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jun) 者年會(hui) 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強調，我們(men) 將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根據形勢變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

　　中國金融體(ti) 製是一個(ge) 典型的“政府主導型”。美國傳(chuan) 統基金會(hui) 發布的2010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說，中國複雜的金融係統被牢牢地控製在政府手中，四大國有銀行占據了超過50%的總資產(chan) ；國家指導信用的分配，而四大國有銀行的借款首先給了國有企業(ye) ；盡管自加入WTO以來，中國在不斷移除對外資銀行的障礙，但令人討厭的管製仍然存在，外資銀行隻占總資產(chan) 的2%。

　　筆者以為(wei) ，在政府主導上，可以說，中國的金融體(ti) 製與(yu) 日本極其相似。日本“護送艦隊式”的金融製度、主銀行製度等曾為(wei) 日本的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然而，成也政府，敗也政府，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這種金融體(ti) 製逐漸僵化，並失去創新的活力。長期的“政府主導”型金融體(ti) 製造就了一個(ge) 龐大的利益集團，隱藏著巨大的製度變革成本。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進行了數次漸進式和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試驗，均以失敗而終。

　　中國已經走在了與(yu) 當初日本類似的十字路口。以證券市場為(wei) 例，筆者曾對1992年至2010年的法律、政策和事件（統稱證券法指數）做一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近20年間，每一個(ge) 單位的GDP增長，有16.69%是由統稱證券法指數貢獻出來的，證券法指數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較為(wei) 顯著的。但是，證券立法指數的收益卻呈邊際遞減狀態，這意味著，一個(ge) 單位的證券立法帶來的GDP增長越來越低，換言之，我國證券立法、政策和事件的適應效率正在降低。

　　政府主導的金融證券體(ti) 製，說直白一些，在一段時間，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利用，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一旦形成頑固的利益集團，就會(hui) 存在路徑依賴，使得政策和製度逐步僵化，在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時候，反而成為(wei) 市場的阻力，甚至在歧途上一錯再錯。也正因為(wei) 此，在進行證券法製改革和創新的時候，必須考慮到該政策對未來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效率。這種適應效率的決(jue) 定因素是什麽(me) ？站在政府主導、金融壓抑的角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場的自由競爭(zheng) 程度。

　　溫總理強調要根據形勢變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我以為(wei) ，首先，就應該逐步打破國有企業(ye) 的行業(ye) 壟斷壁壘，促進市場的自由競爭(zheng) 。政府後退，市場才能回歸。對於(yu) 我國而言，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固有的立法模式已逐漸走到了盡頭，到了“二次轉型”的時刻，而轉型成功與(yu) 否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政府能否順利退出市場，逐漸擔當守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