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曆史的發展中，由於(yu) 曆史風土、社會(hui) 條件和文化宗教的不同，使得不同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國民性格、民族精神以及獨特的文明形態。就日本民族而言，其性格、精神的形成同樣也離不開其特有的曆史風土等諸多因素。如果我們(men) 沿著曆史和現實的民族性運行軌跡溯源追尋，就會(hui) 發現日本這一民族的凝聚力建成的使然。

　　正如德國著名社會(hui) 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一項偉(wei) 大事業(ye) 的背後，都必然存有一種無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會(hui) 與(yu) 該項事業(ye) 的社會(hui) 文化背景有密切淵源。不言而喻，日本的崛起是一項偉(wei) 大的事業(ye) ，其背後無疑存有這種精神力量。

　　危機意識與(yu) 進取

　　長期以來，一種生存危機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時常困擾日本人的心靈，使得他們(men) 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究其原因，客觀上是因為(wei) 日本國土麵積狹小、資源貧瘠匱乏，自然災害頻發，主觀上是由於(yu) 日本一直處於(yu) 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國邊緣，以自身古代文明與(yu) 三大文明古國比試，造成日本國民心理緊張，時常伴隨一種危機意識。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與(yu) 發達文明交往過程中，日本人多因這種不安而產(chan) 生自卑心理。

　　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就此指出：“從(cong) 《海國兵談》②起，已經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無論貴賤上下都應當防衛日本的思想。這種全民族‘防衛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維新前一切對西方資本主義(yi) 侵略的思想，以及以這種思想為(wei) 出發點的排外、攘夷行動③，其所表現的民族意識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識，是一種自然屬性居多的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是保持原來的自我，維持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日本民族擁有止於(yu) 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於(yu) 將“危機”轉化為(wei) “機遇”的內(nei) 質心理，這促使他們(men) 不斷積極進取，積極學習(xi) 外部先進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發展中，他們(men) 不忌諱承認自己的文化曾經落後，更不嫌棄自己的曆史貧乏，先拜中國為(wei) 師，後結歐美為(wei) 友，主動走出去，虛心請回來，如饑似渴地汲取異國疆域的優(you) 秀文化，修補自身文明的鄙陋。岩倉(cang) 使節團④“任務書(shu) ”這樣寫(xie) 道：“東(dong) 洋各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歐美各國之政治、製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chan) ，無不超絕東(dong) 洋，將此開明之風俗移往我國，以使我國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木戶孝允⑤通過對歐美各國的考察得到的結論是：日本人“與(yu) 今日美歐諸州之人決(jue) 無不同，隻在於(yu) 學與(yu) 不學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為(wei) 急務者，莫先於(yu) 學校。”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論》更為(wei) 論言：“衡量一個(ge) 國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國民性的活動半徑，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來培養(yang) 國民，教育後代。”日本引進先進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這種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機意識對於(yu) 一個(ge) 民族既是一種生命力，又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財富。對於(yu) 戰後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戶川豬佐武認為(wei) ：“美國所帶來的所有物質文明，都使他們(men) (日本人)一味驚異，善於(yu) 思考問題的人們(men) 痛感大大落後了的日本與(yu) 相當先進的美國文明之間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種要超趕美國的熱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強大壓力的情由下，常把壓力變成為(wei) 一種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積極進取並超越危機，他們(men) 敢於(yu) 同舟共濟，身居列島而放眼世界，哪裏有他們(men) 的利益，哪裏也就變成了他們(men) 的“國土”。

　　日本對外咄咄逼人，以其進攻獲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獨特的危機意識便使得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崛起，就會(hui) 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鄰為(wei) 壑，這樣的危機意識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對鄰國的快速發展而憂心忡忡。特別是對於(yu) 正在崛起的中國，日本不斷渲染“中國威脅”、構築“對華包圍圈”，嚴(yan) 重影響了中日關(guan) 係的正常發展。

　　集團意識與(yu) 和諧

　　日本人對群體(ti) 、對集團具有一種強烈的的歸屬感，他們(men) 都有自己的“集團”。隻有置身於(yu) 這樣一個(ge) 集團或潮流中，將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團裏，日本人才會(hui) 覺得找到了自我位置與(yu) 價(jia) 值，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日本集團意識的形成與(yu) 其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由於(yu) 生活條件惡劣、可耕麵積稀少，地震災害頻發，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團隊的力量來對抗惡劣的環境；而以種水稻為(wei) 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與(yu) 人之間的協調，日本以家庭為(wei) 單位橫向結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與(yu) 人之間相互合作的觀念。

　　日本著名學者森島通夫指出：日本所處的社會(hui) 觀點認為(wei) ，社會(hui) 並非個(ge) 人競爭(zheng) 的場所，而是一個(ge) 隊與(yu) 另一個(ge) 隊競爭(zheng) 的集體(ti) 競爭(zheng) 的地方。公司雇員之間的和諧，以及他們(men) 對公司的獻身被認為(wei) 是最重要的，而員工之間的競爭(zheng) 則不被看重。這些組成了日本工業(ye) 的“國家隊”的公司雇員們(men) 是作為(wei) 一個(ge) 單一的、團結的整體(ti) 去與(yu) 他們(men) 的外國同行競爭(zheng)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日本社會(hui) 是一個(ge) 激烈競爭(zheng) 的社會(hui) ，但它並不產(chan) 生個(ge) 人之間的競爭(zheng) ，個(ge) 人要在集團競爭(zheng) 的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日本人對集團的獻身精神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工作熱情高漲乃至達到狂熱的程度，是當代集團意識最明顯的表現。

　　日本也崇尚極強的個(ge) 性，信守“個(ge) 人發達”，但這種個(ge) 性往往需要與(yu) 集體(ti) 聯係在一起，建立在集體(ti) 觀念之上。美國著名日本問題研究專(zhuan) 家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與(yu) 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別莫過於(yu) 日本人那種以犧牲個(ge) 人為(wei) 代價(jia) 強調集體(ti) 的傾(qing) 向。”在日本，為(wei) 了進一步強化集體(ti) 意識、團隊精神，日本企業(ye) 內(nei) 部強調“和親(qin) 一致、以和為(wei) 貴、讓而不爭(zheng) ”的和諧理念，提倡奮鬥，把集體(ti) 作為(wei) 自己的共同體(ti) 和命運共同體(ti) ，盡量融合感情，減少摩擦，避免內(nei) 耗，協作共奮，做到“使整體(ti) 力量大於(yu) 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業(ye) 提倡在內(nei) 部“讓而不爭(zheng) ”是為(wei) 了形成一個(ge) 戰鬥集體(ti) ，但在外邊則是“爭(zheng) 而不讓，爭(zheng) 而必勝”。中根千枝認為(wei) ：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業(ye) 革命和軍(jun) 事革命中後來居上，其內(nei) 在原因在於(yu) 國民的服從(cong) 性極強，這種意識的根源就是來自集體(ti) 主義(yi) 。

　　集團主義(yi) 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財富，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wei) ，贏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團主義(yi) 的群體(ti) 文化的負麵影響也加劇了島國日本的封閉性與(yu) 排外性，導致了日本國家主義(yi) 走向極端化，對於(yu) 日本與(yu) 國際間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級文化與(yu) 忠誠

　　日本社會(hui) 為(wei) 縱向社會(hui) 結構，等級製度相當嚴(yan) 密。由於(yu) 等級文化對權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級製度下日本國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際關(guan) 係中，年齡、輩分、性別、階級決(jue) 定著適當的行為(wei) 。在政治、宗教、軍(jun) 隊、產(chan) 業(ye) 等領域，也都有十分嚴(yan) 格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其特權範圍，必將受懲罰。中根千枝強調日本等級文化具有兩(liang) 個(ge) 基本的特征：一是“縱式結構”，人們(men) 在集團中要依據一定的標準排出序列；二是在這種製度下對權威的服從(cong) 。

　　隻有嚴(yan) 格遵守和維護等級製度，日本人才會(hui) 感到安全，有了這種安全感日本人就會(hui) 埋頭於(yu) 工作事業(ye) 。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認為(wei) ：“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個(ge) 傳(chuan) 統是尋求某個(ge) 富有而有影響的庇護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個(ge) 強大國家的有意義(yi) 的保證，正如人們(men) 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師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樣。”從(cong) 中不難看出日本一直在尋求與(yu) 美國這樣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wei) 盟的這一等級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說：“日本從(cong) 明治維新到大正年間國運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對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美親(qin) 善這個(ge) 大原則上，今後也不會(hui) 改變，而且也不應改變。因為(wei) 這不單是戰爭(zheng) 結束後的暫時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來的日本外交的正確路線。”

　　在日本的社會(hui) 組織中，日本民族國家觀念極強，人際關(guan) 係強調“和諧”。近代以來，日本形成了一個(ge) 以天皇為(wei) 中心的穩定的等級體(ti) 係，並將它演繹成為(wei) 一種對忠誠的信仰。日本人會(hui) 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等級，同時按照等級來區別對待事物與(yu) 他人。

　　戰後，盡管日本人的權威意識與(yu) 等級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天皇也隻是作為(wei) 一種象征而存在，但傳(chuan) 統的等級文化依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在日本人看來，等級文化得惠於(yu) 恩情倫(lun) 理觀念維持，一旦受恩於(yu) 人就應對其人負有“債(zhai) 務”，而且必須償(chang) 還。日本人報答天皇之恩稱為(wei) “忠”，報答父母之恩稱為(wei) “孝”，當“忠孝”不能兩(liang) 全之時，以往的日本人會(hui) 先對天皇盡忠，而後殺身盡孝，在他們(men) 看來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與(yu) “忠”緊密相連，日本人將忠誠、孝順和對長者的義(yi) 務相結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體(ti) 的價(jia) 值觀，並以此來調節權威、血緣紐帶和各年齡為(wei) 基礎的等級關(guan) 係。日本人認為(wei) ，溝通好感情，協調好人脈，也就彌合了社會(hui) 之間的空隙，便可激發人們(men) 獻身集體(ti) ，報效國家的感情。

　　忠於(yu) 公司、獻身事業(ye) 、與(yu) 自己所在的集體(ti) 共患難、忠誠報國，這已成為(wei) 日本企業(ye) 精神的重要內(nei) 容。這種力量引導日本重建家園，振興(xing) 經濟，變精神力量為(wei) 物質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內(nei) 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由於(yu) 等級文化的影響，也使日本養(yang) 成了常以國家位置和等級的眼光處理國際關(guan) 係，常常助長國際秩序的不公正與(yu) 不公平，進一步導致了國際秩序的不穩定。

　　大國思想與(yu) 奮起

　　日本國際政治學泰鬥高阪正堯在其《吉田茂》一書(shu) 中有論：戰後造就日本經濟崛起的吉田茂路線隻是日本實現“強國目標”的一個(ge) 手段，不是不要軍(jun) 事，而是在特殊狀況下的“韓信胯下之辱”，二戰後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唯一目標，就是讓日本重新成為(wei) 世界的“一等國家”。

　　日本在各方麵對其大國地位積極主動的追求是與(yu) 其大國思想的戰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國黑船脅迫下簽訂不平等條約，不得不開放門戶，後到打贏日俄戰爭(zheng) 實現崛起，提出所謂“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先後侵入朝鮮和中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亞(ya) 洲戰場的戰火。又如日本從(cong) 二戰落敗後被美軍(jun) 占領，後又到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創造出令世界驚歎的經濟奇跡。

　　對於(yu) 日本的兩(liang) 度失敗而又兩(liang) 度崛起，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日本問題專(zhuan) 家肯尼思·派爾認為(wei) ：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關(guan) 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奮刻苦和善於(yu) 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具有一種強烈的大國思想，為(wei) 實現該目的而在不斷調整和變革自己，以求能達到最大程度地利用當時的國際秩序與(yu) 國際機製的文化。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⑥中對此亦有所描述：“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鮮事物，這好比烈火突然接觸到冷水一般，不僅(jin) 在人們(men) 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須要滲透到人們(men) 的內(nei) 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luan) ，這種騷亂(luan) 是全國人民進軍(jun) 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於(yu) 我國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日本的大國思想與(yu) 日本傳(chuan) 統的神道文化密切相連。撰寫(xie) 於(yu) 14世紀的《神皇正統記》最早匯總了流傳(chuan) 已久的“神國”思想。據戴季陶《日本論》所寫(xie) ：“日本人迷信他們(men) 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men) 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men) 的民族，是世界最優(you) 秀的‘神選民族’。”日本這種國體(ti) 論又通過神化“萬(wan) 世一係”的天皇來達到表述至上的觀念，使“日本人將對於(yu) 種族、文化、國家的感情融為(wei) 一體(ti) ，對於(yu) 本國及其傳(chuan) 統文化懷有強烈的優(you) 越意識”。日本的神國思想為(wei) 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獨特的巨大的精神儲(chu) 備。

　　近代，日本大國思想越發強烈，極力宣傳(chuan) 擴張有理，他們(men) 宣稱“皇大禦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wei) 世界各國之根本”⑦、“並八紘為(wei) 一宇”⑧、“世上無人類，唯有國民”，認為(wei) 日本國民作為(wei) 擴張之國民，最具有恰當之資格，從(cong) 而畸變為(wei) 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日本的這種民族主義(yi) 常與(yu) 一些邪惡信念緊密結合，一旦產(chan) 生盲動，就會(hui) 鬼使神差地爆發出可怕的野蠻行為(wei) ，這種力量足以把一個(ge) 民族甚至一個(ge) 國家推向滅頂深淵。戰後，日本為(wei) 滿足大國的麵子，一再固守其恥感文化，回避正視二戰中的曆史問題，這不僅(jin) 影響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還影響到日本的對外關(guan) 係以及其戰後轉型。

　　【注釋】

　　①這裏是相對於(yu) 自給自足的自我中心主義(yi) 、優(you) 越安定的心理狀態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脅而產(chan) 生的一種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論者林子平於(yu) 日本寬政5年(1791年)寫(xie) 成，其強調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務。

　　③幕末時期的反幕政治運動。江戶末期反對與(yu) 外國通商、主張擊退外國的一種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論”與(yu) “攘夷論”本來是兩(liang) 種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體(ti) 製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國壓迫而引起的對外危機，使兩(liang) 者結合起來，成為(wei) 幕末政治運動的一大潮流。

　　④岩倉(cang) 使節團明治4年(1872年)自橫濱出發，訪問美國後轉赴歐洲，於(yu) 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訪問各締約國，向各國元首送呈國書(shu) ；針對江戶時代後期(1854年以後)日本政府與(yu) 各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為(wei) 修正條約進行預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戶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討幕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維新後參加起草《五條誓約》，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進奉還版籍、廢藩置縣，與(yu) 西鄉(xiang) 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wei) “明治維新三傑”。

　　⑥《文明論概略》是福澤諭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資本主義(yi) 發展初期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狀況。福澤特別指出，文明不僅(jin) 是指物質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並強調了“智”與(yu) “德”的重要性，認為(wei) 一國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準來衡量，要促進文明，必須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準。福澤通過對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來源和特點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西洋文明先進，日本文明落後，並指出“權力偏重”是日本社會(hui) 風氣的主要表現，這是導致自由空氣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澤認為(wei) ，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後之分，那麽(me) ，先進文明總要壓製落後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須以西洋文明為(wei) 目標並趕超之，才能達到國家富強，自由和獨立。該書(shu) 福澤並沒有把歐美國家看作文明發展的頂點，而是指出文明的進步，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為(wei) 滿足。

　　⑦佐藤信淵在其《宇內(nei) 混同秘策》一書(shu) 中宣稱：“皇大禦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wei) 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據這一“天理”，可合並世界各國。

　　⑧神武天皇為(wei) 樹立天皇的宗教權威，下達“八紘一宇”詔書(shu) 的神話，完成其“征服世間的四麵八方，置諸於(yu) 一個(ge) 屋頂之下”的使命。【作者為(wei) 天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日本史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