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烈批評德國人的組織性，認為(wei) 德國人崇尚“組織”，英國人崇尚“自由”，代表了兩(liang) 種不同的思想理念，還認為(wei) 德國人的組織性是納粹主義(yi) 的溫床。德國人通過深刻反省，完成了對組織性的改造，升華成能為(wei) 美好社會(hui) 目標服務的元素。

　　短時工作政策

　　2008年金融海嘯橫掃全球，許多國家的經濟受到重挫，GDP大幅下降，失業(ye) 率大幅上升。德國的表現卻與(yu) 眾(zhong) 不同：GDP大幅下降了，但失業(ye) 率隻有些微上升。以2009年德國和美國的數據為(wei) 例，GDP下降率：德國5.1%，美國3.5%；失業(ye) 率：德國7.7%（比上一年增加0.2個(ge) 百分點），美國9.3%（比上一年增加3.5個(ge) 百分點）。德國的與(yu) 眾(zhong) 不同就業(ye) 表現被譽為(wei) “德國就業(ye) 奇跡”。為(wei) 什麽(me) 德國在GDP大幅下降的時候能夠避免失業(ye) 率大幅上升呢？

　　德國的就業(ye) 奇跡是和德國施行的“短時工作”政策密切相關(guan) 的。短時工作政策規定，企業(ye) 在經濟衰退時不解雇員工，隻是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對於(yu) 員工因減少工時而降低的收入，以及企業(ye) 因不解雇冗員而遭受的損失，政府都給予一定程度的補貼。

　　德國在設計和執行短時工作政策時，操作很細密，不是一哄而上。政府因勢利導地協調不同行業(ye) 交錯執行該項政策，避免一窩蜂地減少工時，未使大眾(zhong) 的購買(mai) 力突然下降，沒造成內(nei) 需銳減的震蕩。

　　同時，相關(guan) 部門還精密地設計了“工時賬戶”，其中包括很多能更有效利用工時的措施。譬如，協調衰退和繁榮時的工資支出，衰退時可以把減少的工時累積在賬戶裏，繁榮時企業(ye) 可以使用這些累積工時而不必再大幅增加工資支出；工人可以短期借調到其他企業(ye) ，工時都記錄在賬戶裏以便協調交換；員工可以利用減少工時的時間參加技能培訓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提高社會(hui) 的人力資本素質。

　　德國的社會(hui) 市場經濟模式

　　德國采取這樣的政策並能創造就業(ye) 奇跡，有其曆史和文化的深層原因。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德國的社會(hui) 市場經濟模式，而文化原因則深含在其“組織性”的國民性格中。

　　自二戰以來，德國采用的經濟模式不同於(yu) 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德國的經濟模式被稱為(wei) “社會(hui) 市場經濟”（thesocialmarketeconomy），兼有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特點。其自由市場經濟的特點是：私有製、自由貿易、政府不直接控製市場價(jia) 格等等；其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特點是：政府對經濟進行積極的監管幹預，政府負責醫療、失業(ye) 、養(yang) 老等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積極介入住房、教育、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等領域。

　　德國的社會(hu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20世紀40年代末建立起來的，當時德國正經曆著戰敗後的經濟重創。工業(ye) 設施成為(wei) 一片廢墟，男性勞動力大量傷(shang) 亡，德國每年還要為(wei) 美國等占領軍(jun) 支付巨額“占領費用”，並償(chang) 付戰爭(zheng) 受害國大量賠償(chang) 金。

　　德國雖然也得到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但數量不大。至1954年止，德國多年來累積共獲得20億(yi) 美元的援助（包括馬歇爾計劃），但它要支付的“占領費用”每年就有24億(yi) 美元。

　　雖然經濟壓力如此巨大，但社會(hui) 市場經濟體(ti) 製使得德國經濟迅猛發展。德國的經濟表現遠優(you) 於(yu) 接受了更多馬歇爾計劃援助的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在1950年至1959年期間，德國的GDP年增長8%左右，被譽為(wei) “德國經濟奇跡”。1960年代後，德國的經濟持續發展，不僅(jin) 治愈了戰爭(zheng) 創傷(shang) ，而且發展成為(wei) 歐洲最大的經濟體(ti) 。德國的經濟奇跡使得德國人對社會(hui) 市場經濟的原則有了更大信心，短時工作政策就體(ti) 現了社會(hui) 市場經濟的“重視社會(hui) ，平衡市場”的原則。

　　短時工作政策的細密操作，還表現了德國人良好組織性的文化特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烈批評德國人的組織性，認為(wei) 德國人崇尚“組織”，英國人崇尚“自由”，代表了兩(liang) 種不同的思想理念，還認為(wei) 德國人的組織性是納粹主義(yi) 的溫床。

　　即使真如哈耶克所言，組織性助長了納粹，德國人也沒有因此拋棄自己的文化特性，讓自己變成“英國自由人”。相反，德國人通過戰後的深刻反省，使組織性完成了升華式的改造，升華成能為(wei) 美好社會(hui) 目標服務的元素。當一個(ge) 民族犯下曆史性的錯誤、遭到毀滅性的浩劫，如何對待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是自暴自棄、全麵否定自己的一切，還是進行深刻的理性反省，保存自己的文化特點並使之升華？這是對這個(ge) 民族的考驗。德國對待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態度，使它能夠劫後重生，獲得再發展的機會(hui) 。

　　走自己擅長的道路

　　德國的短時工作政策遭到了新自由主義(yi) 的批評，他們(men) 認為(wei) 這項政策不利於(yu) 經濟結構的調整，認為(wei) 隻有通過裁員解雇，才能使勞動力按照市場信號進行配置，才能調整好經濟結構。分析短時工作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guan) 係，可以看到結論並非如此簡單絕對，短時工作政策也能為(wei) 結構調整提供機會(hui) 。

　　譬如，員工有機會(hui) 通過培訓獲得新技能，使勞動力以更優(you) 良的素質進入新的經濟結構；不解雇員工還能培養(yang) 凝聚力，在企業(ye) 進行調整轉型時，凝聚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德國實行短時工作的政策已有很長的曆史，在二戰後的幾次經濟不景氣時期，以及1990年代德國統一後的經濟震蕩中，短時工作政策都幫助德國緩解了失業(ye) 壓力，同時也沒有造成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調整經濟結構可以有多種途徑，擅長“自由”的民族，擅長“組織”的民族，可以各自走各自擅長的道路。

　　德國的經驗能夠給中國什麽(me) 借鑒呢？他們(men) 的體(ti) 製模式和組織管理固然可以提供寶貴經驗，但他們(men) 對待自己文化特點的態度、根據自己的特點發展出自己特有模式的做法，則更有啟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