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學者對中美之間是否會(hui) 爆發衝(chong) 突的討論越來越多。美國學者認為(wei) ，中美兩(liang) 國爆發直接軍(jun) 事衝(chong) 突的可能性很小。這主要是由於(yu) ：第一，中國無此野心，也無此實力。第二，中國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獲益而非受損。第三，美國及其構築的西方國際秩序依然強大，中國難以打破。但是，在次級爭(zheng) 端如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中美之間引發衝(chong) 突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在非傳(chuan) 統安全領域特別是經貿領域，中美兩(liang) 國的摩擦將進一步加深，貨幣戰爭(zheng) 、貿易爭(zheng) 端、國際組織話語權的爭(zheng) 奪等將主導中美之間的衝(chong) 突性質，但這些問題很難導致兩(liang) 國兵戎相見。因此，多數美國學者認為(wei) ，未來幾十年，中國的發展將繼續依靠美國及其構建和主導的西方國際秩序。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高速增長。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榮獲製造大國、貿易大國等多個(ge) 稱號。相對而言，美國的實力卻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衰退之勢。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實力遭到重創，美國的經濟力量、國際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和“美國衰落論”甚囂塵上。那麽(me) ，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弱”，美國學者是如何看待中美權勢轉移過程中的衝(chong) 突問題？中美之間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筆者將以美國權威雜誌《外交》(ForeignAffairs)作為(wei) 研究對象，探討美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

 

　　一、兩(liang) 種範式的解釋

 

　　既有理論對崛起大國與(yu) 既有體(ti) 係大國的更替是否導致衝(chong) 突有兩(liang) 種解釋，這兩(liang) 種解釋分別來自於(yu) 現實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

 

　　權力轉移理論是現實主義(yi)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討論大國崛起與(yu) 體(ti) 係戰爭(zheng) 關(guan) 係較有影響的國際戰爭(zheng) 理論。其核心解釋變量是大國相對實力關(guan) 係的變化和崛起國對現狀的評估。該理論認為(wei) ，體(ti) 係戰爭(zheng) 源於(yu) 大國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體(ti) 係大國的崛起使其與(yu) 主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逐漸縮小，雙方之間爆發戰爭(zheng) 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主導國可能進行預防性打擊，而崛起國也可能出其不意首先發起攻擊。如果崛起國對國際體(ti) 係現狀不滿，那麽(me) 當其實力趕上或超過主導國時，它將明確表示要改變現狀。一旦主導國拒絕這一要求，兩(liang) 國之間爆發戰爭(zheng) 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而且這樣的戰爭(zheng) 會(hui) 相當激烈，因為(wei) 戰爭(zheng) 將決(jue) 定國際體(ti) 係領導權的歸屬。

 

　　相反，自由主義(yi) 的觀點則比較樂(le) 觀，其認為(wei) ，自由國際秩序能夠包容大國和平地崛起。貿易的開放性、競爭(zheng) 的公平性以及大量的國際法律規範使得每一個(ge) 新興(xing) 崛起大國能夠從(cong) 中獲益，崛起大國無需通過成本高昂的戰爭(zheng) 手段來推翻現存國際秩序。自由主義(yi) 範式認為(wei) ，崛起大國會(hui) 在現存國際秩序內(nei) 展開競爭(zheng) 、爭(zheng) 奪話語權，使得利益分配更加符合崛起大國，而沒有必要推翻既有國際體(ti) 係。兩(liang) 種解釋從(cong) 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正確認識到了權力分配對體(ti) 係戰爭(zheng) 的影響，但是，這種觀點幾乎完全忽視了“崛起國對既有國際體(ti) 係的滿意程度”這一分析變量，而這一變量也是決(jue) 定中國以何種方式實現崛起的關(guan) 鍵變量。

 

　　第二種觀點有其合理性，但這種觀點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國納入到由美國主導的西方秩序之中並保持秩序的持續運作。縱觀國際關(guan) 係史，兩(liang) 種範式都能夠對特殊的曆史事件進行解釋。現實主義(yi) 範式解釋了18世紀末期法國的崛起、一戰和二戰前德國和日本的崛起，這些國家的崛起都導致了與(yu) 既有體(ti) 係大國之間的戰爭(zheng) 。而自由主義(yi) 範式解釋了20世紀初期美國的崛起，英美更替並沒有爆發戰爭(zheng) ，屬於(yu) 和平的領導權更替。

 

　　美國學者對中美權勢轉移過程中衝(chong) 突問題的分析主要基於(yu) 兩(liang) 個(ge) 變量———“是否滿意”和“是否有能力推翻”。同時，對衝(chong) 突的性質也進行了分類，將“衝(chong) 突”劃分為(wei) “軍(jun) 事領域的衝(chong) 突”和“非軍(jun) 事領域的衝(chong) 突”。也就是說，對於(yu) 中美之間的衝(chong) 突問題，美國學者要對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變量進行考察：第一，中國對現存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否滿意。第二，中國是否有能力推翻現存的國際秩序。

 

　　二、中國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獲益

 

　　中美是否爆發衝(chong) 突最主要的是考察中美兩(liang) 國利益的兼容性。斯圖爾特·帕特裏克(StewartPatrick)認為(wei) ，中美兩(liang) 國的國家利益是不兼容的。這至少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兩(liang) 個(ge) 方麵得以體(ti) 現：一方麵，美國希望維持東(dong) 亞(ya) 地區的權力均衡，而中國謀求主導該地區；另一方麵，美國希望民主化中國，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反對。［1］

 

　　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不同看法導致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根本利益的不兼容，爆發衝(chong) 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也認為(wei) ，雖然中美之間合作的態勢逐漸增大，但是，中美兩(liang) 國目標不同。在許多領域，中國追求的戰略有悖於(yu) 既有規範、法律和秩序安排。［2］而萊斯利·吉爾貝(LeslieGelb)則認為(wei) ，大國之間不存在嚴(yan) 重的利益衝(chong) 突。［3］

 

　　那麽(me) ，現有的美國霸權是否阻礙了中國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國是否“滿意”現存的國際秩序？事實上，大多數美國學者認為(wei) ，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ge) 強大的美國和由美國構建與(yu) 主導的國際秩序，這符合中國的國際利益。

 

　　(一)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ge) 強大的美國

 

　　目前，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huo) 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國債(zhai) 持有國；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huo) 伴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直接投資國，中美關(guan) 係已經成為(wei) 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guan) 係之一。自2009年7月中美兩(liang) 國在華盛頓召開首輪中美戰略與(yu) 經濟對話以來，兩(liang) 國已進行了五輪對話，對話涉及金融市場穩定與(yu) 改革、貿易和投資、地區安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聯合國維和、反恐、可持續發展等內(nei) 容，顯示了彼此對對方的重要性。對美國來講，沒有中國的合作，某些國際重大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jue) 。有學者利用數據計算得出，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國對美國的依賴為(wei) 70，美國對中國的依賴為(wei) 30。到世紀之交，數字就變為(wei) 65∶35。伊拉克危機時，特別是金融海嘯後，很多北京的戰略家認為(wei) ，這個(ge) 比率已經變為(wei) 60∶40至55∶45。①數據變化表明，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已經開始由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向對稱的相互依賴轉變，這種轉變既顯示了中國權力的增長，又使中美兩(liang) 國更加緊密地相互依存。美國需要中國這個(ge) 大市場，中國也需要出口大量產(chan) 品輸往美國。一個(ge) 強大的美國有利於(yu) 中國經濟的發展，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一個(ge) 穩定繁榮的中國，也有利於(yu) 美國的進一步發展。曾科(MicahZenko)和科恩(MichaelCohen)認為(wei) ，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ge) 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同時，手中持有、並將繼續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zhai) 。這就要求中國更傾(qing) 向於(yu) 一個(ge) 強大的美國，而不是虛弱的。［4］

 

　　(二)中國需要一個(ge) 由美國主導的強大的國際秩序

 

　　雖然美國對外關(guan) 係委員會(hui) 的中國問題專(zhuan) 家伊麗(li) 莎白·易明(ElizabethEconomy)認為(wei) ，中國有更激進的全球戰略需求。當中國的經濟總量不斷膨脹時，他不僅(jin) 想要在現有國際組織內(nei) 獲得更大的主導權，並且想要重新製定遊戲規則，並稱中國為(wei) “革命力量”。［5］

 

　　但美國的大多數學者，比如喬(qiao) 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查爾斯·格拉澤(CharlesGlaser)認為(wei) ，中國不會(hui) 挑戰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因為(wei) ，中國從(cong) 中獲益而不是遭受損失。目前的國際結構致使中美兩(liang) 國不會(hui) 將他國視為(wei) 最大威脅，並且能夠相互尊重雙方的核心利益。目前的國際結構被視為(wei) 是經濟和政治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能夠包容中國的崛起。［6］

 

　　中國會(hui) 積極地加入這一秩序中，並且在這一秩序中發展與(yu) 繁榮。因此，中國不會(hui) 花大量的成本去推翻有利於(yu) 中國發展的現有國際秩序，雖然它是由美國構建和主導的。約翰·伊肯伯裏(JohnIkenberry)也認為(wei) ，雖然美國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所變化，但自由國際秩序依然完好。中國並不打算推翻自由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和規範，他們(men) 想的是在既有國際秩序內(nei) 獲得更大的主導權。［7］

 

　　也就是說，即使中國試圖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圍繞權利、特權及大國責任的爭(zheng) 鬥的確存在———更深層次的國際秩序仍然較為(wei) 鞏固。

 

　　(三)非傳(chuan) 統安全因素要求兩(liang) 國加強合作

 

　　在“和平與(yu) 發展”的時代主題下，目前，全球安全重點已從(cong) 傳(chuan) 統安全領域轉向非傳(chuan) 統安全領域，非傳(chuan) 統安全因素的增加給了大國更多合作的機會(hui) 。萊斯利·吉爾貝即認為(wei) ，擁有核武器的“無賴國家”以及擁有大規模殺傷(shang) 性武器的恐怖主義(yi) 會(hui) 使中美之間增加合作而非衝(chong) 突。美國“9·11”事件發生後，中美兩(liang) 國圍繞打擊全球和地區恐怖主義(yi) 進行了一係列的合作，包括軍(jun) 事訓練和情報共享等。針對朝鮮核問題，中國致力於(yu) 促進朝核六方會(hui) 談，積極邀請各大國在朝核六方會(hui) 談框架內(nei) 進行溝通，積極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在經濟領域，中美兩(liang) 國致力於(yu) 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與(yu) 發展。在氣候變化領域，中美都是能源消費大國和碳排放大國，沒有中美兩(liang) 國的合作，氣候談判的進程難以推動。這一係列議題表明，中美兩(liang) 國在非傳(chuan) 統安全領域具有較多的共同利益，兩(liang) 國的合作正在逐漸加強。

 

　　三、中國與(yu) 美國衝(chong) 突代價(jia) 高昂

 

　　從(cong) 以上分析來看，中國對目前的國際秩序是滿意的，在現存國際秩序中，中國能夠從(cong) 中獲益並繁榮發展。那麽(me) ，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中國推翻現存國際秩序的能力有多大？美國學者認為(wei) ，由於(yu) 中國國內(nei) 發展的局限性，中國與(yu) 美國的衝(chong) 突將產(chan) 生巨大成本，而這正是強調“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中國最不能接受的。這些局限性導致中美之間難以爆發直接的軍(jun) 事衝(chong) 突，但同時，不排除兩(liang) 國在次級爭(zheng) 端和非軍(jun) 事領域發生摩擦，而在這些領域的摩擦，很難升級為(wei) 軍(jun) 事衝(chong) 突。

 

　　(一)中國國內(nei) 發展的局限性

 

　　1．經濟發展的局限性。學者們(men) 認為(wei) ，雖然中國正在經曆著高速發展，但並不代表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保持這樣的高速。比如，薩爾瓦托雷·巴博尼斯(SalvatoreBabones)認為(wei) ，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隻是回歸一個(ge) 正常國家。在將來某個(ge) 時間點(或許並不遙遠)中國的超高速成長將減緩，逐漸回歸到類似每個(ge) 國家曾經曆過的成長速度。從(cong) 曆史來看，他認為(wei) ，中國在過去20年裏戲劇性的提升得益於(yu) 兩(liang) 大一次性的紅利：不斷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斷提高的城市化水平。兩(liang) 大因素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生產(chan) 力，但它們(men) 都是有極限的過程，中國不能在未來繼續仰仗於(yu) 此。同時，從(cong) 發展規律來看，他認為(wei) ，當一個(ge) 國家攀登全球價(jia) 值鏈，從(cong) 簡單工業(ye) 品發展至國內(nei) 自主創新時，上升的速度會(hui) 越來越慢。［8］

 

　　摩根斯坦利投資管理公司的魯吉·夏爾馬(ＲuchirSharma)也認為(wei) ，由於(yu)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勞動力越來越接近劉易斯拐點，中國的經濟將無法像以前那樣快速增長。［9］德雷克·史劍道(DerekScisors)和阿爾溫德·薩伯拉曼尼(ArvindSubramanian)認為(wei) ，中國的崛起被誇大了，由於(yu) 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閉的，而且還存在著大量的金融問題。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hui) 達到美國長期以來所擁有的那種主導地位。［10］

 

　　2．政治發展的局限性。美國學者對中國政治製度詬病頗多，持一種消極態度，認為(wei) 它是阻礙中國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導致其難以超越美國和打破現存國際秩序的重要障礙。丹尼爾·德德尼(DanielDeudney)和伊肯伯裏認為(wei) ，中國的威權政治製度和資本主義(yi) 經濟製度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中國模式隻是一個(ge) “神話”。［11］巴博尼斯認為(wei) ，除非中國的政治開放，否則中國不會(hui) 處於(yu) 全球價(jia) 值鏈的頂端。因為(wei) ，隻有政治開放，思想的自由和創造性才能成為(wei) 可能。約瑟夫·奈(JosephNye)也認為(wei) ，中國的政治因素在控製國家方麵作用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