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在經過1968―1973年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年均增長10%以上的快速發展以後，在1974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此後，巴西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一直沒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2002年後，巴西經濟重新開始新一輪高速發展，但是直到2010年人均GDP才剛剛突破10000美元，仍然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巴西近40年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徘徊，給它的經濟、社會(hui) 帶來了許多問題，嚴(yan) 重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

　　錯失戰略轉型時機

　　巴西從(cong) 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以保護民族工業(ye) 的發展，加強本國經濟獨立自主的能力。“進口替代”工業(ye) 模式使巴西的工業(ye) 化快速發展，在1970年代末建立起了較為(wei) 完整的工業(ye) 體(ti) 係，擁有門類齊全的基礎工業(ye) 部門。但是，由於(yu) 巴西長期奉行進口替代戰略，從(cong) 而忽視了出口市場，同時，又在相當程度上保護了落後，造成了工業(ye) 技術落後，技術設備陳舊，產(chan) 品質量差，成本高，難以參與(yu) 國際市場競爭(zheng) ，不利於(yu) 工業(ye) 化深入發展。長期重視工業(ye) 投資也造成了產(chan) 業(ye) 結構失衡問題：第一產(chan) 業(ye) 薄弱；第二產(chan) 業(ye) 的內(nei) 部結構不合理，對內(nei) 缺乏基礎建設支撐，對外資金和資源的依賴性十分嚴(yan) 重；第三產(chan) 業(ye) 由於(yu) 非正規部門的急劇膨脹，而難於(yu) 整體(ti) 性規劃發展，更難替代第二產(chan) 業(ye) 成為(wei) 拉動經濟增長動力。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後，這種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加劇。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使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蕭條，西方國家開始實行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yi)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同時，基於(yu) 微電子技術的信息技術迅速傳(chuan) 播，新技術革命在世界範圍內(nei) 興(xing) 起，高技術產(chan) 業(ye) 迅速發展，世界產(chan) 業(ye) 結構開始進行優(you) 化升級。在國內(nei) 國外的挑戰和機遇麵前，巴西依然“舉(ju) 債(zhai) 發展”，繼續推進耐用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未能及時轉換發展模式，錯失產(chan) 業(ye) 結構的優(you) 化升級時機。

　　20世紀90年代，巴西推行新自由主義(yi) 政策，實行經濟自由化改革，並主要以依賴外資為(wei) 主求發展，試圖穩定經濟，實現經濟現代化。雖然貿易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在開始時還算順利，但是1990年代後期，巴西遭受了這樣的結果：國際收支賬戶出現巨額赤字；基於(yu) 過高估價(jia) 的匯率手段實現的經濟穩定，附帶了很高的而且是難以彌補的代價(jia) ——進口的結構性增長，致使本地企業(ye) 無法抵禦具有廉價(jia) 優(you) 勢的進口產(chan) 品、組件和散件，它們(men) 越來越多地替代國內(nei) 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國內(nei) 生產(chan) 多被其摧垮；國際競爭(zheng) 力主要來源於(yu) 規模大而附加值低的商品生產(chan) 部門，主要商品部門是原材料部門（農(nong) 業(ye) 、自然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等部門），相對而言，產(chan) 業(ye) 轉型水平較低。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yi) 改革帶來的隻是巴西的去工業(ye) 化。

　　技術創新能力不足

　　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一國經濟的低成本優(you) 勢將會(hui) 逐步喪(sang) 失，為(wei) 與(yu) 發達國家抗衡，必須提高研發能力和重視人力資本，進行產(chan) 業(ye) 升級，培育新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發展中高端市場。

　　20世紀70年代末的能源危機迫使世界產(chan) 業(ye) 結構開始進行優(you) 化升級的時候，巴西經濟開始衰弱。1980年代，巴西的投資大幅減少，致使巴西難以引進所需的新技術，持續的財政困難和外部壓力也使主要國有技術研發中心的改革處於(yu) 停滯不前的狀態。政府麵對外匯與(yu) 通貨膨脹危機一再引起的困難已經無力做出必要的協調或前後一貫的調整措施。1990年代，受“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yi) 思潮的影響，巴西政府開始大幅削減公共財政預算，研發投入急劇萎縮，本土優(you) 秀研發機構被棄置。同時，跨國公司對巴西本土企業(ye) 大肆兼並重組，巴西本土企業(ye) 技術創新能力被進一步削弱。在這些情況下，巴西已無力構建和培育必要的條件來促成以微電子技術為(wei) 核心的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集群的興(xing) 起，並進而實現以技術革新帶動新一輪的資本積累。

　　巴西科技進步與(yu) 創新長期不受重視，R&D（研究與(yu) 發展）投入強度低，始終在1%以下徘徊。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資助公司的創新行為(wei) ，也不允許公司雇傭(yong) 大學研究人員，這使主體(ti) 間缺乏交流互動和銜接，不僅(jin) 阻礙新的科學技術成果應用於(yu) 經濟，也阻礙了中小企業(ye) 創新發展。

　　發展不重視公平，腐敗嚴(yan) 重

　　公平發展不僅(jin) 有利於(yu) 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wei) 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hui) 矛盾和衝(chong) 突，從(cong) 而有利於(yu) 經濟可持續發展。巴西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yu) 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yan) 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巴西長期以來重財富積累，輕分配，認為(wei) “財富要先創造，其後才能分配”，篤信“涓滴效應”。在這些思想指導下，發展不重視社會(hui) 公平，最終造成了社會(hui) 的兩(liang) 極分化，形成了兩(liang) 個(ge) 對立的階層——高收入的富有階層和低收入的貧困階層。1970―1995年巴西的基尼係數平均達到0.61。這充分表明，絕大多數巴西人並沒有從(cong) 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少數人所享有。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yan) 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貧富懸殊，社會(hui) 嚴(yan) 重分化，引發激烈的社會(hui) 動蕩，甚至政權更迭，進一步對經濟發展造成嚴(yan) 重影響。

　　腐敗也是兩(liang) 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巴西政治腐敗嚴(yan) 重，任人唯親(qin) ，裙帶關(guan) 係盛行，貪汙賄賂蔚然成風。腐敗嚴(yan) 重製約和影響了巴西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在透明國際組織公布的“2005年清廉指數”世界排名中，巴西位居第62位。巴西許多政府高官利用手中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廣泛幹預，以權力換取金錢，實現權與(yu) 錢的肮髒交易。如2000年聖保羅市政府撥款修建聖保羅地區勞工法庭大樓，十幾位高級官員從(cong) 中非法貪汙資金高達1.65億(yi) 雷亞(ya) 爾（約折合1億(yi) 美元）。腐敗使巴西付出巨大代價(jia) ：外國投資減少、外債(zhai) 負擔加重、私人資本外流、收入分配不公、失業(ye) 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以及社會(hui) 政治動蕩。

　　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

　　隨著經濟的發展，通貨膨脹溫和上升是正常現象，但政府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將通貨膨脹限製在可控範圍之內(nei) 。經過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快速發展後，巴西通貨膨脹日益嚴(yan) 重，政府未能有效控製，在貨幣、稅收、信貸、物價(jia) 等政策方麵也未采取相應措施，導致通貨膨脹到1980年代成為(wei) 難以駕馭的“烈馬”。從(cong) 20世紀90年代開始，巴西接受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思想，全麵放開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推動國有企業(ye) 私有化和減少政府開支等。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宏觀經濟缺乏有效製度框架，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zhai) 台高築，通貨膨脹繼續惡化，國際收支長期不平衡，造成經濟危機頻發，經濟發展大幅波動。

　　巴西積極實施的民粹主義(yi) ，也進一步惡化了經濟形勢。為(wei) 了應對社會(hui) 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巴西政府不顧自己收入水平和財政能力的製約，照搬發達國家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想在“經濟趕超”的同時，實行對發達國家的“福利趕超”，這從(cong) 1997―1998年的平均社會(hui) 總支出與(yu) GDP占比達到20.8%就可見一斑。福利政策趕超經濟增長，使政府出台的各種救助政策實際作用微弱。結果導致財政赤字過大，國內(nei) 外債(zhai) 台高築，引發債(zhai) 務危機、金融危機，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城市化過度發展

　　一般來說，城市化是由農(nong) 業(ye) 為(wei) 主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以和為(wei) 主的現代城市社會(hui) 逐漸轉變的曆史過程，它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ye) 化帶動的自然結果。巴西作為(wei) 一個(ge) 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速度過快，城市化水平和發達國家相當，如2000年城市化率高達81.4%，而同期的世界水平僅(jin) 為(wei) 46%。這大大超越了巴西工業(ye) 化的發展水平。巴西長期的進口替代戰略快速發展和完善了工業(ye) 化體(ti) 係，但是巴西整體(ti) 工業(ye) 化水平一直不高，工業(ye) 吸收就業(ye) 能力有限，加上人口過度膨脹，農(nong) 村土地集中程度高，導致農(nong) 村勞動力大量過剩隻能湧入城市，而城市又沒有能力給這些農(nong) 民就業(ye) 機會(hui) ，導致一係列的城市問題出現，嚴(yan) 重影響了巴西的和諧發展。

　　過度城市化導致城市邊緣化問題日益嚴(yan) 重。圍繞城市周圍的貧民區人口不斷增多，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貧民窟裏的貧民難以融入城市發展進程，非正規就業(ye) 率、文盲率、貧困人數攀升，環境混亂(luan) 、治安混亂(luan) ，犯罪率不斷上升，造成一係列社會(hui) 管理難題。

　　在巴西的大城市裏，先進與(yu) 落後、富裕與(yu) 貧窮、文明與(yu) 愚昧同時並存，帶來了人口城市化的畸形發展，不僅(jin) 沒有給城市的健康發展注入活力，也沒有給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生機，而且成為(wei) 整個(ge) 城鄉(xiang) 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國家財政的累贅，社會(hui) 發展的障礙。

　　◆鏈接

　　“涓滴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與(yu) 貧困階層、弱勢群體(ti) 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you) 待，而是由優(you) 先發展起來的群體(ti) 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ye) 等方麵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wei) 政府財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ye) 再陸續流入小企業(ye) 和消費者之手，從(cong) 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