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近年來一係列和食品安全有關(guan) 的公共衛生事件的頻發，食品安全不僅(jin) 成為(wei) 百姓日常生活關(guan) 注和討論的焦點，更上升為(wei) 國家戰略，確保百姓“菜籃子”安全已經成為(wei) 各級政府部門當前的一項重要責任。回溯曆史可以發現，食品安全問題並非當今中國所獨有，率先完成現代化的美國也同樣經曆了一個(ge) 由“亂(luan) ”而“治”的漫長過程，其混亂(luan) 局麵主要表現為(wei) 食品摻假的肆虐橫行。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食品摻假已成眾(zhong) 矢之的。一場轟轟烈烈的純淨食品運動也隨之在全美展開。

　　一、食品摻假亂(luan) 象種種

　　就美國而言，食品摻假在北美殖民地時期就已非鮮見。不過，相比於(yu) 南北內(nei) 戰後，殖民地時期的食品摻假可謂小巫見大巫。進入19世紀，特別是南北內(nei) 戰後直至世紀末的數十年時間內(nei) ，工業(ye) 化和城市化這兩(liang) 股大潮推動著美國經濟迅猛向前。在以電力和化學工業(ye) 為(wei) 標誌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強勁帶動下，美國原有的政治和經濟麵貌發生重要改變，美國過去那種分散的區域性經濟逐漸讓位於(yu) 具有較高統合度的全國性經濟，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一體(ti) 化趨勢。20世紀初，經過整合後的美國經濟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國內(nei) 市場。

　　麵對工業(ye) 化浪潮的衝(chong) 擊，食品工業(ye) 亦不能幸免。新科技革命中湧現的各種新發明和新材料也被應用於(yu) 食品生產(chan) 中，導致19世紀中後葉美國食品摻假的泛濫成災。那麽(me) ，這一時期的食品摻假有哪些類別和具體(ti) 表現形式?根據現有文獻，彼時的美國食品摻假主要包含以下兩(liang) 類。

　　一是“傳(chuan) 統摻假”，或可稱之為(wei) “物理摻假”。這種形式的摻假大多發生在食品交易和買(mai) 賣過程中。食品生產(chan) 者和銷售商以各種手段和方式降低食品中本應具有滿足人類所需的營養(yang) 成分，或者將某些色、香、味相近但成本低廉，較易獲得的物質混入正品中，從(cong) 而盡可能降低成本，提高贏利。具體(ti) 來說，“物理摻假”的形式多種多樣。從(cong) 最為(wei) 普通的將水兌(dui) 入酒和牛奶中，以木炭粉混入日常食用的胡椒粉內(nei) ，咖啡中則摻入了菊苣、橡樹子等物質，罐裝雞肉中其實並不含有真正的雞肉，棉籽油則被當作橄欖油出售等。

　　二是“化學摻假”。與(yu) “物理摻假”相比，“化學摻假”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依托於(yu) 此時迅速發展的化學工業(ye) ，將部分化工產(chan) 品運用於(yu) 食品的生產(chan) 、運輸和銷售中。由於(yu) “化學摻假”的高科技特性，消費者因此也極難察覺，但它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卻能造成直接甚至是致命危害。如果以南北內(nei) 戰為(wei) 分界點，內(nei) 戰前的食品摻假受製於(yu) 技術條件，多為(wei) “物理摻假”，而內(nei) 戰後的食品摻假則多是“化學摻假”，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這也是食品摻假之所以在19世紀末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引起美國民眾(zhong) 強烈憤慨並呼籲政府立法監管的其中一個(ge) 重要原因。從(cong) 表現形式來看，“化學摻假”突出表現為(wei) 各種食品添加劑的應用，且多發生在民眾(zhong) 日常生活須臾不離的食品上。比如茶葉，生產(chan) 者摻入碳酸銅(Copper Carbonate)、鉻酸鉛(Lead Chromate)或靛藍(Indigo)，以此作為(wei) 茶葉染色之用，從(cong) 而使茶葉色澤出眾(zhong) ，提高銷量。美國人每天都要食用的麵包也是如此。為(wei) 了使麵包增白，使其表麵白淨光滑，麵包烘焙師往往會(hui) 加入白堊(Chalk)作為(wei) 增白劑，另外也會(hui) 使用明礬(Alum，其中含有鋁)、硫酸銅(Copper Sulphate)、堿性碳酸鹽(Alkaline Carbonate)和熟石膏(Plaster of Paris)等化學物質使麵包不致於(yu) 發酸變黏，從(cong) 而烤出口感上佳的麵包。

　　二、食品摻假的原因分析

　　細加追究，美國內(nei) 戰後的大規模食品藥品摻假並非僅(jin) 是某一單方麵因素所致，而是多方麵的綜合性產(chan) 物，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首先，筆者認為(wei) 這和19世紀美國國內(nei) 市場一體(ti) 化和食品生產(chan) 專(zhuan) 業(ye) 化有著密切關(guan) 聯。根據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分工有助於(yu) 提高生產(chan) 者的專(zhuan) 業(ye) 化程度，進而整體(ti) 提升勞動工藝和生產(chan) 效率。然而，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之所以能夠充分發揮各自對於(yu) 生產(chan) 的促進作用，斯密也指出這有賴於(yu) 市場的廣狹程度，市場的擴大和統一則能使生產(chan) 更趨精細和專(zhuan) 門。南北內(nei) 戰後直至世紀末的美國經濟發展狀況與(yu) 斯密所言正相契合，地區性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在美國也真正出現於(yu) 1860至19世紀末的40年時間內(nei) 。不僅(jin) 如此，全國性銷售網絡的形成也在生產(chan) 者與(yu) 消費者之間建立起緊密聯係。對於(yu) 美國經濟來說，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有利於(yu) 發掘各地區比較優(you) 勢，形成規模效應。

　　但若從(cong) 生產(chan) 者和消費者這兩(liang) 者關(guan) 係的角度來思考斯密的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理論則可發現：一方麵，分工和專(zhuan) 業(ye) 化確實極有助於(yu) 生產(chan) 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麵，它也將造成生產(chan) 者與(yu) 消費者在產(chan) 品信息共享上的極度不對稱，分工越精細、生產(chan) 愈專(zhuan) 門，消費者對於(yu) 生產(chan) 細節的認知和掌握就越少，也就很有可能產(chan) 生著名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qiao) 治·阿克勞夫(George Akerlof)所說的“檸檬”困境——即賣方能向買(mai) 方推銷低質量商品等現象的存在是因為(wei) 市場雙方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從(cong) 而導致市場上對於(yu) 某種產(chan) 品的“逆向選擇”，質量上乘的產(chan) 品紛紛退出市場，市場上所充斥的全是一些質量低劣的產(chan) 品，其最壞結果則將是整個(ge) 市場運轉的癱瘓，生產(chan) 者和消費者都無法從(cong) 中受益。

　　這種現象的產(chan) 生可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做進一步解釋。(一)、城市化進程和食品生產(chan) 的專(zhuan) 業(ye) 化使民眾(zhong) ，尤其是城市居民更加依賴於(yu) 市場供給日用食品。(二)、食品生產(chan) 、儲(chu) 藏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以及此時分析化學的發展促進了食品生產(chan) 成本的降低，但也增加了消費者個(ge) 人甄別食品品質的難度。易言之，現代化食品大工業(ye) 生產(chan) 取代了之前的家庭式小作坊後，消費者對於(yu) 食品生產(chan) 流程可謂全然不知，而之前的食品生產(chan) 則可以說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在一個(ge) 自由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下，消費者與(yu) 生產(chan) 者相比，前者無疑處於(yu) 極為(wei) 弱勢的境地。

　　其次，美國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中的反智主義(yi) 和有限政府理念也是導致19世紀美國出現大規模食品摻假的重要原因。

　　19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在美國曆史上被稱作“傑克遜時代”，此一時期美國政治經濟的總體(ti) 特點可用“傑克遜民主”一語來簡潔概括之。從(cong) 內(nei) 容來看，“傑克遜民主”涵蓋3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其中與(yu) 本文有關(guan) 的是其中第3方麵，即傑克遜領導下的民主黨(dang) 政府“主張嚴(yan) 格解釋聯邦憲法，限製中央政府的集權傾(qing) 向，維護州權，反對經濟壟斷和政府幹預經濟，主張自由放任”。進而言之，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聯邦政府在處理政府—經濟之間關(guan) 係時恪守有限政府理念。內(nei) 戰以後，這種有限政府理念仍然主導著美國政府的對內(nei) 施政，但此時的美國社會(hui) 卻正在曆經著一場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向工業(ye) 社會(hui) 的轉型，尤其是經濟領域內(nei) 發生的“根本性轉變”最為(wei) 引人注目。

　　總之，一方麵是美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社會(hui) 變革，另一方麵卻是美國政府治理理念的老舊和遲滯不前，尤其是對經濟領域內(nei) 的利益紛爭(zheng) 缺乏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監管措施，這既是19世紀中後葉美國食品藥品摻假日益嚴(yan) 峻的主要原因，同時也反過來加重了美國食品藥品生產(chan) 中的混亂(luan) 和無序狀態。

　　三、邁向聯邦監管之路

　　如何應對食品摻假成為(wei) 當時美國各界有識之士亟需思考的重大問題，而已經植根於(yu) 美國民族深層心理的法治傳(chuan) 統在此一關(guan) 鍵點適時“顯靈”，推動國會(hui) 立法，建立涵蓋全國範圍的聯邦食品安全監管體(ti) 製最終成為(wei) 大家的共識和奮鬥目標。

　　1879年，在第45屆國會(hui) 第3次會(hui) 議上，來自賓西法尼亞(ya) 州的國會(hui) 眾(zhong) 議員亨德裏克·懷特提出了首部以州際食品貿易為(wei) 對象的《懷特法案》。雖然該法案已經含有禁止摻入對人體(ti) 健康有害成分的條款在內(nei) ，但它並未嚴(yan) 格界定諸如“食品”、“摻假”等術語內(nei) 涵，也未授權任何聯邦機構具體(ti) 執行，取而代之的則是把檢測食品是否摻假的責任推給了消費者，這顯然不切實際。此後至1900年，美國國會(hui) 開始了長達21年的食品立法馬拉鬆，在此期間共計提出13部法案，但很可惜，每部法案都未能就條款達成一致而胎死腹中。雖充滿荊棘，但國會(hui) 立法也有其顯著特點。一方麵，單項食品立法(如特別針對茶葉、咖啡和黃油而提出的法案)逐漸向綜合性食品法發展，這既和人們(men) 對食品內(nei) 涵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有關(guan) ，也與(yu) 同一時期美國經濟社會(hui) 的自身轉型分不開，也說明了立法活動其實是一個(ge) 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反映和內(nei) 在需求;另一方麵，立法進程的坎坷也可視為(wei) 穩健與(yu) 平衡的體(ti) 現，也體(ti) 現美國立法者們(men) 的審慎和周詳。甚至可以說，立法速度的“慢半拍”反而能夠讓立法過程最大限度的得到全民參與(yu) 。通過在“原則”與(yu) “妥協”之間找到平衡點，從(cong) 而減小立法和以後實際執行時的成本費用。

　　曆史陷入僵局往往也是英雄降臨(lin) 之時，時任美國農(nong) 業(ye) 部化學局局長的哈維·維利(Harvey Wiley)就是這樣一位以公眾(zhong) 健康為(wei) 重，熱心推動國會(hui) 食品立法，積極構建美國食品聯邦監管的“弄潮兒(er) ”。

　　為(wei) 了喚起民眾(zhong) 對食品摻假問題的關(guan) 注，維利組建“試毒班”，招募12位年輕力壯的男性青年為(wei) 實驗對象，試圖通過觀察他們(men) 食用含有硼砂、水楊酸和苯甲酸等化學防腐劑食品後的反應來向世人證明摻假食品的危害。經過《華盛頓郵報》記者喬(qiao) 治·布朗的跟蹤報道，“試毒班”產(chan) 生廣泛影響。化學家出身的維利還憑借其專(zhuan) 業(ye) 資質頻頻透過報紙發表文章宣傳(chuan) 純淨食品的好處，同時，他接受各類民間團體(ti) 的邀請直接麵對公眾(zhong) 講演食品摻假問題，並多次向美國政府陳情摻假食品不僅(jin) 會(hui) 損害消費者身體(ti) 健康，也是嚴(yan) 重的商業(ye) 欺詐行為(wei) ，將危及美國出口食品的海外聲譽。為(wei) 了聯邦食品法能夠盡快頒布，維利還聯合“基督教婦女禁酒聯合會(hui) ”、“婦女俱樂(le) 部總會(hui) ”這樣的婦女權益組織，發動女性參與(yu) 純淨食品運動，形成推動立法的全國性統一戰線。經過不懈努力，維利的堅持等來了回報。美國國會(hui) 兩(liang) 院於(yu) 1906年一致通過《聯邦食品與(yu) 藥品法》，經時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於(yu) 同年簽署生效後正式成為(wei) 美國法律，該法也是美國曆史上首部聯邦層級的食品監管法，它標誌著美國食品監管“聯邦化”序幕的開啟，同時也催生了當今享譽全球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這一專(zhuan) 業(ye) 監管機構，可謂意義(yi) 非凡!

　　對美國來說，這段曆史並不光彩，甚至很苦澀。但其對省思目下中國的食品安全形勢卻獲益良多，首先，應該承認多元利益群體(ti) 之間既相互共存又不乏衝(chong) 突的客觀事實。政府的食品安全立法應允許不同群體(ti) 表達各自利益訴求，使食品立法透明化。其次，政府也需明確自身定位。中國正逐步朝著更為(wei) 健全的市場經濟體(ti) 製邁進，政府務必在管理理念和服務意識這兩(liang) 方麵跟上市場發展的步伐，樹立起服務市場、協調各方的全局意識，務求達到公眾(zhong) 利益、業(ye) 界盈利和政府公信度三者之間的“策略性平衡”，這才是麵對食品安全問題時的合理因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