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20世紀中葉開始，美國的工人運動就不斷地走向衰落。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美國全部勞動者約有1/3加入了工會(hui) ，而如今這一比例卻隻有1/10。私人部門加入工會(hui) 的比例甚至更低，隻有5％。在剛剛過去的幾十年中，工會(hui) 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工人在政治進程中的共同呼聲也遭到削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資水平的停滯不前，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情況。

　　但美國工會(hui) 的沒落並非必然。現代工人運動首次登上曆史舞台是在大蕭條時期，那時，羽翼未豐(feng) 的工人組織和已成立的工會(hui) 領導了一係列針對失業(ye) 問題和美國資本主義(yi) 失靈問題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從(cong) 賓夕法尼亞(ya) 州的煤田到密歇根州的工廠，激烈的罷工給這些工業(ye) 核心地區帶來了強烈的震蕩。工人曆史學家歐文·伯恩斯坦(Irving Bernstein)說，在那段日子裏，“人人都參加罷工，這在當時算是一種時尚”。1935年，作為(wei) 富蘭(lan) 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新政的一個(ge) 關(guan) 鍵組成部分，《國家勞動關(guan) 係法》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工人組建和參與(yu) 工會(hui) 的權力。

　　接下來的一年中，不少工廠成立了工會(hui) ，與(yu) 此同時，工人領袖也努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ge) 負責任的社會(hui) 成員和政治參與(yu) 者。實際上，在二戰爆發後，工人領袖往往會(hui) 以備戰的名義(yi) 放棄舉(ju) 行罷工。有些時候，這樣的舉(ju) 動得不到普通工人的歡迎，但卻幫助工會(hui) 領導人在政策製定者心目中贏得了一席之地，從(cong) 而鞏固了他們(men) 所在的組織作為(wei) 美國產(chan) 業(ye) 工人代表的幾乎無可爭(zheng) 議的地位。到1957年，超過1700萬(wan) 美國工人，也就是大約35％的美國工薪階層已經加入了工會(hui) 。在印第安納州，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ya) 州，華盛頓州和西弗吉尼亞(ya) 州，工會(hui) 成員的比例則達到了40％甚至更高。即便是在南方工人運動遭遇阻力最大的地區，比如阿拉巴馬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西州，工會(hui) 成員的比例也達到了工人總數的20％。美國工會(hui) 成員中大多數都是養(yang) 家糊口的男性藍領工人，且畢生都在某家大企業(ye) 中工作。由於(yu) 工人組織的存在有助於(yu) 保護這一階層的經濟利益，美國的中產(chan) 階級才得以發展壯大，而這個(ge) 國家也進入了一個(ge) 收入較為(wei) 平等的黃金時期。

　　在鼎盛時期，工人階級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具有相當的實力。在政治領域中，工會(hui) 經常會(hui) 代表很大一批工人(其中也包括沒有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發出聲音。而在經濟方麵，它們(men) 在提高工人勞動生產(chan) 率的同時也推動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因此也在很大範圍內(nei) 為(wei) 社會(hui) 福利水平作出了貢獻。工會(hui) 通過這些做法為(wei)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工人階級的富裕提供了保證。工人階級逐漸衰落以後，經濟界精英階層在政治體(ti) 製中的影響力得以增強，而原本國家經濟繁榮發展與(yu) 工人階級繁榮發展之間的緊密聯係也已不複存在。如果還有可能的話，要想讓工薪階層回歸強勢，就需要恢複他們(men) 以往在經濟層麵和政治層麵所承擔的雙重重要角色。工會(hui) 必須開始代表那些受工資水平停滯以及日益嚴(yan) 重不平等現象傷(shang) 害最深的人發出聲音。在經濟上，工會(hui) 必須更加積極地抗衡經濟衰退和全球化競爭(zheng) 所帶來的負麵影響，從(cong) 而為(wei) 企業(ye) 以及社區的繁榮發展作出貢獻。

　　衰落的年代

　　雖然國家勞動關(guan) 係法最初對工會(hui) 來說是一種福音，但它同時也為(wei) 工人運動的衰落埋下了種子。該法案明確規定了組建工會(hui) 的權力，但它所構建的這種工廠選舉(ju) 體(ti) 製意味著工人不得不分別在每家工廠或企業(ye) 中組建工會(hui) ，而不是形成行業(ye) 工會(hui) 。在許多歐洲國家中，勞資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會(hui) 自動延伸至同行業(ye) 的其他企業(ye) ，但在美國，協議的效力往往連工廠那道大門都跨不出去。

　　正因為(wei) 如此，在戰後的第一個(ge) 10年中，組建工會(hui) 的努力無法與(yu) 整個(ge) 經濟中就業(ye) 數量的瘋狂增長保持同步。在1950—1979年間，勞動力數量幾乎翻了一倍，新增了大約4500萬(wan) 賺工資的上班族。然而，同一時期工會(hui) 成員數量的增長卻隻有50％，從(cong) 1400萬(wan) 增至2100萬(wan) ，使工會(hui) 成員占工人總數的百分比從(cong) 30％降至20％。到20世紀70年代，新成立的工會(hui) 每年僅(jin) 能將不是工會(hui) 成員的工人中的約0.33％吸納進工會(hui) ，而沒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總數則以每年3％的比率逐年增長。

　　就算隻是在勞動力市場保持增長而經濟與(yu) 政治環境未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工會(hui) 也需要竭盡全力才能在20世紀70年代以及後麵的日子裏保持自身的影響力。然而事實證明，經濟與(yu) 政治環境變得糟糕了很多。1973—1974年的歐佩克石油禁運預示著接下來將是混亂(luan) 的10年。石油價(jia) 格衝(chong) 擊使全世界陷入了滯漲，西歐和美國被全球範圍內(nei) 的失業(ye) 與(yu) 生產(chan) 率增長放緩弄得心驚肉跳。隨著70年代和80年代的到來，在航空、汽車、鋼鐵等工會(hui) 實力強大的產(chan) 業(ye) 中，美國製造商也麵臨(lin) 著來自歐洲和日本出口商越來越強勁的競爭(zheng) 。與(yu) 此同時，政府放鬆了對運輸和電信行業(ye) 的管製，還放寬了價(jia) 格控製、許可證管理以及市場準入限製。為(wei) 了保住工作崗位，工會(hui) 就會(hui) 時常做出讓步，其中包括接受減薪、工資凍結、降低生活成本調整補貼，以及縮短合同期限。

　　到20世紀80年代，工會(hui) 成員占工人總數的比例已經連續30年保持了穩步下降。而從(cong) 這一時期開始，工會(hui) 成員的絕對數量也開始減少，在通信業(ye) 、製造業(ye) 、運輸業(ye) 和公用事業(ye) 等行業(ye) 尤其如此。在貨運行業(ye) 中，放鬆管製為(wei) 新的無工會(hui) 企業(ye) 和獨立所有人的運營商敞開了大門。有些企業(ye) ，比如美國豐(feng) 田，就在遠離中西部和東(dong) 北部傳(chuan) 統工人運動大本營的南方建立了不設工會(hui) 的新廠。向小型、專(zhuan) 門化的生產(chan) 商進行分包的行為(wei) 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讓製造業(ye) 中不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越來越多。

　　導致工人階級衰落的原因並非僅(jin) 僅(jin) 隻有客觀的市場力量。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舉(ju) 步維艱的經濟環境以及工會(hui) 合同成本的不斷上漲導致許多雇主采用一些非法手段來對抗工會(hui) 。比較常見的違法行為(wei) 包括歧視、脅迫和解雇那些被認為(wei) 支持工會(hui) 的工人。即便是在工會(hui) 活動基本保持不變的時候，向國家勞動關(guan) 係委員會(hui) 提出的有關(guan) 不公平勞資行為(wei) 的投訴量卻幾乎翻了一倍。這種投訴很多都獲得了成功。在1970—1980年間，工人通過提出不公平勞資行為(wei) 投訴而重新恢複工作崗位或獲取賠償(chang) 的案例數量翻了5倍。正如政治學家雅各布·海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在他們(men) 的《贏家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一書(shu) 中所寫(xie) 的那樣，公司已經將這類懲罰“僅(jin) 僅(jin) 看作是做生意的成本之一，而且這種成本遠比讓工會(hui) 變強要好得多”。

　　雇主也會(hui) 通過合法途徑來阻礙工會(hui) 的發展。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勞動法規允許管理人員要求工人參加強製性的反工會(hui) 會(hui) 議，發放反工會(hui) 印刷品，並對工人組織推動的勞動合同談判使用拖延手段。與(yu) 先前不同的則是雇主使用這些手段的意願。隨著時間的推移，雇主在應對工會(hui) 所帶來的威脅上也變得越來越得心應手。結合非法手段，並聽取正在蓬勃發展的反工會(hui) 行業(ye) 谘詢師的建議，雇主可以成功地扼殺工人組織，而工會(hui) 選舉(ju) 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也大幅減少。

　　針對這種情況，各個(ge) 工會(hui) 試圖改革國家勞動法案以便更好地組織工人。然而，由於(yu) 代表大型企業(ye) 的政治力量越來越強大，從(cong) 20世紀60年代開始，每次試圖大刀闊斧修改勞動法案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對工會(hui) 的反對態度也已經從(cong) 企業(ye) 管理者的辦公室一直蔓延到了白宮。1981年夏，就在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發表總統就職演說後的數月之內(nei) ，大約1.3萬(wan) 名空中交通管製員舉(ju) 行了罷工，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高的報酬以及每周32小時工作製。在緊張的對決(jue) 中，裏根總統解雇了罷工者，並新雇了一批人永久性地頂替了他們(men) 的職缺。工會(hui) 在這一舉(ju) 措以及之後所受的猛烈攻擊下屈服了，而罷工的次數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期間減少了2/3以上。

　　可以肯定地說，工會(hui) 所麵臨(lin) 的麻煩也有不少是自己造成的。美國的勞動關(guan) 係是對抗性的；與(yu) 歐洲的情況不同，美國工會(hui) 沒有能與(yu) 雇主形成一種合作關(guan) 係，從(cong) 而提升其培訓和管理決(jue) 策水平。從(cong) 過往的記錄來看，工薪階層也算不上是政治進步力量。工會(hui) 對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和越戰抗議運動都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而成員的減少也使得工會(hui) 更加保守。由於(yu) 全體(ti) 工人中加入工會(hui) 的人數急劇減少，工會(hui) 也就喪(sang) 失了力量，從(cong) 而弱化了它們(men) 影響政策、吸引工人入會(hui) 的能力。

　　好工作仍然有，就看能否拿得到

　　要不是因為(wei) 20世紀70年代公共部門的工會(hui) 發展迅猛，美國的工人運動還會(hui) 更加一蹶不振。20世紀80年代，大約40％的政府工作人員都加入了工會(hui) ，而這一比例從(cong) 那時起直至今天都基本保持不變。這方麵的數字尤以地方政府最為(wei) 引人注目。全體(ti) 老師、消防員和地方警務人員中，一半以上都是工會(hui) 成員，這一比例幾乎是私人部門的10倍。

　　工會(hui) 在公共部門的這種強勢表現也部分反映出政府機構的就業(ye) 特點。公共機構並不會(hui) 像私人部門那樣消亡，公共部門的新工作崗位往往都是在已經有工會(hui) 的場所中產(chan) 生。這一點與(yu) 私人部門形成了對比，私人部門的新工作崗位大多是在沒有組織工會(hui) 的新企業(ye) 中產(chan) 生的。此外，由於(yu) 公共部門雇員提供的是政府服務，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競爭(zheng) 。比如說，沒有工會(hui) 的學校無法將公共教育體(ti) 係(以及其中參與(yu) 工會(hui) 的老師)趕出這個(ge) 行業(ye) 。在公共部門，工會(hui) 所受的威脅並非來自於(yu) 市場，而是來自於(yu) 那些被反工人階級情緒所控製的民選官員。

　　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共和黨(dang) 在2010年政權選舉(ju) 中贏得輝煌勝利之後，在工會(hui) 成員比例較高的幾個(ge) 州，新當選的共和黨(dang) 州長協調一致對公共部門發起了一輪攻勢。這其中尤以威斯康星州走得最遠。從(cong) 2011年2月開始，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dang) 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推動了一項立法，用以取消許多公共部門工人的集體(ti) 談判權。該法案於(yu) 2011年3月獲得通過，並且在成功地經受住一係列法律層麵的挑戰之後於(yu) 同年夏天開始生效。推動沃克這一做法的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與(yu) 其他許多州一樣，威斯康星州也需要平衡預算，而且將削弱公共部門的工會(hui) 視作降低政府開支的一種手段。而且共和黨(dang) 人也知道，工會(hui) 充當了民主黨(dang) 融資和組織選民的一個(ge) 重要基地，如果工會(hui) 被削弱，他們(men) 就可以從(cong) 中受益。

　　其他的共和黨(dang) 州長，比如新澤西州的克裏斯·克裏斯蒂(Chris Christie)似乎就遵循了相同的邏輯。克裏斯蒂州長已經大幅修改了州政府雇員合同，提高了職工退休年齡，並迫使職工花更多的錢來為(wei) 自己的醫療保健和退休計劃買(mai) 單。他的法案也限製了工會(hui) 對未來4年中的收益進行談判的權力，他宣稱這一條款有助於(yu) 規範新澤西的上市經濟，但工人則認為(wei) 這隻是暗度陳倉(cang) ，意在推銷沃克在威斯康星州所采取的措施。

　　不過迄今為(wei) 止，克裏斯蒂和其他州的許多同僚都在避免觸及沃克政策中最極端的一些內(nei) 容，因為(wei) 他們(men) 感覺到，在這樣一個(ge) 脆弱的經濟環境中，太咄咄逼人地對公共部門工會(hui) 發動攻擊所帶來的政治風險過於(yu) 巨大。比如說，在共和黨(dang) 總統候選人中處於(yu) 領先地位的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就感到了這一問題所帶來的巨大危險。去秋，他拒絕就俄亥俄州投票決(jue) 定是否要推翻一部保護公共部門工會(hui) 利益的法案的事件表明立場。盡管如此，沃克的舉(ju) 措可能會(hui) 有利於(yu) 削弱國家和市政公務人員心目中理所當然的工會(hui) 組織。克裏斯蒂和羅姆尼都對沃克的努力表示了支持。雖然沃克對工會(hui) 的攻擊很激進，但他在威斯康星的民眾(zhong) 支持率卻仍然保持在50％左右，在威斯康星州共和黨(dang) 人當中則有約90％的支持率。

　　麵向大眾(zhong)

　　公務人員也許對最近的這些發展趨勢頗為(wei) 不滿，但並非每個(ge) 人都在哀歎工人階級的衰落。主流經濟學理論家認為(wei) ，在當前經濟下，工會(hui) 組織所帶來的成本相對於(yu) 收益來說太過昂貴。他們(men) 當中很多人認為(wei) ，工會(hui) 帶來的過高工資水平減少了就業(ye) ，並且給消費者帶來了更高的價(jia) 格。比如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裏·貝克爾(Gary Becker)曾寫(xie) 道，工會(hui) 讓美國的經濟複蘇放緩，並對美國參與(yu) 海外競爭(zheng) 有妨礙作用。實際上，工會(hui) 的存在對經濟發展的阻滯作用非常輕微。經濟學家理查德·弗裏曼(Richard Freeman)和詹姆斯·麥德福(James Medoff)通過計算得出，1980年，當集體(ti) 談判協議覆蓋到全體(ti) 工人的1/4時，工人組織所帶來的國民生產(chan) 總值降低的比率僅(jin) 為(wei) 0.2～0.4個(ge) 百分點。

　　工會(hui) 帶來的社會(hui) 效益和經濟效益顯然超過這些成本。舉(ju) 個(ge) 例子：研究表明，在私人部門，成為(wei) 工會(hui) 成員可以給一個(ge) 工人帶來10％～20％的薪水增長。換句話說，單從(cong) 工資的角度看，加入工會(hui) 基本等於(yu) 拿了一個(ge) 大專(zhuan) 學曆。工會(hui) 還使得公司內(nei) 部的薪酬平均化，這一方麵是由於(yu) 工會(hui) 提高了藍領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麵也是由於(yu) 工會(hui) 給擁有類似教育背景和經驗的工人設定了統一的薪酬標準。

　　更重要的是，工會(hui) 還能提高所在工作場所以外地方的工資水平。比如說，在工會(hui) 較為(wei) 普遍的行業(ye) 中，未成立工會(hui) 的雇主也會(hui) 提高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從(cong) 而省卻建立工會(hui) 所帶來的麻煩。即便是將本地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人口特征、教育背景、區域特征等差異考慮在內(nei) ，那些身處在普遍建立了工會(hui) 的地區或行業(ye) 、本身卻不是工會(hui) 成員的工人，他們(men) 所麵臨(lin) 的工資不均情況也明顯較少。此外，在對當地經濟條件和州議會(hui) 優(you) 勢政黨(dang) 的因素進行調整之後，工會(hui) 較普遍的州仍然擁有較高的最低工資水平，較為(wei) 慷慨的社會(hui) 福利，對教育的投入也較高。這些州的議會(hui) 也更有可能投票支持提高最低工資，貧困率也往往較低。

　　工會(hui) 已經在半個(ge) 多世紀的時間裏為(wei) 美國的工人提供了保護。而這一發展的裏程碑則是在1948年，當時通用汽車公司與(yu)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hui) 進行談判，達成了後人耳熟能詳的《底特律條約》。該協議批準增加一項年度生活成本補貼，確保工資每年有2％的增長。生活成本補貼保證了工資增長至少能與(yu) 通脹保持一致。而額外的2％則是為(wei) 技術變革帶來的生產(chan) 力提高向工人們(men) 支付酬勞。此外，從(cong)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到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曆屆政府都為(wei) 工會(hui) 代表在設定工資指導線的委員會(hui) 中保留了席位。雖然工資委員會(hui) 主要負責控製通脹，但同時也擔負著確保平等的職責。由於(yu) 那個(ge) 時期勞動力市場受到的管製比今天更為(wei) 嚴(yan) 格，所以整個(ge) 經濟的工資率往往是同升同降，工資不均的情況也就受到了嚴(yan) 格控製。

　　不過，從(cong)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段困難日子起，工會(hui) 開始對大企業(ye) 作出妥協，底特律協議的準則也就被拋棄了。2009年，麻省理工經濟學家弗蘭(lan) 克·利維(Frank Levy)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在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二戰後美國的機構與(yu) 工資》中，把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情況稱為(wei) “華盛頓共識”，並將那個(ge) 年代描述為(wei) 一個(ge) 管製放鬆、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時期。隨著那些年工會(hui) 的加速衰落，工資談判也變得越來越保守。新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隻能拿到不太有利的合同，一次性支付的做法基本取代了工資穩步增長的做法。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賺得的報酬在社會(hui) 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與(yu) 此同時，中產(chan) 階級的工資卻停滯不前，這種情況在過去數十年中還是頭一次。從(cong) 1973—2009年，非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率激增了70％，而每小時工資的平均值隻增長了不到10％。

　　工會(hui) 所帶來的整體(ti) 利益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產(chan) 生波動，但一組估計數據顯示，這一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下降，從(cong)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26％降至2000年的20％。而且就在同一時期，工會(hui) 對工資水平標準化的作用也在減弱；在加入和未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中，整體(ti) 不平等的情況都明顯增多：在私人部門的男性工人中增長了40％。據我們(men) 測算，這一跳躍式發展中大約有1/3與(yu) 工會(hui) 的衰落直接有關(guan) (對婦女工資的影響較小，這是因為(wei) 早期婦女加入工會(hui) 的可能性就比較小)。此外，隨著工會(hui) 成員的減少，企業(ye) 也向那些擁有大專(zhuan) 或以上學曆的領薪工人提供了更優(you) 厚的非工資補償(chang) ——比如醫療、退休福利和假期工資。

　　在過去的10年中，權力已經更多地從(cong) 工人那裏轉移到了管理人員和企業(ye) 所有者手中。中產(chan) 階級美好生活的經濟保障——工資的穩定增長和豐(feng) 厚的福利——已經遭到削弱。雖然參加工會(hui) 的工人仍然享有更高的工資和福利水平，並且在工作中也有更大的話語權，但這些好處已經大不如前。因為(wei) 這些好處隻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而且這部分人還在不斷減少，所以今後新生代工人所享有的經濟條件可能會(hui) 比他們(men) 的父輩更加困難。

　　工會(hui) 的選舉(ju) 權

　　在鼎盛時期，美國工會(hui) 經常會(hui) 在政治上發揮重要作用。他們(men) 傾(qing) 盡財力，繃緊了久經鍛煉的結實肌肉，與(yu) 總統、國會(hui) 以及地方選舉(ju) 中的企業(ye) 說客分庭抗禮。工人領袖享有拜訪政治家，尤其是民主黨(dang) 官員的特權，並且在一些促進國內(nei) 進步事業(ye) (比如醫療保險)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工人組織與(yu) 民主黨(dang) 之間的這種密切聯係也延伸到了工會(hui) 普通成員身上。比如說，1964年的總統選舉(ju) 就是工會(hui) 與(yu) 民主黨(dang) 緊密相連的一個(ge) 標誌性時期，那時接近90％的工會(hui) 成員都把自己的選票投給了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約翰遜獲勝以後，共和黨(dang) 人終於(yu) 意識到，工人的選票數量實在太多，政治影響力也太大，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引用尼克鬆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說法，“沒有工人的合作，什麽(me) 事也辦不成”。

　　除了支持那些保護工人利益的政策以外，工會(hui) 還有助於(yu) 讓它的成員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美國，就和其他的國家一樣，一個(ge) 人越窮，他(她)就越不可能參與(yu) 政治。但工會(hui) 鼓勵它的成員(其中許多是藍領工人)去投票，因此也就把這些原本散亂(luan) 的個(ge) 體(ti) 凝聚成了一個(ge) 組織，並為(wei) 他們(men) 提供了必要的訓練和資源去追求共同的目標。研究一致表明，工會(hui) 成員的選舉(ju) 參與(yu) 率比其他方麵類似的非工會(hui) 成員要高出5個(ge) 百分點。工會(hui) 是少數幾個(ge) 能在這麽(me) 大的範圍內(nei) 動員弱勢群體(ti) 的組織之一。

　　如今的工會(hui) 仍然保有這種動員能力，但工人投票這一行為(wei) 本身已經遭到了削弱，原因有好幾個(ge) 。首先，數十年來工會(hui) 成員的不斷減少意味著可供動員的工人數量已經縮水。雖然是否隸屬於(yu) 工會(hui) 仍然是一個(ge) 人是否會(hui) 參加投票的重要指標，但工會(hui) 對選舉(ju) 的整體(ti) 影響力已經下降了。舉(ju) 例來說，在即將舉(ju) 行的大選中，工會(hui) 對奧巴馬總統給予財力和人力等形式的支持，但這種支持相比於(yu) 數年前工會(hui) 對民主黨(dang) 候選人的支持而言，重要性已經減弱。其次，工會(hui) 的政治動員效果一直都是私人部門強於(yu) 公共部門。從(cong) 平均水平上看，公共部門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較高，因此參與(yu) 投票的可能性本來就已經比較高了。工會(hui) 對這些工人的投票習(xi) 慣的影響力也就遠遠不如對那些私人部門雇員的影響力大。比如說，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就算把選舉(ju) 的關(guan) 鍵性預測因素考慮在內(nei) ，公共部門工會(hui) 成員參與(yu) 投票的可能性也並不比不加入工會(hui) 的人高。但在，今天，公共部門工人占了工會(hui) 成員的大多數，因此工會(hui) 在選舉(ju) 當天動員到的工人人數就比較少，而且還有不斷減少的趨勢。

　　工會(hui) 的衰落，實際上讓數百萬(wan) 不是工會(hui) 成員的美國工薪階層喪(sang) 失了參與(yu) 政治所必需的組織紐帶。而且，因為(wei) 工會(hui) 已經不能夠作為(wei) 全國廣大藍領工人的代表，所以它受到的重視程度也減弱了；實際上，許多政策製定者(其中包括工會(hui) 所剩無幾的盟友)都開始將工會(hui) 僅(jin) 僅(jin) 視作是一個(ge) 爭(zheng) 奪政治影響力的特殊利益集團而已。雖然有很多工會(hui) 的資金仍然充足，但它們(men) 也無法與(yu) 企業(ye) 捐贈者相抗衡。在競爭(zheng) 白熱化的2000年選舉(ju) 周期中，企業(ye) 相關(guan) 利益集團的開支與(yu) 工人組織的開支比例為(wei) 14∶1，而且最近幾次競選中的這一比例也和2000年相接近。以前，工人組織可以通過自己在人力方麵的優(you) 勢去彌補與(yu) 企業(ye) 遊說者之間的財力差距，但現在已經行不通了。

　　重返黃金時代

　　工會(hui) 的存在確保了美國工人階級在20世紀的富足。工會(hui) 保證了體(ti) 力勞動者能拿到白領的工資，並在政治上代表工人發出共同的聲音。人們(men) 在講述工人階級衰落的故事時，往往帶著一種“此事不可避免”的語氣：隨著美國資本主義(yi) 變得越來越有活力，工會(hui) 也就變得越來越跟不上時代。按照這樣的思路，工會(hui) 日漸式微的種種後果——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工資停滯不前，政治參與(yu) 度下降——看起來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這個(ge) 故事在世界各地的發展也並非如出一轍。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蕩對所有發達經濟體(ti) 都造成了影響。在那些總量較小、對貿易比較依賴的斯堪的納維亞(ya) 經濟體(ti) 中，高度集中的工會(hui) 有能力限製工資增長，抑製通脹並保持就業(ye) 。在德國，工會(hui) 在工作場所治理和熟練技工培訓這類事務中的作用得以增強。雖然這段時期西歐國家工會(hui) 成員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確實有所下降，但至今仍比美國下降得少。而且集體(ti) 談判權的覆蓋範圍基本保持不變。歐洲的工會(hui) 仍然能夠代表廣大工人選民，並在積極為(wei) 本國的經濟成功作出貢獻。此外，雖然這種說法的背後也有異議，但工會(hui) 並沒有讓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更加惡化。在那些工會(hui) 參與(yu) 宏觀經濟管理的國家(例如比利時和荷蘭(lan) )中，對工資和工時的談判實際上有助於(yu) 在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lin) 的時候避免失業(ye) 率暴增。

　　美國工會(hui) 麵臨(lin) 的挑戰和歐洲工會(hui) 一樣，但應對卻更為(wei) 艱難。美國勞動者比歐洲更加分散也更加孤立。歐洲工會(hui) 有能力與(yu) 雇主和政府談判，從(cong) 而達成覆蓋麵很廣的工資換工作協議，而美國工人運動權力分散的現實使得這種做法失去了可行性。在促成這類協議的例子中，瑞典的情況最為(wei) 典型：通過國家層麵的集體(ti) 談判，工會(hui) 限製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工資增長，以應對通脹和失業(ye) 壓力。在美國，組織工會(hui) 對於(yu) 雇主來說成本較高。而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工會(hui) 在雇主“分而治之”的策略麵前也顯得十分脆弱。在這種策略下，企業(ye) 所有者對加入工會(hui) 的工人施壓，威脅要將他們(men) 的工作轉交給沒有工會(hui) 的公司去做。

　　雖說美國的工人階級已經岌岌可危，但當前這個(ge) 工資增長緩慢(而且現在失業(ye) 率也高企)的時代也為(wei) 工人的複興(xing) 提供了一個(ge) 契機。“不平等”已經成為(wei) 美國的政治詞匯，這其中有一部分是2011年中期開始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的結果。然而，如果沒有一個(ge) 有意將不平等問題政治化的製度支持者，那麽(me) 這種訴求將是難以持久的。當然，不平等僅(jin) 僅(jin) 是眾(zhong) 多不利趨勢中的一種而已。幾十年來，工資的增長都落後於(yu) 生產(chan) 力的增長，修改勞動法案的嚐試一直都以失敗告終，而且最近政府還出麵為(wei) 銀行擔保，而不為(wei) 家庭擔保。這些事態發展表明，經濟規則已經遭到操縱，而且變得對美國工人階級尤為(wei) 不利。如果工會(hui) 能就這些經濟不公平現象大聲疾呼，他們(men) 就能重新獲得自己曾在曆史上扮演過的重要角色，即重新成為(wei) 廣大工人的代言人。

　　美國的工人運動將不會(hui) 恢複巔峰時期的那種生命力，因為(wei) 那是在20世紀30年代備戰動員和社會(hui) 立法作用下形成的。但工會(hui) 卻可以發動一場對不平等問題的正麵攻勢，並通過站在廣大經濟利益團體(ti) 的立場上說話以及為(wei) 數百萬(wan) 因工資停滯和政治發言權減弱而遭受傷(shang) 害的家庭大聲疾呼來恢複自身的合法性。對不平等問題大膽直言，再加上更大的包容性，這有助於(yu) 工會(hui) 扭轉成員不斷減少的頹勢。實際上，最近在工人運動的組織上取得的一些成功——比如休斯敦和洛杉磯移民工人的“清潔正義(yi) ”運動——已經顯示了工會(hui) 與(yu) 社區組織通力合作，發動參與(yu) 麵更廣的運動從(cong) 而追求社會(hui) 正義(yi) 所具有的效果。

　　工會(hui) 組織更具有政治意義(yi) 的一麵，所關(guan) 注的不僅(jin) 僅(jin) 是維護工會(hui) 成員的經濟特權，而是站到前台，成為(wei) 所剩無幾的工人階級富裕和有利經濟環境的守護者之一。當然，如果工會(hui) 帶來的好處能更快地顯現出來，那麽(me) 工會(hui) 的主張也會(hui) 變得更具說服力。要扭轉“工會(hui) 隻關(guan) 心成員”這一觀念(有時這也是事實)，工會(hui) 就必須擔負起在地方上提高生產(chan) 力和贏利能力的職責。在其他國家中，工會(hui) 在招收和培訓新員工方麵始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且也在確保企業(ye) 之外的社區福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場反對不平等的全國性運動，還有地方上以生產(chan) 力為(wei) 中心的勞動關(guan) 係，反映出的是近代工人運動曆史帶給我們(men) 的經驗教訓。在那些工人組織能夠代表廣大選民、且工人組織充當了國家經濟行為(wei) 的重要參與(yu) 者的地方，工會(hui) 就能保持興(xing) 盛。要讓工會(hui) 恢複到以前的狀態，就需要回到那個(ge) 經濟安全和發動工人都依賴工會(hui) 的年代。要做到這一點，麵臨(lin) 的挑戰將會(hui) 異常嚴(yan) 峻。經濟的全球化和雇主的激烈反對都使工人階級的複興(xing) 變得特別困難。然而，讓工人運動重新煥發活力，對於(yu) 提升經濟安全性以及確保對工人有利的經濟環境都具有重大意義(yi) 。

　　原文標題：Workers of the World Div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