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加大，有關(guan) 低碳城市、生態城市和幸福城市的新理念、新範式，也在實踐和理論上尋求契合，以形成全球發展的共識。

 

　　自工業(ye) 革命以來，工業(ye) 化造就了現代城市，培育了人類的新文明，但進入20世紀後，工業(ye) 化推進的城市化到一定階段出現了效率衰減，甚至加劇了“城市病”，這就不禁讓人們(men) 反思：城市發展的真諦是什麽(me) ？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歐美國家主導的城市轉型發展運動，進行了多方麵的實踐探索，並使之成為(wei) 促進經濟社會(hui) 變遷的戰略行動，使它們(men) 在“後工業(ye) 社會(hui) ”來臨(lin) 之時，有效破解了城市發展中的一些難題，並且得以在信息革命到來後，構建了全球生產(chan) 網絡、服務經濟維係的世界城市網絡體(ti) 係，通過在全球範圍內(nei) 整合優(you) 質資源，強化中心城市的國際影響力，來進一步提升區域和國家競爭(zheng) 力。進入21世紀，在知識經濟的引領下，世界的主要城市又進一步轉型升級為(wei) 知識中心、創新中心，繼續發揮經濟、文化和消費的引領作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國家的一批城市，在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快速崛起後，也在啟動城市轉型發展的新戰略，豐(feng) 富世界城市轉型發展的實踐探索。

 

　　資源型城市研究：破解資源“詛咒”

 

　　盡管現代城市轉型發展的內(nei) 涵和行動路徑早已超越了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內(nei) 容框架，但畢竟針對不可再生資源型城市（鎮）演進的研究，是城市轉型研究的重要源頭之一，而在信息革命到來之前，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研究已經形成了相當多的共識，並在實踐運用中產(chan) 生了一定的成效。

 

　　國際上對資源型城市發展的研究起源於(yu) 20世紀30年代，代表人物有加拿大著名經濟史學家和經濟地理學家伊內(nei) 斯（H. A. Innis）等，主要是以單一的城鎮為(wei) 研究對象。到了二戰之後，羅賓遜（I. M. Robinson）、賽門斯（L. B.Siemens）等開始研究資源型社區的規劃與(yu) 建設問題。在此基礎上，盧卡斯（R. A. Lucas）提出了單一礦產(chan) 城鎮的發展階段理論：建設、雇傭(yong) 、過渡和成熟四階段。此後，著名地理學家布賴德伯裏（J. H. Bradbury) 又對盧卡斯的單一資源型城鎮理論進行了發展，提出了發展的第五、第六階段，即下降階段和關(guan) 閉階段。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際學界轉向了對資源型城市群體(ti) 的實證研究，重點研究經濟結構、勞動力市場和世界經濟一體(ti) 化對資源型城市的影響等方麵，以期為(wei) 實踐提供指導。進入80年代之後，國外的資源型城市產(chan) 業(ye) 轉型多數已完成，城市轉型研究的重心也快速轉向了全球經濟一體(ti) 化對城市產(chan) 業(ye) 升級、新產(chan) 業(ye) 體(ti) 係構建，以及大城市郊區化帶來的產(chan) 業(ye) 空間、商業(ye) 空間和居住空間的變化等新的領域。

 

　　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單中心空間到多核心城市區

 

　　城市轉型研究的另一個(ge) 重要源頭，是基於(yu) 20世紀現代城市空間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實踐性探索的城市空間結構理論。

 

　　20世紀20年代後，美國進入了城市擴散階段，開始了郊區化的浪潮，一批大城市從(cong) 原來單中心的空間格局，比較快地擴展為(wei) 多核心的都市區形態。大城市空間形態的變化，不僅(jin) 體(ti) 現在產(chan) 業(ye) 的分離、分化，還體(ti) 現在城市社會(hui) 結構的變化上，芝加哥學派對這一重大轉變的研究，提出了“同心圓理論”、“扇形理論”，後來還有集成特色的“多核心理論”，這三大理論是從(cong) 基於(yu) 美國城市空間格局轉型的實證研究而來的，它表明了城市作為(wei) 一個(ge) 有機生命體(ti) 的空間從(cong) 集聚到擴散的階段性特征。二戰之後，國際上對於(yu) 城市的空間擴展、要素集聚以及郊區化的趨勢等方麵的研究，仍多局限於(yu) 傳(chuan) 統城市的單一主體(ti) 的框架之內(nei) 。1957年法國經濟學家簡·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大都市圈”理論，主張特大城市的發展應定位為(wei) 行政區域的核心，通過輻射並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的協同發展，以形成在世界範圍內(nei) 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大都市經濟圈或城市帶。這一理論雖然立足於(yu) 城市規模的擴大，但比較早地提出了在全球地理空間擴大城市影響力的命題，為(wei) 大城市的轉型發展提供了空間支持理論框架。

 

　　全球化催生“世界城市”研究熱

 

　　19世紀60年代之後，“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被應用起來。英國地理學家、規劃師彼得·霍爾（Peter Hall）1966年重新使用這一術語，將“世界城市”定義(yi) 為(wei) 在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家發生全球性經濟、政治、文化影響的大都市。隨後，學者們(men) 開始從(cong) 國際經濟分工、金融資本國際化以及城市的外在聯係等方麵，來研究世界上占據重要位置的城市的特征。其中，弗裏德曼（J. Friedmann）和沃爾夫（G. Wolff）開啟了劃時代的研究工作，他們(men) 發表的《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與(yu) 行動備忘錄》，對世界城市的概念和本質特征作了係統分析。在此基礎上，弗裏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說”（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在同一時期，美國地理學家諾瑟姆（Ray M. Northam）提出各國城市化過程的軌跡為(wei) S型曲線的理論，認為(wei) 一個(ge) 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過程分成3個(ge) 階段，即城市水平較低、發展較慢的初期階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階段和進入高度城市化以後城鎮人口比重的增長又趨緩慢甚至停滯的後期階段，為(wei) 發達國家城市轉型的時機把握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世界城市轉型理論成果的集中湧現期。一方麵，全球性大城市、大都市區的產(chan) 業(ye) 轉型、功能升級以及全球性城市體(ti) 係形成，現實實踐為(wei) 理論創新提供了豐(feng) 厚的土壤；另一方麵，信息革命到來，城市重組生產(chan) 要素的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全球生產(chan) 體(ti) 係下的“信息城市”成為(wei) 重要發展方向。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構建了城市“發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並據此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ies）的概念，為(wei) 人們(men) 對世界城市的認識提供了新的內(nei) 涵。

 

　　城市本身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城市之間的聯係、城市與(yu) 所處區域聯動發展，是城市的本質特征之一。在方興(xing) 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中，城市轉型必須跳出自身的資源與(yu) 空間束縛，才能獲得生命體(ti) 的持續生長和更新。1991年，薩森（Saskia Sassen）正式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概念，由此引發了一場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熱潮，為(wei) 國際城市轉型發展的功能、定位、模式，確定了全球性轉向。由此，涉及經濟、地理、社會(hui) 、文化以及國際關(guan) 係多個(ge) 學科的“世界城市”理論，被迅速應用於(yu) 實踐中，引領全球生產(chan) 、貿易、金融和消費產(chan) 業(ye) 的轉型，在進一步強化頂級城市經濟控製力的同時，也造就了一批快速進入世界城市體(ti) 係的城市。進入21世紀後，以泰勒（P. J. Taylor）教授和畢沃斯托克（J. V. Beaverstock）的“全球化與(yu) 世界城市研究小組與(yu) 網絡”（GaWc Study Group and Network）團隊，進一步深化討論了城市之間的關(guan) 係和網絡特征，提出了“世界城市網絡”（World City Network）概念，即一個(ge) 由樞紐層、節點層、次節點層的城市相互聯結的城市網絡結構，世界城市就是作為(wei) 這一網絡體(ti) 係中的“全球服務中心”。

 

　　城市轉型研究趨向實證化

 

　　從(cong) 以上對世界城市轉型發展研究的學術成果和理論探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產(chan) 業(ye) 升級、新經濟體(ti) 係的構建始終是被關(guan) 注的主線，而參與(yu) 國際分工的程度、信息化水平和全球服務能力，則是現代城市轉型成功與(yu) 否的重要標誌。因此，在以“世界城市”為(wei) 核心概念和轉型目標的理論及相關(guan) 實踐成為(wei) 城市研究的主流範式之後，跨國公司、金融機構、全球性服務公司的集聚程度，直接體(ti) 現了城市對全球經濟、產(chan) 業(ye) 、資本、文化、消費的控製力和影響力，城市轉型的研究也越來越趨向實證化。

 

　　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那些老牌的“世界城市”受到衝(chong) 擊更大的現實，讓人們(men) 重新思考全球範圍內(nei) ，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xing) 市場國家城市轉型的戰略方向：是不是國際化程度越高就越有競爭(zheng) 力？歐美國家的城市發展模式是不是具有全球的普適性？經濟的增長與(yu) 城市的轉型發展如何形成階段性的契合？這些現實挑戰，實際上為(wei) 全球範圍內(nei) 的城市競爭(zheng) 力提升與(yu) 城市轉型戰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並對以往的主流學術範式進行了完善。與(yu) 此同時，進入21世紀以來，資源和環境壓力日益加大，有關(guan) 低碳城市、生態城市和幸福城市的新理念、新範式，也在實踐和理論上尋求契合，以形成全球發展的共識。國際學界開始對現行的城市發展模式進行反思，把低碳、綠色、生態、智慧和幸福等元素注入新的學術範式和理論體(ti) 係中，已經成為(wei) 必然的選擇，盡管重點仍然在經濟轉型的方向和對策，但有關(guan) 城市轉型的多學科、多視角、多維度的綜合研究日益增多。這無疑更有利於(yu) 該領域研究的科學化、可持續發展。

 

　　近來，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城市如何讓我們(men) 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一書(shu) 中，從(cong) 經濟學和生態學的視角分析了全球城市的盛衰規律和原因，強調城市的繁榮放大了人類的優(you) 勢——人與(yu) 人之間的互動有效推動創新、吸引人才，鼓勵創業(ye) ，進而促進社會(hui) 與(yu) 經濟的流動性。繁榮的城市，不僅(jin) 有利於(yu) 保護生態，而且還能刺激創新，成為(wei) 創新的發動機。實際上，“城市的勝利”——現代城市的繁榮、創新，無不取決(jue) 於(yu) 其轉型路徑的正確和轉型行動的成功，取決(jue) 於(yu) 其可持續的創新能力、創新文化。

 

　　（作者係南京市社會(hui) 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