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社會(hui)

文章

日本該如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發稿時間:2014-07-29 00:00:00   來源:經濟觀察網   作者:近藤大介

   日本年輕人對日中關(guan) 係的憂慮

 
  “目前,日本最需要的是‘不樹敵的外交’。在亞洲地區,中國日趨增強的實力顯而易見,但日本竟然打算和中國為敵,這究竟是為什麽呢?前段時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也許是出於‘避免和中國發生武力衝突’的目的,可是這一舉動反而進一步增加了日中兩國之間的摩擦。”
 
  “縱觀日本的外交,令人最不可思議之處莫過於日本總是希望把美國拉進日本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問題裏。無論是麵對曆史問題,還是釣魚島的領土主權問題,安倍政府都不和同為當事國的中國展開正麵對話,而是在問題發生後的第一時間請求美國介入。這樣做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讓問題愈發複雜化。”
 
  在中國,每年的7月是大學畢業季。但是日本的大學一般是在櫻花爛漫的4月舉行入學典禮,所以,對於日本的大學生來說,7月是上半學年的期末考試季。
 
  每周周六,我都會去被譽為“東京六大學府”之一的明治大學教授“東亞關係論”課程。班上一共有45名學生——24名日本學生,21名留學生。在這些留學生中,有9人來自中國。在今年上半學年的期末考試中,我出了這樣一道問題——請就如何改善中日關係問題,闡述一下你的個人想法。在答卷上,我看到了五花八門的答案。文章開篇部分的第一段文字是一位日本學生的答案,第二段文字是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答案(為了讓中國的留學生能夠更加自由地表述觀點,我允許他們用中文作答)。
 
  在占班級總人數半數以上的24名日本學生中有人回答說:“日本應該完全無視傲慢的中國,同時加強和東盟各國的聯係。”但是,具有這種“反中”思想的日本學生僅有兩人,其他絕大多數的日本學生都表達了對“日中關係逐步惡化”的憂慮,並且在答卷上寫下了很多改善這種現狀的“個人建議”。
 
  通過這次考試和閱卷,我再次認識到了一點:如今的日本年輕人,正在為日中關係惡化的現狀,發自內心地苦惱不已。
 
  除了答卷上的答案,在和他們的交談過程中,我同樣能夠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苦惱。比如,在今年上半學年的最後一次課上,我對“安倍政府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一事進行了講解。之後,班上的日本學生非常嚴肅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包括:“我們日本年輕人真的會參加戰爭嗎?”這個問題說明,當發現原來隻在曆史教科書上看到過的“戰爭”已然“近在咫尺”時,這些孩子們打心眼裏慌了。而那個在韓國、朝鮮、中國台灣地區一直存在的“義務兵役製”有可能降臨日本,這無疑讓班上的男學生們心情更沉重了。
 
  日本麵臨的“雙重衝擊”
 
  其實,對於日本的將來深感不安的並不隻有這些學生。上周,我和一位安倍政府的高官在位於首相官邸後麵的“赤阪料亭”(高級日本料理店)共進晚餐。
 
  雖然掛在店內長凳上的風鈴的聲音清澈悅耳,被譽為“7月東京之風物詩”的鹽烤香魚美味至極,但他絲毫不為這些美好的事物所動,一直表情凝重地嘮叨著日本正麵臨的雙重衝擊:“近幾年,中國的實力增長已經達到了不可忽視的程度。對於日本來說,中國的發展壯大是一種衝擊。自2013年美國總統奧巴馬連任後,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急速下滑,這是日本正麵臨的第二重衝擊。”
 
  首先,說說“第一重衝擊”。眾所周知,我們所在的東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由“宗主國”中國和“朝貢國”(即中國周邊的小國)所組成。因此,在古代的日本人看來,中國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文明大國”。
 
  但是,自19世紀中期開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胎換骨成了一個近代化的國家,中國卻因為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淪為了“沉睡的巨龍”。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場戰爭對於日本人“對中認識”的改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自此,日本人不再將中國視為“值得尊敬的文明大國”。另一方麵,自甲午戰爭戰敗後,中國的精英們紛紛留學日本,就連後來的“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漂洋過海,來到日本尋求革命援助。由於這種“中日逆轉”一直延續了100多年的時間,所以“日本>中國”甚至“日本就是亞洲的代表”之類的“認識”深深地紮根在了日本人的腦海裏。
 
  然而,經過了21世紀前十年的發展,中國的GDP於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自2013年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政治方麵,中國成為了“亞洲的代表”。在軍費方麵,中國的軍費投入數是日本的約2.5倍,同時中國還擁有核武器、航空母艦以及核潛水艇。簡而言之,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方麵,中國都已經全麵超過了日本。中日兩國“再逆轉”!
 
  對於這種“難以置信”的現實,不少日本人直到現在都無法從心理和生理上完全接受。從生物學角度分析,當一個人被置於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時,他需要經過“驚愕期→厭惡期→學習期→適應期”這四個階段才能最終適應新的環境。也就是說,日本人的“對中認識”已經經過了驚愕期,目前正處於厭惡期。
 
  自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後,日本內閣府每年秋季都會展開“你對中國有好感嗎?”的民意調查。在1980年的調查中,78.6%的被調查者回答“對中國有好感”。不過,在去年秋季的調查中,做出肯定回答的被調查者比例僅為18.1%,而做出否定回答的被調查者比例高達80.7%。一位內閣府官員對我透露:“去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創曆史新低。估計在今年秋天的調查中,回答‘對中國有好感’的被調查者比例將會跌到10%左右。”
 
  其實,以上的這些數字如實地反映了現在的日本人很難接受突如其來的“中國>日本”這一現實的現狀。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將這種“健全的發展”持續下去,那麽日本人也不得不進入生物學中的“適應過程”的第三階段,即“學習期”。
 
  在“中國衝擊”之外,日本還在經受著“第二重衝擊”。那就是“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急速下滑”。
 
  就個人而言,我根本不相信如今的美國會有重振昔日雄風的可能。自1776年獨立後,美國就開始了對美洲大陸的開拓。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門羅宣言》,反對美洲幹涉美洲以外的事務。所以,截至19世紀末,美國基本稱得上是一個“內向型國家”。然而在1898年,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後簽訂的《巴黎條約》將菲律賓劃為殖民地。同年,美國又將夏威夷強行收入囊中。進入20世紀後,美國直接參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間接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牢牢掌控著主導權)。20世紀中後期,美國策劃了將蘇聯和其他國家一分為二的“冷戰”。20世紀末,因為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並從此扮演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不過,自奧巴馬上任後,尤其是自2013年奧巴馬成功連任後,美國的“內向型誌向”愈發明顯。目前,恐怕奧巴馬總統最關心的國際問題既不是“朝核問題”,也不是“中日關係惡化”問題,而是大量外國人經墨西哥偷偷入境的“非法移民”問題。換句話說,奧巴馬總統最關心的是一個“國內性的國際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多方努力,希望在今年11月利用參加於北京召開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的機會,促成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中日首腦會晤。
 
  其實,安倍曾經有過類似的“成功經曆”。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代(2001-2006年),中日關係因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而出現惡化,這就是“中日政冷經熱時代”。2006年9月,安倍在接任首相一職後的第12天就“閃電”出訪北京,與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確定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所以,現如今的安倍正期待著“舊夢重現”。
 
  遺憾的是,“舊夢重溫”隻會在戀愛歌詞中頻繁出現,在現實生活中,“舊夢”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現。隻要安倍執意堅持“既不考慮任何前提條件,又要和習近平主席見麵”的話,那麽在11月舉行中日首腦會晤一事的可能性就會非常低。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在當代世界外交中,大多數的首腦會晤並不是兩國首腦就某事展開磋商的“談判會”,而是對會晤召開前兩國外交當局就已經達成共識的事項表示認同的“協議簽署儀式”。
 
  如何修複與中國的關係
 
  那麽,日本究竟要怎麽做才能妥善地修複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呢?
 
  近段時間,我就這個問題采訪了很多位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專家。首先,日本前駐華大使、原伊藤忠商事社長丹羽宇一郎給出了如下的回答。
 
  “日本和中國在地理位置上的‘近鄰關係’無法搬家,所以兩國必須和平友好的相處下去。這句話是習近平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之前每次和我見麵時,都會對我說的話。現在,我想把這句話原原本本地轉述給首相安倍。日中兩國之間的這種不可分離的關係甚至超過了夫妻之間的關係。”
 
  接下來,原日本經濟產業省東北亞科科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津上俊哉回答說:“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基於‘俄國將會攻打過來’的猜想而積極擴充軍備。現在的安倍政府同樣基於‘中國將會攻打過來’的猜想而擴充軍備。現在的政府應該以史為鑒,嚴防類似的從誤解帶來的悲劇再次上演。”
 
  另外,還有一個日本人做出了這樣的回答:“日本應該更加努力地和中國展開真誠的對話。日本外務省在其官網主頁上寫道:‘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同時也是進駐日本企業數最多的國家。’所以,日本不應該和如此重要的國家‘失和’下去。為了改善日中關係,我建議日本政府全麵解除對來日中國人的簽證限製。這樣就會吸引大量的中國人來到日本,日中兩國之間的交流將會隨之獲得飛躍性的發展。隻要民間交流得以發展,兩國之間的誤解一定會消失殆盡。”
 
  究竟是誰說出了以上這番話呢?他,就是我正在教的一位年僅19歲的學生。由此可見,在我的班上,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
 
  看來,日本政府應該從這些學生身上學習點什麽了。

友情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