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劍橋——今年的美國大選有一個(ge) 特點：奧巴馬的潛在共和黨(dang) 挑戰者無不要求對美國外交政策來個(ge) 徹底變革。競選口號總是比最後的落實要極端得多，但世界各國應該仍會(hui) 對美國外交政策變革感到擔憂。事情並不總能遂人願望的。

　　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外交政策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2001年，小布什開始了他的首個(ge) 任期，一開始，他對外交政策並不感興(xing) 趣，但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倒向了變革型外交。與(yu) 伍德羅·威爾遜、富蘭(lan) 克林·羅斯福和哈裏·杜魯門等前任一樣，當危機來臨(lin) 時，布什高舉(ju) 民主大旗，振臂一呼，應者雲(yun) 集。

　　比爾·克林頓也曾談及要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加大人權和民主的作用，但大多數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追求的是正常化和後冷戰時期的和平紅利，而不是變化。相反，被稱為(wei) 布什主義(yi) 的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高調宣布美國將“挖出並清除恐怖主義(yi) 者，連同他們(men) 所依賴的製度一並消滅，無論他們(men) 藏身何處。”解決(jue) 恐怖主義(yi) 的辦法是將民主輸送到世界各地。

　　布什出兵伊拉克的表麵理由是消滅薩達姆·侯賽因的大規模殺傷(shang) 性武器，順便改變伊拉克的政權。不能把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shang) 性武器的情報失誤歸咎於(yu) 布什，因為(wei) 很多其他國家也有此定論。但對伊拉克及其所在地區理解不夠充分以及行動缺乏規劃和管理使得布什的大大妨礙了布什的變革型目標。盡管布什的支持者中有人將“阿拉伯之春”革命歸功與(yu) 他，但阿拉伯之春的主要參與(yu) 者否認了這一點。

　　《經濟學人》雜誌稱布什“太想成為(wei) 變革型總統，而不是像比爾·克林頓那樣穩守現狀。”時任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對“變革型外交”的優(you) 點不吝讚美之詞。然而，盡管領導學理論家和評論員均認為(wei) 變革型外交政策官員不管在道德還是效率方麵都有所提高，但事實並沒有證明這一點。

　　就變革型領導人和“維持型”領導人的區別而言，其他領導技能更加重要。比如，老布什總統從(cong) 來不做“遠在天邊的事”，但其踏實的管理和執行打造了美國過去50年中最成功的外交日程。或許有朝一日基因工程師能夠打造出兼具願景和管理技能的領導人，比較布什父子（他們(men) 身上一半的血液是一樣的），顯然，天性並不是解決(jue) 問題的全部。

　　這麽(me) 說並不是看低變革型領導人。聖雄甘地、納爾遜·曼德拉和馬丁·路德·金在改變人民心身方麵均取得了巨大成就。這麽(me) 說也不是看低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變革型領導人。富蘭(lan) 克林·羅斯福和杜魯門都做出過重大貢獻。但是，在評價(jia) 領導人時，我們(men) 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闕漏；既要看發生了什麽(me) ，也要看避免了發生什麽(me) ；既要看聽其言，也要觀其行。

　　外交政策的一個(ge) 大問題是環境的複雜性。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文化多元的世界中，我們(men) 對社會(hui) 工程和如何“建設國家”所知甚少。當我們(men) 不確定應該如何改善世界時，審慎就成了重要的美德，而宏偉(wei) 藍圖可能給世界帶來重大隱患。

　　外交政策應該像醫學那樣記住希波克拉底誓言：莫傷(shang) 人。因此，擁有優(you) 秀相關(guan) 情報的維持型型領導人的美德極其重要。比如老布什盡管沒有高瞻遠矚的能力，但卻能遊刃有餘(yu) 地在危機中應付裕如，和他的能高瞻遠矚但缺乏高質量相關(guan) 情報和管理技巧的兒(er) 子相比，老布什更加優(you) 秀。

　　裏根時代的國務卿喬(qiao) 治·舒爾茨曾把他的角色比作園丁——“不斷地培育複雜的行動者、利益和目標的複雜綜合體(ti) ”。但舒爾茨的斯坦福同學康多莉紮·賴斯想要的是變革型外交，她拒絕接受世界的現狀，試圖改造它。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言，“賴斯可不甘於(yu) 當一個(ge) 園丁，她想當園林設計師。”兩(liang) 種類型世界都需要，取決(jue) 於(yu) 具體(ti) 的情況，但我們(men) 需要避免的錯誤是想當然地認為(wei) 變革型園林設計師就一定比謹慎的園丁更好。

　　在考察當前美國總統競選辯論時，我們(men) 應該時刻銘記這一點。當前總統辯論三句話不離美國的衰落。衰落是一個(ge) 具有誤導性的用語。從(cong) 絕對意義(yi) 上說，美國並沒有衰落；從(cong) 相對意義(yi) 上說，在未來十年中，沒有哪個(ge) 國家具有在實力上超越美國的實質可能。我們(men) 並沒有進入“後美國世界”，但20世紀末的美國時代已經過去了。

　　美國將麵臨(lin) 眾(zhong) 多實力源的崛起，有些是國家，有些是非國家行動者。為(wei) 了獲得美國所希望的結果，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美國需要和其他勢力聯手處理，而不是淩駕於(yu) 其他勢力之上。美國維持聯盟和創造合作網的能力將是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在21世紀的角色定位的問題並不在於(yu) （被錯誤定義(yi) 的）“衰落”，而在於(yu) 改善相關(guan) 情報，認識到就算是最大的國家也無法單槍匹馬為(wei) 所欲為(wei) 。教育公眾(zhong) ，使之理解這一複雜的全球信息時代以及在這樣一個(ge) 時代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條件才是真正的變革型領導任務。到目前為(wei) 止，共和黨(dang) 領導人在這方麵並沒有多少見地。

　　(約瑟夫·奈是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著有《實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