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等收入陷阱”一詞首現於(yu) 世界銀行的《東(dong) 亞(ya) 經濟報告》（2006），是指當一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後，由於(yu) 未能及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hui) 結構轉型及體(ti) 製機製轉軌，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社會(hui) 矛盾叢(cong) 生，由此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當然，也有一些國家應對得當，成功地跨越了這一陷阱。本報約請了國家行政學院的專(zhuan) 家學者，針對阿根廷、韓國、巴西和日本四國在這個(ge) 問題上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撰寫(xie) 文章，以饗讀者。

　　擁有優(you) 越地理條件和豐(feng) 富自然資源的阿根廷在20世紀初曾是全球前十的經濟強國，20世紀70年代初就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經過三四十年的跌宕起伏，迄今人均GDP仍未突破10000美元，成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的俘虜。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處理好四大關(guan) 係。

　　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

　　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之爭(zheng) 是經濟學理論界永恒的主題，基於(yu) “市場失靈”的政府幹預理論和基於(yu) “政府失靈”的自由市場經濟成為(wei) 幾乎截然相反的價(jia) 值取向，而在政府經濟管理實踐中，絕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政府和市場兼而有之、互為(wei) 補充的方式，不同點隻在於(yu) “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20世紀的阿根廷在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處理上則呈現出非此即彼的極端主義(yi) 特征。

　　二戰至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軍(jun) 政府選擇了國家直接幹預經濟的道路，以進口替代工業(ye) 化發展模式實現了30年左右的穩定增長。但政府高度幹預為(wei) 經濟發展帶來了內(nei) 生性缺陷，如農(nong) 業(ye) 的沒落、地區和產(chan) 業(ye) 二元矛盾突出、創新能力低下、腐敗滋生等，阿根廷經濟發展陷入困局，軍(jun) 人政權難以為(wei) 繼，民主體(ti) 製得以恢複。麵對“政府失靈”帶來的種種弊端，阿根廷由國家幹預主義(yi) 的極端轉向了徹底自由主義(yi) 的極端，政府作用和執行能力在強大的新自由主義(yi) 思潮的衝(chong) 擊下被弱化，大規模私有化、貿易自由化、放鬆規製成為(wei) 新的潮流。但集權經濟下成長起來的市場成熟度很低，政府管製徹底放鬆而市場自身調節機製和市場秩序尚未有效建立，導致了財政負擔加大、外國資本壟斷市場、金融風險凸顯、分配不公更趨嚴(yan) 重、經常賬戶赤字加大和國際收支惡化等一係列嚴(yan) 重後果。同時，長期受到保護的民族企業(ye) 多數還處於(yu) 發展的幼稚期，難以抵禦貿然開放帶來的外國企業(ye) 和外國產(chan) 品劇烈衝(chong) 擊，大批民族企業(ye) 破產(chan) 或被兼並，民族經濟發展陷入停滯，至今沒有真正複蘇。

　　經濟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

　　無論是阿根廷的軍(jun) 政府、以梅內(nei) 姆為(wei) 代表的民主政權還是新的改革派，都沒能妥善處理好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關(guan) 係，在政策目標選擇上未能有效兼顧，導致了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發展的惡性循環，即社會(hui) 發展較公平的時期忽略了經濟發展目標，為(wei) 了解決(jue) 經濟發展問題又忽視了社會(hui) 發展的失衡，而社會(hui) 發展失衡反過來加劇了經濟動蕩，兩(liang) 相交織、循環惡化引發了嚴(yan) 重的經濟和社會(hui) 危機。

　　衡量經濟發展成果的一項最重要指標就是社會(hui) 發展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生活是否改善。阿根廷在經濟上長期掙紮徘徊於(yu) 中等收入階段，1970—2009年的40年間，有15年實際人均GDP平減指數出現負增長，且平均5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經濟發展道路曲折。同時，社會(hui) 發展嚴(yan) 重滯後，貧困化程度很高，收入分配失衡，中央與(yu) 地方權力傾(qing) 軋嚴(yan) 重，政黨(dang) 利益衝(chong) 突激烈，官吏腐敗嚴(yan) 重，貪汙索賄盛行。

　　其中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社會(hui) 階層固化，出現“蛻化的流動”現象。與(yu) 完全喪(sang) 失社會(hui) 階層流動性不同的是，阿根廷始終存在著一個(ge) 代際之間或同代內(nei) 的結構性向上、向下流動的過程，但由於(yu) 收入普遍減少和工作的不穩定性，這些因技能水平、知識水平提高而獲得較高職位的收益和福利也都有所減少，因此按收入水平所處的社會(hui) 階層出現了固化甚至降低，於(yu) 是出現了所謂“蛻化的流動”。二是中產(chan) 階級萎縮。阿根廷有一大批原先是中產(chan) 階級但已貧困化的群體(ti) ——新窮人。1980—1990年間，勞工階層的收入縮水了大約40%，1998—2001年間，勞工收入又損失了20%左右，且迄今仍在劇烈波動，使得數以萬(wan) 計的中產(chan) 階級家庭收入縮水，甚至跌至“貧困線”以下，中產(chan) 階級人數急劇萎縮，中產(chan) 階層在社會(hui) 結構中急劇“下沉”。三是腐敗問題。在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中，阿根廷除1995年差強人意的得分（5.24分）之外，其他年份的得分從(cong) 未超過3.5分，2003年和2004年為(wei) 曆史最低點（2.5分），盡管近幾年情況略有好轉，但仍未達到3分，一直屬於(yu) 腐敗比較嚴(yan) 重的國家。企業(ye) 主向政府官員行賄以獲得各方麵的特殊照顧成為(wei) 暴富的捷徑。尤其是國企私有化過程中，許多政客利用手中的權力低價(jia) 將國有資產(chan) 出賣給本國商人和跨國資本，並從(cong) 中牟取暴利。腐敗甚至成為(wei) 許多人的辦事準則和機構、體(ti) 製運行的潛規則，存在著進一步演化為(wei) 製度性腐敗的危險，治理難度與(yu) 治理成本極高。改革與(yu) 穩定的關(guan) 係從(cong) 世界近代史來看，那些選擇了逐步、漸進式改革的國家，大多能以較小的代價(jia) 實現社會(hui) 變革，發展比較平穩，而沒有進行理智思考、沒有合理平衡各階層利益關(guan) 係就匆匆展開激進變革的國家，常會(hui) 出現大的折騰和倒退。正是由於(yu) 未能理性總結和合理繼承既往的經驗和成果，貿然采取“休克療法”給社會(hui) 帶來巨大衝(chong) 擊，從(cong) 一個(ge) 極端走向另一個(ge) 極端，使得阿根廷缺乏社會(hui) 環境的穩定性和政策的連續性，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也因此麵臨(lin) 著一係列長期性、結構性難題。

　　激進改革帶來的最大不穩定問題是失業(ye) 、貧困化和收入分配失衡，以及由此帶來的政府信用危機。人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在20世紀70年代是因為(wei) 軍(jun) 政府上台後中產(chan) 階層的各領域專(zhuan) 業(ye) 人員收入下降、直接福利和間接福利的縮水，80年代是因為(wei) 惡性通貨膨脹影響，90年代是因為(wei) 初期的高失業(ye) 率，21世紀初則因為(wei) 經濟危機和兌(dui) 換危機。尤其是公用事業(ye) 私有化造成大量失業(ye) ，私有化後公用事業(ye) 部門員工減少了大約75%，從(cong) 1987—1990年的22.3萬(wan) 個(ge) 崗位，減少至1997年7.3萬(wan) 個(ge) 崗位，裁員人數超過15萬(wan) 人，城市失業(ye) 率從(cong) 1989年的7.6%升至1995年的17.4%。“調整公共開支”把重負轉嫁給工薪階層，醫療、教育和其他服務被大量削減。收入兩(liang) 極分化極其嚴(yan) 重，1997年人口中最富的10%得到國民收入的37.1%，最窮的10%隻得到1.6%，貧困化程度最高時覆蓋到全國2/3的人口。2002年之後勞動力市場的情況開始好轉，但實際工資沒有相應恢複，依然低於(yu) 2001年的水平，甚至自2004年起收入兩(liang) 端的工資差距又進一步加大。領導人的頻繁更迭、國家元首一再背叛選民的意誌、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使得阿根廷陷入了民眾(zhong) 對政府的信任危機，政府既無信用、也無財力在公眾(zhong) 中樹立信心以力挽危局，這種不信任隨著製度的演進不斷固化並加強。

　　內(nei) 部與(yu) 外部的關(guan) 係

　　阿根廷在經濟上可謂內(nei) 外交困，為(wei) 解決(jue) 內(nei) 部問題而引入外部力量，但外部力量的介入帶來了更為(wei) 致命的衝(chong) 擊。在處理內(nei) 部與(yu) 外部關(guan) 係上主要存在著三方麵的問題。

　　一是對外大量舉(ju) 債(zhai) 以彌補國內(nei) 巨大財政赤字，最終造成國家債(zhai) 務破產(chan) 和信用破產(chan) 。龐大的公務員隊伍、複雜的中央地方財政關(guan) 係、不合理的稅收製度和大量逃稅漏稅、沉重的債(zhai) 務負擔帶來巨大的財政赤字，阿根廷政府隻好用巨額的外部貸款填補越來越大的財政窟窿。在整個(ge) 80年代，每年還本付息占出口的比例基本都超過50%，外債(zhai) 總額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在1987年達到717%的曆史高點。大量的外債(zhai) 與(yu) 其償(chang) 付能力完全不匹配，2001年經濟危機爆發後，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宣布暫時停止支付1321億(yi) 美元的政府債(zhai) 務，國家信用嚴(yan) 重受挫，進一步加劇資本外逃，使經濟形勢雪上加霜。

　　二是采取聯係美元的匯率製度以控製通貨膨脹，但束縛住政府調控經濟的手腳。進入90年代後，為(wei) 了應對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匯率頻繁波動的局麵，阿根廷政府實施了貨幣局匯率製度，把本國貨幣與(yu) 美元等值掛鉤，並禁止在沒有美元相等儲(chu) 量的情況下增發貨幣，從(cong) 而控製住了野馬脫韁式的貨幣（比索）發行，通貨膨脹率從(cong) 1989年的3079.5%，降到1994年的1.6%。然而，聯係匯率製度的實施是要以充足的外匯儲(chu) 備為(wei) 基礎的，而阿根廷出口創匯能力低下、連年財政赤字，僵硬的匯率製度過度限製了政府利用匯率和貨幣政策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導致債(zhai) 務大量增加，外匯儲(chu) 備消耗殆盡，聯係匯率製度崩潰，貨幣急劇貶值，以美元計價(jia) 的外債(zhai) 迅速攀升，投資者信心喪(sang) 失，大量外資抽逃，形成了惡性循環。

　　三是對外資徹底開放和貿易自由化，導致國家的經濟命脈落入外國資本手中。梅內(nei) 姆政府執政後大力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大幅降低進口關(guan) 稅和數量限製，對出口稅收的減免、津貼以及其他鼓勵措施也中止實施，外國資本和企業(ye) 蜂擁而至，擊垮和兼並了大量阿根廷企業(ye) ，對民族工業(ye) 造成沉重打擊。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從(cong) 實體(ti) 經濟到虛擬經濟的徹底開放使外資控製了整個(ge) 銀行體(ti) 係和金融體(ti) 係，控製了國民經濟基礎部門和服務業(ye) ，控製了除核電站以外的石油、煤炭、水力和熱力發電等全部能源的生產(chan) 及分配，並控製了礦業(ye) 和大量的土地資源，國家的經濟主權基本喪(sang) 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