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前的英國，每逢政黨(dang) 輪替，國內(nei) 就會(hui) 陷入“政治黑幕交易”的漩渦當中。各黨(dang) 派為(wei) 了爭(zheng) 取在下院的控製權而爭(zheng) 鬥不息，議員選舉(ju) 中操縱選舉(ju) 、賄買(mai) 選票、營私舞弊等事情隨之泛起，造成英國下院議員選舉(ju) 混亂(luan) 不堪的局麵。許多人不惜花費巨資收買(mai) 選民，議院議席實際上成了標價(jia) 的商品，價(jia) 格不斷上漲。17世紀末，一個(ge) 議席隻有幾英鎊到幾十英鎊，到18世紀末竟漲到2000英鎊。1807年，約克郡的一個(ge) 議席曾賣到了10萬(wan) 英鎊。一些財力雄厚的貴族為(wei) 拉攏選票不惜拋撒金錢。一些市政當局竟然還把出售議席作為(wei) 一項收入。

　　在經曆了近兩(liang) 個(ge) 世紀的動蕩調整後，英國政壇從(cong) 19世紀初開始尋求解決(jue) 方案，最先被提上議程的就是建立文官製度。當時，英國提出的文官製度建立方案中，首要一點是規定了各部大臣、副大臣和政務次官等政府核心領導人。作為(wei) “政務官”，他們(men) 要隨著政黨(dang) 更替、內(nei) 閣變換而進退。而一般處理行政事務的官員，包括常務次官，是“事務官”，這些人則通過公開考試錄用，錄用後長期任職，不與(yu) 政黨(dang) 共進退，事務官也就是英國文官。

　　英國文官的出現，提升了政務官的工作效果。在日常政務處理中，議會(hui) 質詢、內(nei) 閣會(hui) 議、聯係選民等政治活動都由政務官出席，而政策製定的預案收集則由事務官進行初步篩選，由他們(men) 先提出相應的意見後再交由政務官處理。這樣一來，政務官接收到的信息就更加明確，進行決(jue) 策判斷時也可以更加高效和準確。事務官能夠深入到組織的各個(ge) 職能部門中，事務官是為(wei) 了保證國家政策不會(hui) 因為(wei) 決(jue) 策層更換而受到波及。他們(men) 與(yu) 政務官的體(ti) 係完全剝離開來，主管具體(ti) 事務的執行，也在組織經驗和知識的傳(chuan) 承、信息的傳(chuan) 遞等方麵發揮著巨大作用，這些都是推進英國政府在政黨(dang) 交替執政的過程中維持政府穩定運轉的關(guan) 鍵因素。

　　英國文官晉升一般要根據現職年資與(yu) 服務成績而定。高級人員注重功績，低級人員注重年資，各部不盡相同。一般情形是任職4—6年始可升任高一級職位。升遷由各部升遷委員會(hui) 加以處理。升遷委員會(hui) 是臨(lin) 時性的組織，其成員因處理晉升職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升遷委員會(hui) 的工作程序，各部亦不一致。通常都是召集已達“升遷範圍”的人員麵試，根據其應付麵試的能力以及曆年的考績，來作是否晉升的建議。升遷委員會(hui) 的建議，係向各部人事處長或常務次官提出，並依各人的年資先後順序列成名單，一旦職位出缺，即依次升遷。按照目前的規定，每個(ge) 新進入文職部門的人都有―段試用期（依等級而定，長短不等，在一定情況下延長試用期）。晉級由統考和本部門考績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決(jue) 定文職人員的升遷。不過英國的行政學專(zhuan) 家一般都不主張用考試的方法來決(jue) 定文職人員的升遷。因為(wei) 服務多年的人，其考試成績一般都不如剛從(cong) 學校畢業(ye) 出來人員，而文職人員如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應付升級的考試上，就很難專(zhuan) 心從(cong) 事他們(men) 所服務的工作。

　　戰後，英國由於(yu) 文官隊伍的急劇膨脹，人浮於(yu) 事、效率低下、福利待遇畸高等問題凸現出來，甚至出現有些文官不聽從(cong) 大臣的命令的情形，遂令政府萌發改革之心。受政府的委托，1960年以富爾頓（LordFulton）教授為(wei) 首的“富爾頓委員會(hui) ”在經過大範圍的調查之後，提出了旨在建立新型文官製度的改革方案——“富爾頓報告”。其要點有：一是建立文官部，統一文官管理；二是各部建立統一的職級結構並向所有人員“開放”，打破原有的部門壟斷；三是成立文官學院；四是限製高級文官的權力；五是建立對外開放交流的機製。可以說，報告提出的改革方向的確切中了英國文官製度的種種弊端，但由於(yu) 文官隊伍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強大的利益集團，所以改革麵臨(lin) 著既得利益者特別是權勢深厚的高級文官的強烈反對，使得報告的實施遇到了巨大阻力。後來曆經多方麵的調和、讓步，還是有很大一部分得到了貫徹執行，從(cong) 而使英國的文官製度的發展進入一個(ge) 新的時代。

　　在進入現代以後，英國文官製度受到了許多異議。在撒切爾執政時期，英國政府開始改革文官隊伍，力求使得文官的知識體(ti) 係更好地與(yu) 現實需求契合。通過對文官的“通才”選拔中可能存在“專(zhuan) 業(ye) 缺位”的問題進行改革，英國要求文官在具備豐(feng) 富知識的基礎上，更要精通某個(ge) 專(zhuan) 業(ye) 領域，於(yu) 是“專(zhuan) 業(ye) 性”逐漸成為(wei) 對文官考核的一個(ge) 重要方麵。撒切爾政府對文官係統的改革，提升了整個(ge) 文官隊伍的專(zhuan) 業(ye) 性，讓文官係統在政府職能劃分越來越細的情況下，能夠不斷更好地應對挑戰。英國的這一次文官製度改革收到了減員節支的效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運作效率。當時，世界銀行對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居前十位國家的“政府效率”進行評分排名，結果英國以97.9分高居榜首。文官係統管理模式由傳(chuan) 統的官僚體(ti) 係管理模式轉變為(wei) 現代的市場化管理模式，與(yu) 私有企業(ye) 和機構的管理模式相仿。更為(wei) 重要的是，以公民憲章為(wei) 內(nei) 容的改革，從(cong) 根本上變革了文官係統與(yu) 普通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文官不僅(jin) 要對其上級主管和部長負責，而且要對其服務的對象——普通民眾(zhong) 負責。這樣，英國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官員與(yu) 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就由管理者與(yu) 被管理者之間的關(guan) 係，變為(wei) 提供服務的管理者與(yu) 享受服務的用戶之間的新型關(guan)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