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新加坡為什麽要搞“建設性政治”
發稿時間：2014-05-30 00:00:00 來源：紙牌屋 作者：王長江
編者按：
5月16日，新加坡總統陳慶炎說，秉持以國以民為先的建設性政治原則至關重要。此後，“建設性政治”（Constructivepolitics）引發新加坡朝野熱議。
這是2011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在麵臨執政危機，進行政策和人事調整後，首次提出新的執政理念。
昨天，紙牌屋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王長江教授。
撰文/王維佳
紙牌屋：近幾年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推行了一係列主張和措施，這次又提出“建設性政治”這一理念，您認為這其中有沒有內在的邏輯？
王長江：有。從“建設性政治”講，由於國內社會的不斷多元化，利益分割的不斷多元化，越多元化越眾口難調。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的聲音肯定越來越大。所以，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的得票率隻有60%多。
從這個角度說，它在調整。其他黨都在起來，都在挑戰它。人民行動黨覺得這些挑戰是合法的。但是，作為執政黨，它一方麵要控製住，另一方麵要引導，不能讓這些黨和自己走向對立，還是要堅持中華文化傳統，要和諧，講協調，講談判，講妥協，講建設性。
從國際上講，更是如此。在西方的大力推動下，許多國家紛紛轉型，它們轉型轉出不少問題來。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民主不一定帶來發展，那麽，什麽樣的民主帶來發展？
新加坡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沿著自己總體上來說比較好的道路前進。這樣就提出來“建設性政治”這麽一個概念。
紙牌屋：在有強大外部危機的情況下，人民行動黨為什麽還要坐視反對黨壯大？
王長江：這也是從危機的角度去考慮的。新加坡接受的也是中華文化，從中華文化裏麵也能挖掘出很多和新加坡現在理念相通的東西。
比如說，多元化社會有多種訴求，作為必須回應民意的一個黨，人民行動黨必須盡可能的把民眾的訴求整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反對意見，沒有辯論，那麽決策就可能失誤。一旦失誤，國家的生存就有危險。
強烈的危機感使人民行動黨需要保留監督的聲音，保留辯論。這次提出的“建設性政治”，我看就是要把這些要素朝建設性引導，不能出現像台灣民進黨“逢中必反”這樣的情況，始終唱反調。人民行動黨主張，它自己和反對黨的意見都要對國家、對老百姓有利。我覺得這還是很有道理的。
紙牌屋：我注意到反對黨也支持“建設性政治”。
王長江：新加坡已經形成了這種文化。反對黨可以反對，但必須是建設性的。反對黨反對要提出理由，並且要提出解決方案。不能執政黨提出來的，反對黨就反對。各個黨都要在道德上站住製高點，都要為國家、為老百姓。新加坡之前就是這樣的。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我認為人民行動黨提出“建設性政治”，一個原因是新加坡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政治傳統，並且一直受益於這個傳統。
另一個原因是現在世界形勢很複雜，尤其烏克蘭事件，還有埃及、利比亞這些國家都存在特別強烈的政治對抗。新加坡認為這不可取，同時對西方的政治製度也沒有全部照搬，還是提倡“和為貴”、“相互協調和諧”等觀念，這些觀念帶有很強的中華文化色彩。
紙牌屋：李顯龍在給“建設性政治”下定義時，指出要“確保國家由操守和品格高尚的能人領導”，這是不是也是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王長江：新加坡本來就有競爭政治的基礎。李顯龍下的定義，實際上隻是說確保不要讓代表一黨利益的、具有個人野心的、沒有什麽政治道德的人上來，還是要讓能治國的、道德比較高的人上來。這是新加坡吸收中華文化的一個特點。
但是，我們不好簡單地說，新加坡用的就是中華文化。過去這些話是說給皇帝聽的，告訴皇帝用人得用有德的，至於皇帝會怎麽用人，那是皇帝的事情。但是，李顯龍這個定義是呼籲整個體製，希望整個導向、希望老百姓選人要用這樣的人，而不是讓老百姓不要選了，由人民行動黨自己決定。
紙牌屋：您認為人民行動黨接下來還會有哪些動作？
王長江：一方麵它遇到的挑戰很大，國際上的事情可能會影響到它。另一方麵，剛才說的多元化態勢，確實眾口難調。我覺得它會做一些事情，特別是一些過去做得比較成功的事情，比如聯係老百姓，和各種團體溝通，和反對黨互動。
紙牌屋：中國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王長江：做法上，我們有不少可以借鑒的。特別是微觀層麵。比如說，怎麽讓黨員去聯係老百姓，怎麽讓政府運行更加透明，怎麽讓民眾參與到政治運行當中來，怎麽回應老百姓的利益訴求，怎麽提供更多平台讓老百姓表達訴求。新加坡還是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值得學習。
但是總體上，我們還是有一個特別迫切的事情，就是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不改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做法而已，而且整個權力關係沒理順，到時候這些做法可能會變形。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現在正在開展黨的群眾教育路線實踐活動，希望我們的幹部學會和老百姓打交道，接近老百姓，贏得老百姓的信任，甚至有些地方提出來要修複黨群關係。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脫離老百姓，老百姓不信任你，早晚要出事。但是，你去看一下，就會發現有些地方很有意思。
紙牌屋：新加坡在這方麵有哪些成功的經驗？
王長江：在新加坡的政治體製下，議員接觸老百姓是自覺自願的，因為他不接觸，下次票就沒了。就算不要求他去接觸老百姓，他也會拿出時間去接觸老百姓。
新加坡做得比較好的是，這些議員的命運既掌握在老百姓手裏，也掌握在黨的手裏。黨給老百姓推薦精英，精英合格不合格老百姓說了算，如果不合格，再換人。
回過頭來看我們，我們現在沒有這樣一套機製。
如果去看這次黨的群眾教育路線實踐活動，你可以知道在這次活動中黨員幹部聯係了多少群眾，了解了多少情況，民情日記寫了多少。不是這些黨員幹部願意去這麽幹，而是上級讓他們這麽幹，聽上級的話才能得到提拔，動力不在老百姓。
所以問題出來了，等活動結束了呢？領導人注意力轉變了呢？下一階段黨的工作重心轉到別的方麵了呢？有些黨員幹部可能就不去了，那就沒法延續了。所以，我們要建立一種機製，讓黨員幹部向黨負責的同時，也向老百姓負責。
到時候就不用搞活動了，黨員幹部自己就主動聯係群眾了。說老實話，我們現在光有原則，但是體製沒建立起來。
紙牌屋：您如何看新加坡的“權威主義”？
王長江：權威主義是別人給新加坡的定義。權威主義今天說起來是挺複雜的一個概念。有的人把沒有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叫做權威主義，有的人則認為已經建立在民主製度上、但客觀上形成了一個獨大的黨的國家是權威主義。各個國家的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我看現在有些人在講新權威主義，好像意思就是隻要強權，保證領袖集團的權威，有推行政策的能力，就叫做新權威主義。反正各有各的看法吧。我個人覺得新權威主義的定義下得有點亂。
我覺得新權威主義有這麽四點。
第一點是強調政府權力，強調掌權者的權力，強調掌權者要有推行自己政策的能力。
第二點是權力的基礎是過渡性的，必須有明確的方向，這個方向是民主政治。不能說加強了權威就叫新權威主義，它是一種過渡，由非民主過渡到民主，指向非常明確。
第三點是進程本身可控製，是一種有序民主。新權威主義認為，自然發展也能到達民主，但是這樣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會走很多彎路，最好在強權控製下走向民主。
第四點是有頂層設計，達到什麽樣的目標，達到目標的大體路徑是什麽，路徑之外還要有步驟，過多少年到哪一步，過多少到哪一步。這些都要有描述。不能說把權力做大了就叫新權威主義。既存在做大了不想離開權力的情況，也存在做大了不想實現原有目標的情況。頂層設計對民眾是有承諾的。
紙牌屋：好多人一說新權威主義就想到新加坡。
王長江：我不是特別認同。
新加坡的政治存在競爭，也采用西方普世的一些原則，沿著西方民主原則在運行，隻不過到最後的結果形成了“一黨巨大”，其他黨發展不起來的狀態。在議會裏，就是人民行動黨說了算。不過，黨說了算不代表領導說了算，黨內還有博弈。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嚴格說不能叫新權威主義。
我認為新權威主義應該是比較特指的，比如說樸正熙時期的韓國。
他們當時特別強權，但是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走向民主。同時，不讓民眾亂來，如果亂來，他們還是要動手的。必須按照他們的圖紙和路線圖前進。
我認為這兩個案例是典型的新權威主義，新加坡可以當作“非典型的新權威主義”。
紙牌屋：您是世界政黨比較研究的專家，能不能說一下各國長期執政的政黨有什麽共性？
王長江：共性很難說。當然，真要說還是可以說出來的。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就是政黨最重要的作用是怎麽把民意輸送到公共權力的運行中去，然後讓公共權力的運行比較全麵地代表民意，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願望和訴求，那麽老百姓就認同這個政權。
在西方，一個黨輸送一些利益訴求，比方說一個黨代表工人階級，一個黨代表中產階級，還有一個黨代表富裕階級，這樣用多黨的形式基本上把社會各種訴求都體現出來。
那麽，為什麽有的國家可以一黨做得很大呢？因為這些國家的一個黨就基本上可以把社會各個層麵的意願體現出來，都有一種整合機製。
像日本的自民黨，現在不如過去了。1993年之前的38年，自民黨確實是一黨獨大。它把社會上各種利益願望訴求整合到黨內，一個黨員代表一部分人，黨內有不同派別，可能一個派別傾向於工人，另一個派別傾向於老板，然後在黨內協調。
還有像墨西哥的革命製度黨，它的整合機製又不一樣。它在黨內建立各種機構和部門，有管工人的，有管農民的，有管資產階級的。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變成各個部門坐下來談判。它一黨執政了71年。
這個黨最後之所以沒有繼續執政下去，失去政權，不是因為這種模式搞不下去了，而是因為整個黨的政策出了變化。當時新自由主義比較盛行，它就一屁股坐在了新自由主義上，但是，老百姓不喜歡新自由主義，他們喜歡公平，而新自由主義更講究效率。這時候反對黨起來代表老百姓的意願，票數一下子漲起來了，這樣墨西哥就由一黨獨大變成了多黨製。這種例子還有不少。
紙牌屋：但是我注意到有些地方，執政黨沒有什麽問題，好像就是老百姓厭倦了這個黨。
王長江：確實有這樣的現象，這次人民行動黨提出“建設性政治”就有這方麵的考慮。有時候，老百姓確實對執政黨沒什麽不滿，但是就覺得你老在那兒執政，想換換口味。這個問題確實是長期執政的政黨需要思考的。對於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新加坡這次提出“建設性政治”，李顯龍用“巧語政治”批評反對黨領袖，我認為其中包含著這樣一個意思：“找問題容易，但想出解決的辦法來不容易。無論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應該以拿出一套更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為目標”。這顯然是為防止反對黨“以反對為目的”打預防針，有很強的針對性。
友情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