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債(zhai) 危機，鄭永年並不悲觀。“歐債(zhai) 危機的出現，是資本主義(yi) 係統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因此也需要強政府的係統性解決(jue) 方案。”鄭永年對本報記者強調，“盡管目前歐洲各國難以出現強政府，但從(cong) 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最終會(hui) 逼出強政府。”

　　中國也難以置身事外。“如果歐盟解體(ti) ，對中國也會(hui) 造成重大損失。”鄭永年強調，過去中國與(yu) 歐洲由於(yu) 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guan) 係，所以對歐洲關(guan) 注不多，但今天隨著中國的崛起，中歐之間的地緣政治關(guan) 係開始變化，因此中國應該增加對歐洲的關(guan) 切。

　　歐債(zhai) 危機是經濟結構失衡的產(chan) 物

　　《21世紀》：您認為(wei) ，歐洲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債(zhai) 務危機？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政治大學東(dong) 亞(ya) 研究所所長）：無論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債(zhai) 務危機，首先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產(chan) 物，這和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思潮的崛起有關(guan)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yi) 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過度理想地認為(wei) 全球化會(hui) 形成一種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借其“比較優(you) 勢”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you) 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在新自由主義(yi) 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

　　具體(ti) 來說，表現在三個(ge) 方麵。首先是，產(chan) 業(ye) 轉移所造成的不同產(chan) 業(ye) 之間的失衡。冷戰結束後，很多歐洲國家加快了產(chan) 業(ye) 的轉移，把大量的低附加值產(chan) 業(ye) 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甚至大膽地放棄了大部分製造業(ye) ，而轉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務業(ye) 。這就導致了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之間失衡，在服務業(ye) 中過分側(ce) 重於(yu) 金融領域。

　　按理說，產(chan) 業(ye) 轉移的目標是產(chan) 業(ye) 升級，產(chan) 業(ye) 升級既可以在同一產(chan) 業(ye) 鏈上升級，即通過增加技術的含量來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過把附加值低的產(chan) 業(ye) 轉移到其他國家而發展新產(chan) 業(ye) 來追求附加值。但不少歐洲國家在沒有找到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時候，就把一些已有的產(chan) 業(ye) 轉移了出去。產(chan) 業(ye) 的轉移必然影響到就業(ye) ，而就業(ye) 又轉而影響消費和政府財政等方麵。這次危機表明，凡是製造業(ye) 仍然領先的國家（如德國），受危機的影響就小；凡是金融業(ye) 發達的國家（如英國），不僅(jin) 製造了危機，而且影響到本國的製造業(ye) 。

　　其次是，產(chan) 業(ye) 轉移之後，導致了社會(hui) 性投資和生產(chan) 性投資之間的失衡。因為(wei) 很多產(chan) 業(ye) 轉移了出去，實體(ti) 經濟空間大大減少，生產(chan) 性投資缺少了目標。西方的很多生產(chan) 性投資是通過FDI的形式投資到海外企業(ye) 。企業(ye) 的大量出走，也導致了政府稅基的縮小。而在歐洲的福利社會(hui) ，政府需要越來越大的社會(hui) 投入，但同時國內(nei) 的稅基減小。那麽(me) ，政府的錢從(cong) 哪裏來？政府隻有搞債(zhai) 務財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債(zhai) 務財政節節升高，在背後有很多因素，但社會(hui) 投入的負擔是很重要的一個(ge) 因素。

　　再者，由於(yu) 產(chan) 業(ye) 轉移之後，過於(yu) 依賴金融業(ye) ，導致了創新與(yu) 投機之間的失衡。傳(chuan) 統上，大多技術創新都發生在實體(ti) 經濟，尤其是製造業(ye) 。但是，在歐洲不少製造業(ye) 被轉移出去，或者製造業(ye) 空間縮小，技術創新顯得不足。因此，這些國家的企業(ye) 把大部分財力用來搞金融創新。盡管金融創新也很重要，但這往往和投機或者冒險聯係在一起。在很多情況下，金融工程和投機工程沒有什麽(me) 兩(liang) 樣。而種種金融投機又反過來弱化實體(ti) 經濟。這次金融危機就是因為(wei) 美國的金融資本把美國的實體(ti) 經濟（房地產(chan) ）過分貨幣化的結果。

　　歐盟不能解體(ti) 是解決(jue) 危機的底線

　　《21世紀》：就當下而言，您認為(wei) 應如何解決(jue) 歐債(zhai) 危機？

　　鄭永年：既然歐債(zhai) 危機已經政治化了，那麽(me) 最後還是需要通過政治方式。歐債(zhai) 問題本身是經濟危機，如果解決(jue) 不好就會(hui) 演變成政治危機。要解決(jue) 歐債(zhai) 問題，還是要通過政治的方式。政治方式如何解決(jue) ？從(cong) 曆史上看，歐洲曆史上也經曆過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最後還是出現強政府來解決(jue) 這個(ge) 危機。所以像英國人現在非常懷念丘吉爾、撒切爾，美國人也非常懷念羅斯福等政治強人，因為(wei) 政治強人用政治權力來解決(jue) 危機的能力非常強，手段非常有力。

　　從(cong) 目前的歐洲來看，我們(men) 還看不到怎樣產(chan) 生這樣的強政治、強政府。無論是社會(hui) 還是資本，大家都不能做出讓步，社會(hui) 不想放棄福利，資本也不讓步，政府要麽(me) 討好人民，要麽(me) 討好資本，但這兩(liang) 者都難以產(chan) 生有效的政府。

　　如果不能產(chan) 生一個(ge) 強有力的政府來幹預經濟，歐洲經濟就會(hui) 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nei) 呈現危機、衰退和滯脹的狀態，但同時也要警醒，強有力的政府也可能給世界帶來的威脅。但從(cong) 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我覺得最終會(hui) 出現這樣一個(ge) “強政府”。

　　《21世紀》：既然歐債(zhai) 危機的解決(jue) 需要“強政府”的出現，而目前希臘、西班牙已經完成了換屆，法國正在進行大選，您認為(wei) 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未來的表現有何預期？您認為(wei) ，他們(men) 對於(yu) 債(zhai) 務危機的解決(jue) 能起到什麽(me) 多大作用？您對他們(men) 未來的表現有何預期？

　　鄭永年： 我覺得現在的處理效果還是不錯的，應付危機不錯。包括意大利的政府出現了一個(ge) 由經濟學家領軍(jun) 的專(zhuan) 業(ye) 人士組成的政府。不久前他們(men) 通過了一些新的措施，歐洲克服危機是比較長的過程，克服過程中也有很多磕磕碰碰，最終我還是覺得它會(hui) 走向一個(ge) 比較積極的方向。

　　我把他們(men) 現在做的事情稱為(wei) “救火機製”，就是著火了他們(men) 要去做。但是真正要解決(jue) 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比如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資本主義(yi) 、製造業(ye) 資本主義(yi) 跟金融資本主義(yi) ，傳(chuan) 統的資產(chan) 階級民主跟現在大眾(zhong) 民主，大眾(zhong) 民主跟資本主義(yi) 之間，各種矛盾都很多。

　　盡管存在這麽(me) 多結構性矛盾，但歐盟無論如何不能解體(ti) 。如果歐盟一解體(ti) ，歐洲任何一個(ge) 國家都是犧牲品，沒有一個(ge) 國家會(hui) 贏的，大家必須把歐盟保住，這是一個(ge) 非常明確也非常重要的底線。甚至對中國、美國來說都一樣，也要保住歐盟。歐盟一解體(ti) ，不用說其它政治問題，單是整個(ge) 世界經濟就會(hui) 完全呈現另外一種情形。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這個(ge) 底線，到最後會(hui) 保持這個(ge) 體(ti) 製。

　　中國應增進對歐洲的了解

　　《21世紀》：在歐美都出現大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他們(men) 都想拉攏中國，中國應該如何處理與(yu) 美國、歐洲的外交關(guan) 係？

　　鄭永年：美國金融危機剛開始時，世界普遍認為(wei) ，美國和歐洲之間跨大西洋聯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這次金融危機。那時中國和其他新興(xing) 經濟體(ti) 並不在歐美政界和學界的話語中。但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一方麵是這次危機的深刻程度遠比人們(men) 預料的要嚴(yan) 重得多，深刻得多，不但美國出現了危機，很快歐洲自己也麵臨(lin) 了嚴(yan) 重的債(zhai) 務危機。

　　另一方麵是歐美在應付危機上的不同思路。要歐美聯合起來，也存在一些困難。歐洲和美國很難達成完全一致的共識，因為(wei) 兩(liang) 者的思路不一樣。歐洲最先看到美國的金融霸權的腐敗性和危害性，歐元體(ti) 係產(chan) 生的其中一個(ge) 目標就是為(wei) 了製衡美元。盡管歐洲眾(zhong) 多國家目前的經濟很難整合，歐元尚無能力成為(wei) 與(yu) 美元對抗的基礎貨幣，但其基礎形式已經在那裏了。

　　因此，無論歐洲也好，美國也好，都無法單獨解決(jue) 這場危機，所以他們(men) 都在爭(zheng) 取中國，畢竟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了。

　　那麽(me) ，中國是不是就簡單地在美國和歐洲之間作選擇呢？

　　我個(ge) 人覺得，這種單一選擇太簡單。從(cong) 實際政策層麵來看，中國可能會(hui) 選擇美國，因為(wei) 從(cong) 戰略上考量，中美兩(liang) 國的經濟依賴度非常高。中國當然應該幫助美國，這也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利益，但如果一味幫助美國恢複它的經濟地位，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從(cong) 長遠來看，無論光選擇美國，或者光選擇歐洲，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為(wei) 中美兩(liang) 國的相互依賴性，中國應該同時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做一個(ge) 平衡，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對歐洲重視不夠。最近國家領導人訪問歐洲，表明中國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

　　《21世紀》：為(wei) 什麽(me) 過去會(hui) 存在對歐洲重視不夠的問題？

　　鄭永年：我認為(wei) 一直以來，中國對歐洲強調得不夠。這有多種原因：中國和歐洲基本上沒有地緣政治的關(guan) 係，沒有國家安全上的問題，中國與(yu) 歐洲的主要關(guan) 係是經貿關(guan) 係。但是，實際上正是因為(wei) 沒有國家安全問題，沒有地緣政治上的關(guan) 係，歐洲一些經濟體(ti) 反而更有可能對中國開放，要比美國開放。

　　從(cong) 中國的長遠利益來看，要將歐洲考慮進來，歐元作為(wei) 對美元製衡的基礎貨幣非常重要。就像冷戰期間，中國、美國和蘇聯三者，在經濟上形成一個(ge) 平衡。當然現在是全球化時代，情況和冷戰時期有很大的差別。但道理還是一樣。如果中國過於(yu) 依賴美國，國際空間會(hui) 遠遠小於(yu) 中國在歐洲和美國之間做一個(ge) 平衡。後者的國際空間反而更大，也比較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國在外交上應該增加對歐洲的關(guan) 切。

　　《21世紀》：具體(ti) 到中國與(yu) 歐洲的外交策略上，目前還有哪些可以努力的領域和空間？

　　鄭永年：中國對歐盟的理解不要過於(yu) 理想化。歐盟在內(nei) 部還沒整合好，目前隻有歐元和議會(hui) ，比如老歐盟成員國和新歐盟成員國之間差異很大，需要進一步的整合；又如對目前歐債(zhai) 危機的理解也沒有形成統一共識，還必須依靠一個(ge) 一個(ge) 國家的努力。因此，中國在與(yu) 歐洲相處的過程中，單是與(yu) 歐盟打交道比較難，彼此關(guan) 係很難有實質性改變。承認中國在WTO的市場經濟地位和取消對華武器禁運，這兩(liang) 點歐盟都不支持，盡管這兩(liang) 點對中國已經沒有實質性意義(yi) ，但由此可以反映出歐盟的意識形態依然很濃厚。

　　因此，我主張在對歐外交戰略上，中國在與(yu) 整體(ti) 的歐盟打交道的同時，也要重視雙邊的關(guan) 係，通過雙邊的關(guan) 係的突破推動中國與(yu) 歐盟的關(guan) 係。

　　《21世紀》：4月26日，溫家寶總理出席在波蘭(lan) 首都華沙舉(ju) 行的中國-中東(dong) 歐國家經貿論壇。舉(ju) 行中國和中東(dong) 歐國家領導人會(hui) 議，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您如何評價(jia) ？

　　鄭永年：包括中東(dong) 歐在內(nei) 的新歐盟成員國家在內(nei) ，中國對歐洲各個(ge) 國家的了解都很少。即便是過去打交道比較多的老歐盟成員國，中國對其了解也僅(jin) 僅(jin) 限於(yu) 經貿方麵，而在文化政治、地理和曆史等諸多方麵了解不夠。因此，應當增強對歐洲的了解，再從(cong) 戰略上挑選一些重點國家進行不同領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