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全球，金融資產(chan) 存量與(yu) 國民收入流相比顯得太高了，以至於(yu) 金融市場的波動足以顛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如果金融市場或中國央行因某種原因突然拒絕接受美國國債(zhai) ，那麽(me) 利率將會(hui) 出現飆升，將美國經濟打入衰退深淵

　　華盛頓——如今，很顯然，歐元區危機將在2012年繼續發酵，盡管2月初股市有所反彈。希勒和希臘主權債(zhai) 務債(zhai) 權銀行之間的談判仍未落局，但涉案銀行是否會(hui) 充分廣泛地參與(yu) 還是個(ge) 疑問。與(yu) 此同時，IMF提出了官方債(zhai) 務削減的問題，就算歐洲央行也得接受損失，這顯示了一個(ge) 信號，即私人債(zhai) 權人的“損失”可能不足以讓希臘重新獲得財政可持續性。

　　IMF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其觀點受到了激烈的抵製，這是因為(wei) 擔心引發政治傳(chuan) 染：其他受債(zhai) 務困擾的歐元區國家也會(hui) 要求得到同等待遇。此外，IMF的加大資源投入力度以建立更強財政傳(chuan) 染防火牆的承諾並未完全兌(dui) 現。而換取歐洲穩定基金（ESF）和歐洲穩定機製（ESM）所承諾的變革也沒有得到實施。

　　當然，積極的動作還是有一些的。歐洲央行慷慨地以1%的低利率向歐洲銀行提供最多3年的流動性支持，此舉(ju) 防止了主權債(zhai) 務危機演變為(wei) 銀行危機。但這一方案並未拉低“問題”國家的長期借貸成本，使其下降到與(yu) 這些國家的增長率預期相符的水平：長期不確定性太大，增長預期太疲軟。事實上，1月中旬，標準普爾調降了法國和奧地利的AAA評級，其他七個(ge) 歐元區國家（斯洛文尼亞(ya) 、斯洛伐克、西班牙、馬耳他、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評級也隨之下調。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歐元區的一大關(guan) 鍵挑戰是這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貨幣聯盟，而不是經濟聯盟，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與(yu) 之相似的安排。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chan) 成本的趨異無法用匯率調節來補償(chang) 。

　　如果盈餘(yu) 國沒有較高的通脹（比如每年4%），那麽(me) 危機國家就需要通縮來實現有意義(yi) 的相對生產(chan) 成本下降。在現實中，此種通縮隻能以高失業(ye) 和社會(hui) 痛苦為(wei) 代價(jia) 來實現。因此，當前的戰略組合——緊縮+通縮——是否在政治上可行還未可知，這也是懸在整個(ge) 歐元區頭頂的巨大的不確定性。

　　盈餘(yu) 國家較高的通脹和更大規模的跨境資源轉移可以為(wei) 赤字國家贏得更多的時間，使結構性改革產(chan) 生效果，降低通縮的必須性。但北歐盈餘(yu) 國家仍然拒絕這一辦法，擔心這會(hui) 減輕南歐債(zhai) 務國的壓力，使它們(men) 在一開始就不實行結構性改革。

　　除了貨幣聯盟所帶來的特殊問題之外，歐洲還麵臨(lin) 著全球性的挑戰，即丹尼·羅德裏克（DaniRodrik）以及讓·米切爾·塞維利諾（JeanMichelSeverino）和奧利佛·雷（OlivierRay）等作者所強調的國家民主政治和全球化之間的矛盾。貿易、通信和金融聯係已經使各國經濟產(chan) 生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依賴，而這與(yu) 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脆弱性一起，限製了各國決(jue) 策者行動的自由度，所有國家概莫能外。

　　或許這一矛盾的最生動寫(xie) 照便是時任希臘總理帕潘德裏歐宣布將對希臘是否留在歐元區這一問題進行公投。你可以爭(zheng) 論用公投來決(jue) 策的合理性，但這一問題的核心是，爭(zheng) 論一個(ge) 國家的問題需要好幾個(ge) 禮拜，而市場波動卻是在幾小時甚至幾分鍾內(nei) 完成的。不出24小時，帕潘德裏歐的提議便在金融市場的壓力（以及歐洲領導人的擔憂）下流產(chan) 了。

　　環顧全球，金融資產(chan) 存量與(yu) 國民收入流相比顯得太高了，以至於(yu) 金融市場的波動足以顛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就連規模最大的經濟體(ti) 和相當脆弱，特別是如果它碰巧高度依賴債(zhai) 務融資的話。如果金融市場或中國央行因某種原因突然拒絕接受美國國債(zhai) ，那麽(me) 利率將會(hui) 出現飆升，將美國經濟打入衰退深淵。

　　但成為(wei) 債(zhai) 權人也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品的胃口突然消失（因其國內(nei) 金融恐慌所致），那麽(me) 中國也會(hui) 陷入嚴(yan) 重的經濟困境。

　　這些相互關(guan) 聯的威脅都是相當現實的，需要更強的全球經濟政策合作來解決(jue) 。但是，公民希望知道正在發生什麽(me) ，就政策問題展開爭(zheng) 論，表達自己所支持的合作反應類型。因此，我們(men) 需要超越國家的政治形式來將市場重新嵌入民主過程，正如20世紀所經曆的國家政治和國家市場的民主過程一樣。

　　隻要看看在歐盟內(nei) 部協調經濟政策有多困難，就可以體(ti) 會(hui) 到這一挑戰的艱巨性，要知道，與(yu) 任何其他國家集團相比，歐盟在超國家合作方麵都要遙遙領先。盡管如此，除非可以減速甚至部分地逆轉（從(cong) 長期看，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否則歐洲正在探索的“超越國界的政治”就將成為(wei) 全球性的必需之物。

　　事實上，歐洲危機或許隻是21世紀上半葉核心政治爭(zheng) 論的預演：如何解決(jue) 全球市場和國家政治之間的矛盾。

　　克馬爾·德爾維什是前土耳其經濟部長，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署長，世界銀行副行長，現任布魯克林研究所副主席、全球經濟和發展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