti) 製的轉軌，是從(cong) 蘇聯傳(chuan) 統的蘇維埃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模式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轉變過程，是社會(hui) 製度的根本轉變。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1997年著書(shu) 寫(xie) 道：“目前，我們(men) 不能按照西方標準把哈薩克斯坦評定為(wei) 民主的抑或權威主義(yi) 的國家。這種或那種評定，都沒有充分的社會(hui) 的、政治的、製度的和其他的根據。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對我們(men) 的改革的民主方向提出異議。”[10](113)同樣的，新加坡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從(cong) 本國具體(ti) 的曆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出發，找到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威權政治發展道路，迅速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

 

　　(二)正確處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

 

　　從(cong) 一定意義(yi) 說，一個(ge) 國家的政治發展就是不斷找到本國傳(chuan) 統政治與(yu) 現代政治觀念的最佳結合點的過程。許多發展中國家獨立後麵臨(lin) 的一個(ge) 重要任務就是尋找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這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本國政治文化為(wei) 背景，放眼世界進行吸收和借鑒。

 

　　新加坡在這方麵做得較為(wei) 成功，它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所需要的是一種“帶有家長製傾(qing) 向的東(dong) 方式民主主義(yi) ”。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和三權分立、選舉(ju) 、政黨(dang) 製度都必須有統一權威的解釋和領導。“這種政治模式在思想和製度層麵上都是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結合的成功典範”[24](44)。任何一個(ge) 新政權都是從(cong) 舊政權中脫胎而出，雖然舊的統治方式已經被擯棄，但它仍然對新的政權結構及其公眾(zhong) 產(chan) 生著相當大的影響。在加入蘇聯之前，哈薩克斯坦一直處於(yu) 落後的傳(chuan) 統宗法製社會(hui) 。成為(wei)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後，各方麵都獲得了飛速的發展。此後的70年，哈薩克斯坦一直處於(yu) 蘇聯高度中央集權的領導之下，“原蘇聯的政治統治模式對獨立後的中亞(ya) 各國建構民主政權的形式產(chan) 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響”[20](71)。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指出：“我們(men) 的民主化要符合西方國家民主的傳(chuan) 統和原則及東(dong) 南亞(ya) 主導國家的經驗，也要符合我們(men) 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公眾(zhong) 的傳(chuan) 統。”[31]哈薩克斯坦在充分肯定民主化發展方向的前提下，結合自己國情，進一步推動威權主義(yi) ，並運用各種手段加強各國政府權力，以強大國威和國力保持國內(nei) 穩定和經濟增長，避免政權顛覆、國家分裂和社會(hui) 動蕩。

 

　　(三)正確處理威權政治與(yu) 民主政治的關(guan) 係

 

　　隨著世界局勢的深刻變革，應該說，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從(cong) 威權主義(yi) 向民主化過渡是可能的。在2008年2月的總統國情谘文中，納紮爾巴耶夫宣稱：“現階段，以祖國之光黨(dang) 為(wei) 主要政黨(dang) 的模式可以被看作哈薩克斯坦政治體(ti) 製的最佳模式。這一模式允許所有其他政黨(dang) 參與(yu) 選舉(ju) ，可以進入議會(hui) 和參加全部的政治進程。對於(yu) 新政黨(dang) 的產(chan) 生和抒發自己的意見不存在任何障礙。”[32]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在接受《遠東(dong) 經濟評論》訪問時就曾說：“一個(ge) 需要在各方麵同他人競爭(zheng) 的新世界中我們(men) 不能一直依賴一個(ge) 家長式的政府，如果你觀察新加坡，你會(hui) 了解到政府正嚐試盡量退避，讓新加坡公眾(zhong) 能有更多空間去發揮他們(men) 的主動性和創意。”[33](653)

 

　　然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兩(liang) 國的威權體(ti) 製不斷成熟和鞏固，領導人對其的駕馭也更加得心應手。兩(liang) 國實行的威權政治體(ti) 製，確實比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更能直接反映各國民主政治的客觀實際，更好維護社會(hui) 穩定。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認為(wei) ：“在製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製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往往出現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的發展，而當出現惡性循環之時，要跳出這種循環的怪圈絕非易事。因為(wei) 人們(men) 習(xi) 慣於(yu) 沿著既定路徑往前走，起初的製度選擇會(hui) 提出強化此製度的刺激性與(yu) 慣性”[34](123)。因此，兩(liang) 國的民主政治隻能在威權秩序下緩慢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雖然近年來兩(liang) 國的政治民主化的步伐一直在加快，但孕育和滋養(yang) 威權政治的土壤猶在，因此可以預見，在民主機製的載體(ti) 中，哈薩克斯坦和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本質特征將會(hui) 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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