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至2011年12月，我往返於(yu) 大西洋兩(liang) 岸之間，一邊在哈佛(Harvard)做我的“正職”——教經濟政策課，一邊在雅典為(wei) 時任希臘總理的喬(qiao) 治？帕潘德裏歐(GeorgePapandreou)做顧問。我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認識帕潘德裏歐了，我對他的價(jia) 值在於(yu) ：作為(wei) 朋友、作為(wei) 一名沒有特定利益或盟友要維護的非希臘籍經濟學家來提供建議。

　　我到達雅典後，通常直奔首相官邸(Maximoumansion)，與(yu) 帕潘德裏歐和他的高級助手們(men) 共同審議改革方案的細節、市場不留情麵的負麵意見、民調數據和媒體(ti) 報道。然後，我會(hui) 奔赴政府各部門以及各銀行、研究中心、使館、報社和大學。如果有國際官員或銀行家大佬在雅典，我往往也會(hui) 與(yu) 他們(men) 碰頭。

　　我也花了不少時間深入希臘官僚體(ti) 製的基層，那裏是大量複雜改革的實際執行層麵。我發現了不少傻瓜、混日子的人和騙子，那些人簡直像是從(cong) 果戈理(Gogol)小說裏走出來的，但我也發現了許多敬業(ye) 的人，他們(men) 的受挫感不亞(ya) 於(yu) 雅典市中心伊克薩齊亞(ya) (Exarchia)街角那些年輕的無政府主義(yi) 者。

　　我從(cong) 那段經曆得出的教訓，對希臘及其紓困者都不是一個(ge) 好兆頭。

　　希臘亟需改革。帕潘德裏歐在危機爆發前很早就明白這一點，希臘民眾(zhong) 也一樣。但更大的問題在於(yu) 席卷歐洲的恐慌，以及金融危機引發的輕率的道德指責。在世人嘴裏，希臘人慣於(yu) 逃稅，懶惰，而且輕商，同時政府債(zhai) 台高築、臃腫、腐敗——簡直應該拉出去灌蓖麻油、好好修理修理。

　　但這些陳詞濫調的道德指責幾乎都不是事實。希臘的稅收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三分之一以上，接近歐洲平均值。而如果希臘人真是那麽(me) 輕商，那希臘的小企業(ye) 家比例怎麽(me) 會(hui) 高於(yu) 歐洲其他任何國家？從(cong) 雇員數量來說，希臘政府並不臃腫——公務員人數占勞動人口的五分之一，大致為(wei) 歐洲平均水平。腐敗顯然是個(ge) 問題，但我們(men) 的數據顯示，腐敗主要集中於(yu) 醫療領域（這可能令非希臘人感到不可思議），比如給醫生送點“小禮”，以爭(zheng) 取早一點安排手術。

　　希臘政府的最大毛病在於(yu) 欠缺技術和人力資源管理：預算管理還沒有實現計算機化，社保記錄和房產(chan) 稅單仍由手工記錄，跨部門的例行數據和工作安排共享幾乎不存在。

　　目光拉回現在，為(wei) 獲得私人部門減記50%所持債(zhai) 券以及第二輪巨額紓困，希臘被迫實施令國人痛苦的新一批緊縮措施。希臘是會(hui) 像樂(le) 觀者希望的那樣，終於(yu) 使改革奏效，還是會(hui) 像懷疑者一直在警告的那樣，不可避免地違約？

　　我的猜測是，兩(liang) 種現象會(hui) 並存，這有點自相矛盾。正如“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hui)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最新報告所指出的，多數改革已形成勢頭：急需的計算機化正在進行中，工作模式正得到重組，私營經濟中一些受保護的行業(ye) 正在放開。但因為(wei) 沒有一個(ge) 增長計劃（緊縮不是實現增長的辦法），希臘麵前的道路仍是漫長而又陰暗的。

　　希臘經濟三分之一依賴旅遊和國際航運，這兩(liang) 個(ge) 行業(ye) 都不受希臘的“控製”。希臘國內(nei) 經濟的“現代化”意味著，要用大型企業(ye) 替代微型企業(ye) ；對於(yu) 一個(ge) 在高生產(chan) 率的德國和低成本的中國之間尋找生存縫隙的小型經濟體(ti) 來說，這種結構轉變是複雜的。

　　如果紓困協議能夠敲定，希臘將贏得一些回旋空間，可推行必要的改革。經濟的某些部分也許能夠以極慢的速度恢複增長。但這些出口導向型行業(ye) 將不會(hui) 吸收太多勞動力，因此失業(ye) 率和貧困率仍將居高不下。這種局麵不利於(yu) 政治穩定，但對經濟不一定致命。

　　模型依然預測，未來希臘將實現7%的基本財政盈餘(yu) ——這是絕不可能實現的，最終希臘的債(zhai) 務必須得到減記，幅度可能要達到GDP的40%至60%。但既然債(zhai) 務已從(cong) 私人轉到了公共部門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上，這個(ge) 問題為(wei) 何非得產(chan) 生連鎖反應？未來的歐盟各國政府不會(hui) 滿意——但那時解決(jue) 總比現在應付要好。

　　注：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譯者/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