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之城的曆史痕跡

　　對外行來說，北京為(wei) 什麽(me) 被挑選為(wei) 中國的首都?為(wei) 什麽(me) 連續800多年一直是首都?這裏氣候惡劣，每年都有沙塵暴，風景也不出色，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ge) 首都不是在沿海或沿江大城市的國家。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統治者建都北京呢?意料之中的答案是獲得政治權利的需要。北京接近蒙古和遼東(dong) ，這些地方常常是前現代中國權力爭(zheng) 奪者的誕生地。北京本身的設計也體(ti) 現了天、地、人的和諧。

　　而且，北京被視為(wei) 在決(jue) 定革命力量取得勝利的決(jue) 定性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天安門廣場與(yu) 20世紀的反抗運動及群眾(zhong) 運動密切相關(guan) ，包括1919年5月4日抗議凡爾賽和約把中國領土割讓給日本的示威遊行，1926年3月18日的愛國遊行，1935年12月9日開始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示威遊行，1947年5月20日內(nei) 戰期間的反獨裁遊行等。所以，決(jue) 策者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把天安門廣場作為(wei) 新北京的零點(中心)後，天安門廣場就成為(wei) 新中國的誕生地。而天安門廣場也被選為(wei) 國徽圖案，五個(ge) 金星代表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和革命民眾(zhong) 的大團結。

　　500多年來，北京是皇權時代中國的首都，在統治者眼中還是世界首都。中國最終認識到它隻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個(ge) ，而且還不是最強大的國家，帝國體(ti) 製在1911年被推翻，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北京作為(wei) 首都。北京人有強烈的公民意識，這個(ge) 城市充滿了國家的象征。所以對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著對國家感到自豪，批評這個(ge) 城市也意味著批評這個(ge) 國家。

　　今天的北京，繼續代表中國的政治權利。北京人說的語言成為(wei) 中國其他地方遵循的標準。同樣的，京劇被認為(wei) 是國家形式的劇種。天安門廣場仍然像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一樣，是神聖的政治中心，是國慶節歡慶遊行的場所和高度象征性的國旗儀(yi) 式場所。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它相信經濟力量是政治力量的關(guan) 鍵。在政府看來，建設經濟的最好辦法是讓人們(men) 去政治化。但是，僅(jin) 僅(jin) 從(cong) 國家層麵的政治力利角度看待政治是錯誤的：儒家提醒我們(men) 政治力量的真正來源是自下而上的。有些人回到曆史中去尋找未來的走向。在有些人看來，它意味著提醒中國受西方列強欺辱的不幸曆史，建造能夠在世界上說一不二的富強國家，無需考慮其道德義(yi) 務。在其他人看來，它意味著建設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吸收中國最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通過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人的國家。

　　牛津：學術之城的精神積澱

　　為(wei) 什麽(me) 藝術家、小說家和偏才、怪才會(hui) 受到牛津這個(ge) 城市的吸引，而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牛津大學?當我問科學家、哲學家和學者這些問題時，發現對學術積累和教學，他們(men) 相信所需要的是安靜、大量的閑暇時間、合作(而不是競爭(zheng) )、喝著咖啡或者啤酒的非正式討論以及與(yu) 同事或學生在公園裏的散步。實際上，許多第一次來到牛津的遊客都對它的安靜和激發靈感的魅力印象深刻，“世界在這裏似乎放慢了腳步。”古老建築和開放公園的融合，衣服皺巴巴的學生們(men) 在街上散步聊天，眾(zhong) 多的酒館、書(shu) 店、音樂(le) 店等，都創造出一種安靜的氣氛。除了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學生群，你還能感受到一種寬容和多元主義(yi) 的氛圍。投身於(yu) 牛津驚人豐(feng) 富的過去、漫長的學術曆史和傑出的文化成就之中，你會(hui) 發現，相信學習(xi) 重要性的學者，他們(men) 把自己的自由和閑暇時間看做國家特許的權利，他們(men) 的天職就是學習(xi) 、思考和教學。

　　很多人都覺得牛津大學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地方就不是現在這個(ge) 樣子了。我想他們(men) 的意思是，讓牛津大學變得美好和特別的神秘因素是它的環境、它的曆史建築以及整個(ge) 牛津城。在我看來，牛津讓人有一種回家的親(qin) 切感，有助於(yu) 思考和研究。一個(ge) 著名的法學教授約瑟夫·拉茲(zi) 曾經告訴我，牛津不是一個(ge) 真實的地方——或許他是正確的——但它仍然能散發出強烈的親(qin) 切感。

　　牛津大學通過它的輔導老師製度建立起了這種親(qin) 切感，它把麵對麵的教學推向極致——雖然這種製度並不是非常有效。 如今，多數大學都采取了“教師站在前麵”的教學模式，老師站著給從(cong) 50—500人的一班學生上課。但是，牛津仍然忠實於(yu) 輔導教師製度，最多三個(ge) 學生一起和老師見麵。

　　這座城市及其結構合起來創造了一種被稱為(wei) “牛津”的精神體(ti) 係，其唯一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勵學生和學者對學習(xi) 和知識的追求。比如，1668年開業(ye) 的謝爾登尼亞(ya) 劇院現在仍然被用來上課和舉(ju) 行大學的禮儀(yi) 活動 。這座富麗(li) 堂皇的劇院的天花板由32塊鑲板組成，其設計是為(wei) 了使人產(chan) 生開放的天空的幻覺，描述了“科學和藝術對愚昧無知的勝利”。 我們(men) 一家人在牛津度假時，孩子們(men) 上的“菲兒(er) 和吉姆”小學為(wei) 牛津精神提供了另外一個(ge) 例證。該校有一個(ge) 規模很大的運動場，孩子們(men) 可以在一望無際的草坪上踢足球;學校的教室麵對這些開放的空間，光線充足，學生們(men) 覺得學校就像自己的家;學校鼓勵學生走路或騎自行車上學，而不是父母開車送孩子上下學，老師說，這是臨(lin) 近街區的學校，我們(men) 應該嚐試步行上學。而我自己的孩子現在仍然記得這是一個(ge) 給他們(men) 力量和勇氣的好地方。

　　創造一種有利於(yu) 學習(xi) 的氛圍一直是牛津的目標。19世紀30年代，在建造穿城鐵路的計劃提出後，牛津大學馬上表示反對，理由是它可能“危害學生的道德意識”。牛津第一任校長阿瑟·威爾斯利擔心火車將鼓勵“錯誤的人”旅行，他還擔心學生開始乘火車前往禁區，從(cong) 而敗壞他們(men) 的道德品質。實際上，牛津大學對學生道德品質的擔心部分促成了有利於(yu) 學習(xi) 和研究的氣候。不可思議的是，牛津大學的學生至今還有“道德導師”。

　　牛津街道的名稱也反映了城市對學習(xi) 和學術的尊重。一條從(cong) 高街到莫頓街的狹窄馬車道，在17世紀被命名為(wei) 邏輯胡同，因為(wei) 邏輯學院在其北部盡頭。在耶利克街區北邊運河上有一座小橋，名為(wei) 亞(ya) 裏士多德橋，通向亞(ya) 裏士多德胡同。一些愛逛公園的人組成了一個(ge) 名叫“亞(ya) 裏士多德胡同之友”的群體(ti) ，他們(men) 在牛津市議會(hui) 為(wei) 改善公園狀況而努力。一個(ge) 把街道、橋梁、胡同命名為(wei) 亞(ya) 裏士多德或曆史上的邏輯學院的城市肯定是要傳(chuan) 遞一種很具體(ti) 的信息。

　　牛津有18個(ge) 合唱團，幾乎每八千居民中就有一個(ge) 合唱團。牛津還是很多小說家、詩人和藝術家團體(ti) 的家。每年5月和6月在牛津召開的藝術周，藝術家都會(hui) 開放他們(men) 的畫室供大眾(zhong) 參觀，民眾(zhong) 有機會(hui) 欣賞400位牛津郡藝術家和藝人的工作室。令人吃驚的是，每400個(ge) 居民中就有一個(ge) 藝術家之家。除了藝術周之外，牛津還以文學節著名，吸引了牛津本地和外地的作家前來。

　　我問自己是否在牛津感受到某種身心超越瞬間的一種強烈精神體(ti) 驗和寧靜。 我的結論是我的感情是客觀的。這就是牛津，多種因素和感情的混合體(ti) ，牛津獨特魔力的純淨時刻，我相信這個(ge) 城市的許多人都感受過這種魔力。

　　紐約：公共空間創造公民精神

　　強烈的公民精神隻能通過公共空間創造出來，而公共空間是在不同社區的不同人相互交流，並擁有對整個(ge) 城市的共同關(guan) 心的情況下形成的。把各種紐約人團結起來的公共空間觀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期。棋盤街道布局的主要缺點是沒有製訂公園的計劃。對這個(ge) 城市最富裕的公民來說，這沒有什麽(me) ，他們(men) 可以到華盛頓廣場散步(那裏是19世紀社會(hui) 精英聚會(hui) 的場所)。其他紐約人不得不到公墓去，在那裏才能與(yu) 大自然接觸。1844年，著名記者威廉·卡倫(lun) ·布賴恩特寫(xie) 了一篇社論，呼籲為(wei) 包括新移民在內(nei) 的“廣大民眾(zhong) ”建造新的公園。13年後，腓特烈·奧姆斯特德和卡爾弗特·沃克斯在競賽中脫穎而出，設計了最大和最昂貴的公園。奧姆斯特德的早期作品就表達過對英格蘭(lan) 公園的羨慕，“在那裏，花園的特權被所有階級平等分享。確實有一些人由仆人伺候，由馬車接送，但大部分人是普通民眾(zhong) ，有帶著孩子的婦女，有病人還有地位低下的勞動者的妻子。”所以，他設計了一個(ge) 龐大的公共綠地，“無論窮人還是富人，無論出身高貴者還是個(ge) 人奮鬥者，都受到吸引，受到鼓勵去相互融合。”中央公園在1858年開放，很快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千百萬(wan) 參觀者，他們(men) 在這裏相互交流，表達對公園和整個(ge) 城市的自豪。

　　人們(men) 可能問，公民精神在實際生活中重要嗎?平常或許不重要，但在城市最需要公民精神的時候，紐約人已經表現出這種精神。2001年9月11日，香港。已經是深夜了。妻子和孩子已經入睡，我打開了電視。裏麵好像在播放災難片，就像《火燒摩天樓》，沒意思。我換到另外一個(ge) 頻道，還是同一部電影。這次，我意識到不是在看電影。世界貿易中心遭到攻擊，雙子塔已經倒塌，數千人死亡，還包括400名消防隊員、警察和其他救助隊員。這比我能想象的任何災難電影都更加恐怖。

　　恐怖分子襲擊後，公民精神以最強烈的形式再次呈現。“紐約充滿怨恨的種族關(guan) 係驟然緩解，從(cong) 前以和警察衝(chong) 突定義(yi) 自身的社區，能夠感受到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識。城市的消防員成為(wei) 每個(ge) 人眼中的英雄。”從(cong) 前被認為(wei) 是好鬥的、喜歡道德說教的、具有深刻黨(dang) 派偏見的市長朱利安尼迅速轉變成為(wei) 堅定的充滿感情的領袖，走在街上不時得到民眾(zhong) 的歡呼喝彩。最大的靈感來自普通紐約人的深切悲痛：火災現場外麵公園裏臨(lin) 時性的紀念留言和燃燒的蠟燭，幾乎每個(ge) 公寓大樓窗戶上懸掛的美國國旗。一個(ge) 多月以來，沿著西區高速公路，白天黑夜每個(ge) 小時都有人堅定地守著，在過往遺跡現場的路上舉(ju) 著手寫(xie) 的標誌牌為(wei) 救援人員歡呼。最感動人和最美好的是，沿著教堂(聖保羅大教堂)的牆，在柱子上和教堂座位上張貼的是美國各地小朋友寫(xie) 的信和卡片，上麵畫有鮮豔的圖畫，如鷹、消防員、遭受攻擊的大樓、美國國旗。它們(men) 表達了希望、信心和感激等信息。“謝謝，你是我的英雄。人死了，我很難過。謝謝你救人。我愛這個(ge) 城市。上帝保佑美國。”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體(ti) 現就是在危機時刻。出售“我愛紐約”口號的努力或許是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動。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們(men) 對這個(ge) 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真誠的愛的基礎上。紐約風格的公民精神限製了對個(ge) 人抱負的追求，如果沒有了共同體(ti) 意識，紐約早就被另外一個(ge) 世界首都超越了。

　　【Daniel A. Bell 貝淡寧：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常年旅居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現任上海交通大學誌遠人文藝術學院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和比較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Avner De-Shalit 艾維納·德夏裏特：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hui) 科學係主任、馬克斯·坎佩爾曼民主和人權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