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隻有兩(liang) 種強大的力量，即刀槍和思想；從(cong) 長遠看，刀槍總是被思想戰勝的。”拿破侖(lun) 的這句話，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人類曆史的一個(ge) 秘密——單純依靠武力統治、而忽視意識形態的力量，很難實現國家長治久安。與(yu) 此類似，漢初名臣陸賈曾勸誡漢高祖劉邦：可以馬上打天下，但不可馬上治天下。統治國家不能單靠武力，還必須仰仗思想文化的傳(chuan) 播。

 

　　上世紀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曾給資本主義(yi) 製度沉重打擊，但美國資本主義(yi) 製度並未終結，反而迎來了所謂“美國世紀”。究其根源，除了羅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需求刺激外，還有一個(ge) 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人們(men) 之所以服從(cong) 權威和秩序，是因為(wei) 他們(men) 在內(nei) 心深處相信權威和秩序存在某種“合法性”；而成功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是生產(chan) 和再生產(chan) 這一“合法性”的重要機製。美國戰後意識形態的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與(yu) 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密切相關(guan) 。

 

　　1929年，而立之年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芝加哥大學1892年由洛克菲勒捐建，同早它1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學一樣，效仿德國大學模式，優(you) 先發展以自然科學為(wei) 主導的專(zhuan) 業(ye) 教育，被後世視為(wei) 美國現代大學的發源地。上任不久的哈欽斯，就對當時美國大學充斥的功利主義(yi) 、實用主義(yi) 、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和唯市場主義(yi) 等種種庸俗化取向，展開了全麵批判。1936年，他發表題為(wei) 《高等教育在美國》的報告，提出發展通識教育才符合現代大學之道——隻有通識教育，才能溝通不同專(zhuan) 業(ye) 、建立共同的文化語言；也隻有通識教育，才能溝通現代與(yu) 傳(chuan) 統、使文明不致斷裂。經過反複努力，哈欽斯四年製本科生院方案1942年獲得通過，率先開創了以經典閱讀為(wei) 核心的“通識教育”。這段曆史，中國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詳。

 

　　另一份哈欽斯主持起草的報告——《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則為(wei) 我國新聞界人士所熟知。1942年12月，哈欽斯應其密友《時代》公司老板盧斯邀請，計劃對美國新聞自由的現狀與(yu) 前景開展調查。一年後，由哈欽斯擔任主席，13位美國政、商、學界名人組成的新聞自由委員會(hui) （因而也被稱為(wei) “哈欽斯委員會(hui) ”），聽取了58名新聞界相關(guan) 人員的證詞，與(yu) 225名關(guan) 心新聞界狀況的各界人士進行了訪談，研究了委員會(hui) 成員及其工作人員準備的176份文件。經過反複修改，新聞自由委員會(hui) 於(yu) 1947年發表了《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序言第8頁——下文簡稱《新聞界》）。它後來被視為(wei) 傳(chuan) 媒“社會(hui) 責任理論”的奠基作。

 

　　盡管哈欽斯《高等教育在美國》為(wei) 中國教育界人士所熟知，《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也為(wei) 中國新聞業(ye) 人士所樂(le) 道，但對這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事實，似乎鮮有注意，對其內(nei) 含的美國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則更似無人問津。其實，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不僅(jin) 對美國的高等教育和新聞傳(chuan) 播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而且為(wei) 美國戰後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在美國》與(yu) 通識教育的奠基

 

　　哈欽斯在《高等教育在美國》中強調，大學之道首先在於(yu) 不同科係、不同專(zhuan) 業(ye) 之間必須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礎。如果現代大學不能提供麵向所有學生的通識教育，大學就喪(sang) 失了意義(yi) ——它完全可以為(wei) 各類專(zhuan) 業(ye) 學院取代。在哈欽斯看來，大學應該作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頭腦領著社會(hui) 走，而不能成為(wei) 市場的奴隸，被動地跟著走。

 

　　為(wei) 此，哈欽斯雄心勃勃地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一個(ge) 以閱讀經典為(wei) 主、新的四年製本科學院。不過，此舉(ju) 招致了教授們(men) 激烈反對，哈欽斯的建議多次被否決(jue) 。直到1942年，哈欽斯的四年製本科學院方案才獲得通過，芝加哥大學由此建立了美國最重視通識教育的體(ti) 製，成為(wei) 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典範。迄今為(wei) 止，芝加哥大學不僅(jin) 是獲取諾貝爾獎的教授最多的大學，而且以不斷誕生各類學派（如芝加哥社會(hui) 學派、芝加哥經濟學派等）而聞名於(yu) 世。

 

　　值得一提的是，1934—1954年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科南，則改進了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本科教育繼承英國模式，強調通識教育和文化傳(chuan) 承；研究生教育則采取德國模式，注重專(zhuan) 業(ye) 研究和創新。科南指出，無論發展多少專(zhuan) 業(ye) 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等科學如何發達，無論掌握多少外國語言，都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麽(me) 是“我們(men) （指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麽(me) 是“傳(chuan) 統形成的智慧”。顯然，哈欽斯與(yu) 科南英雄所見略同，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也殊途同歸。

 

　　哈欽斯和科南倡行的通識教育，意在奠定美國的文化基礎，造就實現文化認同的“大熔爐”。所有本科生共享通識教育，從(cong) 而使大學生畢業(ye) 後無論躋身哪個(ge) 領域和專(zhuan) 業(ye) ，都能分享共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建立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橋梁。換個(ge) 中國人熟悉的詞匯，也就是通過集中、統一意識形態傳(chuan) 播，“統一了思想認識”。

 

　　美國曆史短暫，其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民族、貧富和文化差異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大。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及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暴露了西方製度的虛弱和文明的黑暗。如何強化美國社會(hui) 的文化認同，形成真正基於(yu) 西方文明的牢固共同體(ti) 意識，是哈欽斯、科南等精英苦苦探求的大課題，答案之一就是大學普遍推行通識教育。

 

　　以相對簡明的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通識教育為(wei) 例，“當代文明”和“人文經典”是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課。“當代文明”第一學年講述西方從(cong) 古代到近代的曆史，屬於(yu) 史學和人文學科的訓練；第二學年轉向西方現代社會(hui) ，引入社會(hui) 學、政治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等學科內(nei) 容。而在“人文經典”方麵，則從(cong) 古代的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一直讀到近代的牛頓、馬克思。“當代文明”側(ce) 重西方文明的曆史變革，“人文經典”則重在研讀經典著作的永恒價(jia) 值。變革與(yu) 永恒融合為(wei) 學，“經”與(yu) “史”相互滲透；史側(ce) 重於(yu) 文明的興(xing) 衰浮沉，而經則重在汲取“傳(chuan) 統形成的智慧”。

 

　　麵向美國精英的通識教育，是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無論各大學表麵差異有多大，但其通識教育課程均以西方文明經典閱讀為(wei) 核心，這一原則不可動搖。一代又一代美國精英因此培育出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式與(yu) 我國古代“經史”教育頗為(wei) 類似。中國帝製時期國家尊儒術、士人重道統，國家利用征舉(ju) 、科舉(ju) 等方式源源不斷吸取士人進入統治集團，從(cong) 而有效鞏固了國家意識形態，使秦漢製度（即大一統皇帝官僚—郡縣製國家）綿延2000多年不絕。“經史”教育與(yu) 通識教育在這方麵的收效，何其相似！

 

　　二、《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引導美國新聞界變革

 

　　當哈欽斯1944年組建的新聞自由委員會(hui) 開始工作時，新聞界人士視之為(wei) 恢複新聞界公共形象的機遇。此前十幾年間，美國報界對羅斯福新政采取敵視立場，聯邦政府則起訴多家報刊，並借助最高法院的判決(jue) 將報刊在許多方麵置於(yu) 政府管製之下。在報界尋找各種理由阻撓新政改革、聲稱它威脅新聞自由的時候，公眾(zhong) 更傾(qing) 向於(yu) 相信，報紙發行人空喊新聞自由，隻是不想適應新的社會(hui) 經濟狀況而放棄私利、作出合理調整。著名報人李普曼承認：“如果發行人……既不麵對現實又不加以處理，那麽(me) 總有一天，在憤怒的公共輿論的激勵下，憤怒的國會(hui) 將用一柄斧頭來給新聞界做手術。”（《新聞界》，第86、87頁）

 

　　哈欽斯在報告序言中指出：“新聞自由委員會(hui) 將本研究限定於(yu) 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對人民進行關(guan) 於(yu) 公共事務的教育作用這個(ge) 範疇之內(nei) 。”在哈欽斯看來，“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隻是形成美國文化和美國公眾(zhong) 輿論的眾(zhong) 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ge) 。然而如果通盤考慮，那麽(me) 如今恐怕它們(men) 就是其中最強大的一種影響力了。”（《新聞界》，序言第8頁）他強調，新聞界的權力伴隨著種種重大義(yi) 務。

 

　　新聞自由是否處在危險之中？《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開門見山：“我們(men) 的答案為(wei) ：是的。”當時日益引人注目的一個(ge) 危險是，隨著技術進步和資本集中，新聞界演變成巨大的壟斷商業(ye) 體(ti) ；這樣，保護新聞界的自由，就不再自然是保護公民或共同體(ti) 的言論自由。

 

　　哈欽斯委員會(hui) 視新聞自由為(wei) 政治自由的基礎，公民的良知是國家保持活力的源泉，阻礙思想觀點自由流動的障礙應被排除。一種思想觀點即使不被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的業(ye) 主或管理者認同，也應該得到機會(hui) 表達。當然，公眾(zhong) 的表達自由是有條件的：如果要求表達自由的人是一個(ge) 撒謊者，或是一個(ge) 可以被收買(mai) 的文丐，甚至是一個(ge) 鼓吹仇恨和猜忌的煽動家，那麽(me) ，他就沒有資格要求言論自由。

 

　　報告陳述了社會(hui) 共同體(ti) 對新聞自由的總要求。第一，在具體(ti) 情境中，真實、全麵和理性地報道事件。第二，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應將自己視為(wei) 公共討論的載體(ti) 。第三，作為(wei) 供社會(hui) 各團體(ti) 互相傳(chuan) 遞意見與(yu) 態度的工具，媒體(ti) 報道的群體(ti) 形象應是其真實而典型的形象，如黑人和華人的整體(ti) 形象不應被妖魔化。第四，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在陳述和闡明社會(hui) 共同體(ti) 為(wei) 之奮鬥的理想中，須承擔起教育責任。第五，媒體(ti) 應成為(wei) 將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傳(chuan) 達到每個(ge) 社會(hui) 成員的渠道。

 

　　新聞自由委員會(hui) 呼籲：“新聞界應該自覺承擔起為(wei) 公眾(zhong) 利益服務的責任。”（《新聞界》，第43頁）加強自律應當成為(wei) 電影業(ye) 、廣播業(ye) 、報業(ye) 、書(shu) 刊業(ye) 以及新聞職業(ye) 團體(ti) 的合理選擇。委員會(hui) 建議大眾(zhong) 媒介積極開展具有高度文學性、藝術性和知識性的傳(chuan) 播活動，開展富有活力的相互批評，杜絕廣告商支配內(nei) 容的現象。報告認為(wei) ，一個(ge) 新聞記者要想成為(wei) 一個(ge) 勝任的公共事務觀察家和評論員，就需要接受最廣博和最豐(feng) 富的教育。非營利機構應當創建傳(chuan) 播領域的高級研究中心，逐年評估新聞界的表現。

 

　　報告強調憲法第一修正案關(guan) 於(yu) 新聞自由的保障必須得到實施，政府應鼓勵在傳(chuan) 播業(ye) 擴大新投資、引進新技術，促進競爭(zheng) ；必要時，政府應自己提供傳(chuan) 播服務。不過，報告“強烈反對政府幹涉新聞界的活動，並且特別讚成新聞界自己清理門戶”。（《新聞界》，第100頁）總之，新聞界和公眾(zhong) 做出的貢獻越多，需要政府采取的行動就越少。

 

　　李普曼將報告視為(wei) “一次闡述公理、界定原理、確定領域的努力，著眼於(yu) 繼續進行嚴(yan) 肅的新聞批評”。《紐約時報》的評論說：“我們(men) 歡迎委員會(hui) 所做的研究。……自由與(yu) 責任必須永遠聯係在一起。公眾(zhong) 有權拒絕支持那些忽視所有重要事實的機構。”（《新聞界》，第116頁）《華盛頓郵報》表示，它不會(hui) 試圖“為(wei) 美國新聞界的成就作總體(ti) 性的辯護，或說明《郵報》的特殊美德。現在的當務之急似乎是進行批評性的自我審視”。（《新聞界》，第117頁）

 

　　哈欽斯本人對報告的命運並不滿意——在1955年出席美國報紙主編協會(hui) 大會(hui) 時，他抨擊新聞主編們(men) “履行更大責任的努力”僅(jin) 僅(jin) 是公關(guan) 把戲。不過，後來的研究人員指出，委員會(hui) 的傾(qing) 向與(yu) 理論被新聞業(ye) 的編輯與(yu) 研究機構有意無意地分享了。“在報紙總體(ti) 規劃、在職項目、教科書(shu) 以及倫(lun) 理手冊(ce) 裏，都能夠發現哈欽斯準則的翻版。”（《新聞界》，第135頁）

 

　　三、美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

 

　　從(cong) 南北戰爭(zheng) 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經濟快速發展，但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社會(hui) 道德淪喪(sang) 、腐敗和黑幫橫行。如何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文化大熔爐”裏化為(wei) 一體(ti) ，始終是美國麵對的重大挑戰。殘酷的世界大戰和席卷世界的大蕭條使西方文明和美國製度黯然失色。羅斯福新政及其遭受的媒體(ti) 攻擊和司法否決(jue) ，暴露出統治集團和精英階層的對立。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相繼出台事出有因。

 

　　美國高等教育製度先後受到英、德大學模式的深刻影響。普法戰爭(zheng) 之後，德國科技和職業(ye) 教育碩果累累，成為(wei) 各國效法的榜樣。但是，德式教育發展了科技文明，卻無力阻止國家發動世界大戰以及戰爭(zheng) 中的種種暴行，也迫使美國精英反省德國大學教育的缺陷，並有心重歸英國傳(chuan) 統。與(yu) 此同時，美國報業(ye) 資本家們(men) 無視行業(ye) 集中、技術密集導致的壟斷，視報業(ye) 為(wei) 私人生意，反對政府幹預，拒絕承擔社會(hui) 責任。這又使盲從(cong) 自由主義(yi) 傳(chuan) 統的美國新聞界日益失去公眾(zhong) 信任。

 

　　高等教育和新聞傳(chuan) 播體(ti) 製是現代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最重要的機製，二者不僅(jin) 承擔信息交流、知識傳(chuan) 承的職責，同樣承擔意識形態生產(chan) 和再生產(chan) 的重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均立意極高、著眼長遠，試圖解決(jue) 美國社會(hui) 根本的政治問題，包含從(cong) 戰略高度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智慧。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要想長治久安，都必須依賴社會(hui) 成員之間（特別是精英集團）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團結；而理解、信任和團結的基礎固然有賴於(yu) 物質生活狀況，但共同的文化認同則同樣不可或缺。哈欽斯的卓越之處，就在他著眼於(yu) 社會(hui) 進步和文化傳(chuan) 承的總要求，探求安定美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

 

　　其次，通識教育的實質是建立麵向精英的西方文明傳(chuan) 承機製。它旨在促使精英階層成為(wei) 社會(hui) 文化認同的中堅，幫助他們(men) 突破門戶和專(zhuan) 業(ye) 局限，理解古典和當代的變革趨勢，分享普遍的文化和精神基礎。為(wei) 此，一代又一代大學生向西方文明遺產(chan) 尋求智慧、深入研讀經典文本，成為(wei) 既具有廣博的文化教養(yang) ，又掌握專(zhuan) 業(ye) 技能的人。可見，通識教育正是麵向精英的縱向文化傳(chuan) 承機製，其意識形態功能不言自明。

 

　　第三，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承擔社會(hui) 責任——這實質上要求美國大眾(zhong) 傳(chuan) 播機構把美國的長遠利益和資產(chan) 階級的整體(ti) 利益置於(yu) 優(you) 先地位，在此基礎上追求自身的商業(ye) 利益。對此，盧斯等媒介巨頭心領神會(hui) ，雖然在維護公眾(zhong) 利益方麵積極性有限，但為(wei) 美國的長遠利益和資產(chan) 階級的整體(ti) 利益，使公眾(zhong) 普遍接受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主流目標、價(jia) 值觀、思想甚至感情，則是盡心盡責。這意味著美國建立起了麵向普通民眾(zhong) 、致力於(yu) 橫向交流的意識形態傳(chuan) 播機製。

 

　　第四，兩(liang) 份方案不約而同強調傳(chuan) 統精神的繼承和堅守。通識教育，以經典文獻閱讀為(wei) 中心，溝通古今、跨越學科。同樣，強調新聞界的社會(hui) 責任，並不排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的自由主義(yi) 傳(chuan) 統。而“自由主義(yi) 是西方居於(yu) 統治性地位的意識形態——統治性，並不意味著它是清楚且刻意強迫接受的，而是通過更加微妙、因而也更加有效的方式施加影響的”。（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義(yi) 的興(xing) 衰》上卷，第7頁，吉林人民出版社）這種對所謂傳(chuan) 統精神和自由主義(yi) 的堅守，恰恰反映出美國精英階層強化意識形態建設的堅定信念。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兩(liang) 份方案公布之初都遭遇了強大的質疑和反對聲音。通識教育方案招致了大學教授們(men) 的反對，經過長時間反複才得以實施。而《一個(ge) 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不僅(jin) 當時飽受詰難，它鼓吹的“社會(hui) 責任”至今依然是為(wei) 資本服務勝於(yu) 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到現在，美國的通識教育取得了顯著成功，受到各國學者普遍肯定。而真正落實了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的新聞媒體(ti) 則並不多見，美國媒體(ti) 服務資本集團、追逐企業(ye) 私利的激情遠大於(yu) 為(wei) 公共利益貢獻力量的意願。兩(liang) 份報告的實踐結果得失互現，但這並不能否認它們(men) 的價(jia) 值。

 

　　在上世紀30—40年代，哈欽斯所公布的大學通識教育和媒體(ti) 社會(hui) 責任的這兩(liang) 份報告，引人深思。這兩(liang) 份報告及其實施情況，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考察美國意識形態建設和傳(chuan) 播機製的具體(ti) 樣本，還讓人們(men) 有機會(hui) 審察美國精英階級的國家情懷、政治智慧和改革視野。強有力的國家治理，絕不是光靠發展經濟就能畢其功於(yu) 一役的。沒有社會(hui) 治理“合法性”的生產(chan) 與(yu) 再生產(chan) ，社會(hui) 的穩定和諧是不可想象的。

 

　　更發人深省的是，自2008年以來，起源於(yu) 美國華爾街而後蔓延至世界各國的經濟危機，既暴露出1%的壟斷資本集團剝奪99%的公眾(zhong) 利益的嚴(yan) 酷事實，也對美歐日等主要資本主義(yi) 經濟體(ti) 造成了巨大破壞，美國甚至發生了“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但是，危機對美國政治體(ti) 製似乎並未產(chan) 生顛覆性損害。這一事實表明，鞏固的意識形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經濟危機造成的困難。反言之，經濟建設的成就也不會(hui) 自然演化為(wei) 意識形態的優(you) 勢，一個(ge) 國家在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時，斷不可忽視思想文化建設、漠視意識形態領導權。一旦國家意識形態出現問題，必然人心動搖，嚴(yan) 重者甚至不戰而潰。

 

　　由此言之，推進教育和新聞體(ti) 製之類改革不能拘泥於(yu) 就事論事，必須把增強文化認同、弘揚核心價(jia) 值觀置於(yu) 同傳(chuan) 承知識、傳(chuan) 播信息同樣重要的地位。從(cong) 兩(liang) 份哈欽斯報告及其實施的曆史看，與(yu) 人們(men) 通常的印象相反，美國精英階層在鞏固資本主義(yi) 意識形態的問題上，長於(yu)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在堅守自身文明傳(chuan) 統、核心價(jia) 值上從(cong) 不動搖，堅持不懈地加強意識形態的建設和傳(chuan) 播，因而竟長期之功。這想必是最值得當今中國人注意和警覺之處。

 

　　（作者單位：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