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一段經曆讓我對新加坡的醫療體(ti) 係大為(wei) 感激。在這個(ge) 島國出差時，我突然生病，患上了一種罕見的腦膜炎。換成在許多國家，我恐怕早已撒手人寰。但發生了兩(liang) 件奇跡。首先，一位同事突感不祥，於(yu) 是來到我的酒店房間，發現我漸漸不省人事。然後，這位同事急忙把我送到當地一家醫院，新加坡醫生以驚人的效率查出症結，采取了大膽的療法，挽救了我的生命。（實際上，他們(men) 是把手頭所有種類的抗生素注入了我的心髒，因為(wei) 他們(men) 並沒有醫治我這種罕見腦膜炎的專(zhuan) 門方法。）

　　在醫生們(men) 的冒險賭博讓我從(cong) 昏迷中蘇醒過來後，醫院工作人員繼續以高效、完善的服務幫助我走上漫長的康複之路。幾個(ge) 月之後，我又迎來一次驚喜。我碰巧看見了醫院和保險公司之間的一些手續文件，發現治療費用並沒有那麽(me) 高。一位同事後來在紐約愁眉苦臉地評價(jia) 道：“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醫藥費肯定比這多出好幾倍。”（我反駁道，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我恐怕根本活不下來，因為(wei) 擔心惹上官司的美國醫生是不會(hui) 拿抗生素冒險的。）

　　這隻是碰巧交好運嗎？一定程度上可以這麽(me) 說。但近來幾周我翻閱了一本引人入勝的電子書(shu) 《價(jia) 廉質優(you) 》(Affordable Excellence)，它介紹了新加坡醫療體(ti) 係，是我的朋友、美國科學家威廉?哈茲(zi) 爾廷(William Haseltine)為(wei)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hui) (Brookings Institution)寫(xie) 的。這本書(shu) 讓我深信，比起當時，我現在更有理由向新加坡道一聲“謝謝”。如果哈茲(zi) 爾廷是對的，那麽(me) 新加坡的醫療體(ti) 係不僅(jin) 成本低廉，而且在救死扶傷(shang) 方麵十分高效——不論病情危急與(yu) 否。確實，新加坡醫療體(ti) 係的巨大成功或許能給其他國家帶來啟示，尤其是正在大刀闊斧進行“奧巴馬醫改”(Obamacare)的美國。

　　統計數據十分驚人。目前，醫療支出占美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18%左右，高出其他任何西方國家。然而，盡管美國醫療在某些細分領域（如癌症治療）取得了一些卓著的成果，但就嬰兒(er) 死亡率、成人死亡率和預期壽命等健康領域的指標而言，美國尚不如許多西方國家。相比之下，新加坡的醫療成本僅(jin) 相當於(yu) GDP的4.6%。而且，雖然新加坡醫療體(ti) 係以保險計劃為(wei) 基礎，但人均保費僅(jin) 為(wei) 美國人的2%。即便如此，新加坡在預期壽命、嬰兒(er) 死亡率、成人早逝率——對了，還有急救醫療——方麵的成就要好得多。

　　為(wei) 什麽(me) ？哈茲(zi) 爾廷認為(wei) ，一個(ge) 原因是新加坡擁有一項得天獨厚的優(you) 勢：它在數十年前從(cong) 無到有建立了醫療體(ti) 係，因此能采取合理、整體(ti) 的計劃，以協調有序的方式關(guan) 注人民的總體(ti) 醫療體(ti) 驗。與(yu) 之相比，美國的醫療機構各自為(wei) 戰、相互競爭(zheng) ，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新加坡社會(hui) 還認同“有管理的資本主義(yi) ”(managed capitalism)的理念，這意味著國家有時會(hui) 幹預醫療體(ti) 係，以降低成本。但降低成本的主要武器還是消費者的壓力：醫院被強製公布醫療程序的價(jia) 格和結果，以方便消費者比較。除保險公司外，患者也必須支付一部分治療費用，這種共同支付模式會(hui) 刺激患者看緊醫療賬單。
 

　　如今，規模龐大、支離破碎的美國醫療體(ti) 係已經無法複製上述的一部分方法。畢竟，美國人大多反感國家過度幹預或規劃；“社會(hui) 和諧”不是他們(men) 的既定目標。但哈茲(zi) 爾廷的報告中有一點在目前非常重要：問責。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國人能像新加坡人一樣輕鬆自如地比較醫療的價(jia) 格，醫療費用或許能下降。如果共同支付模式在窮人和富人中普及，醫療費用可能將下降更多。

　　好消息是，美國正慢慢向這一方向邁進——在奧巴馬醫改的影響下，醫療界越發支持共同支付模式和價(jia) 格透明。而壞消息是，恰恰是因為(wei) 美國醫療體(ti) 係的支離破碎，這些變革速度緩慢、參差不齊。換言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新加坡的醫療數據仍可能令美國難堪（更不用說一些歐洲國家了）。

　　這無疑發人深省。在一目了然的統計數據背後，隱藏著千千萬(wan) 萬(wan) 個(ge) 人間故事，其中許多並未像我的經曆一樣以好運告終。

　　譯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