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chan) 業(ye) 結構演進起到關(guan) 鍵作用

　　日本是從(cong) 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而後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典型經濟體(ti) 。“二戰”結束後，日本國民財富損毀45%，國內(nei) 經濟嚴(yan) 重衰落。然而，日本經濟很快得到恢複，接著又連續實現了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1945-1951年日本經濟增長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8.7%，1955-1972年年平均達到9.7%，1970-1980年均年增長4.5%。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日本人均國民收入迅速增長。1947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僅(jin) 為(wei) 89美元，1955年209美元，1960年431美元，1965年為(wei) 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達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高達23570美元，超過美國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

　　日本經濟順利轉型，一躍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有以下重要原因：一是產(chan) 業(ye) 結構及時順利地實現了高度化，使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二是需求結構實現了從(cong) 投資率上升到消費率上升的轉換；三是社會(hui) 結構實現了成功轉型，中產(chan) 階級人群占社會(hui) 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過70%。

　　日本的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對收入轉型起到關(guan) 鍵作用。“二戰”後的30多年裏，日本產(chan) 業(ye) 結構轉換的明顯特點是：農(nong) 業(ye) 在國民產(chan) 值結構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在人均國民收入大約1000美元時，農(nong) 業(ye) 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業(ye) 的比重是先升後降，在人均國民收入大約2000美元時比重達到最高（此時第二產(chan) 業(ye) 接近47%），此後連續下降；服務業(ye) 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後出現加快上升趨勢。

　　從(cong) 工業(ye) 結構看，戰後日本首先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促進工業(ye) 發展，比如從(cong) 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紡織工業(ye) 生產(chan) 指數增長了10.4倍，而鋼鐵冶煉、機械製造、化學工業(ye) 、石油及煤製品分別僅(jin) 增長了2.3倍、73.6%、3.8倍、5.8倍。195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工業(ye) 結構的重心逐漸由輕工業(ye) 向重化工業(ye) 轉化。從(cong) 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紡織工業(ye) 隻增長了62.4%，而鋼鐵冶煉、機械製造、化學工業(ye) 、石油及煤製品分別增長了1.21倍、3.44倍、96.3%、1.71倍。進入1960年代，日本工業(ye) 結構又出現了高加工度化的趨勢，汽車工業(ye) 、家電工業(ye) 的迅速崛起推動了工業(ye) 的發展。進入1970年代，帶動工業(ye) 發展的是精密機械、電氣機械、一般機械和運輸機械等。1980年代後，促進日本工業(ye) 結構轉變的主要力量是技術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業(ye) 、電氣及電子工業(ye) 、汽車工業(ye) 、機械工業(ye) 等通過機器人、數控機床和微電子技術的利用獲得了迅速發展。

　　日本的產(chan) 業(ye) 結構轉換是成功的，根據有關(guan) 資料，1950-1962年間日本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wei) 67%；1965-1985年間，日本經濟增長中約32%歸因於(yu) 技術變化，55%歸因於(yu) 資本投入的增加，13%歸因於(yu) 勞動投入的增加；而美國經濟增長中約20%歸因於(yu) 技術變化，45%歸因於(yu) 資本投入的增加，35%歸因於(yu) 勞動投入的增加。

　　產(chan) 業(ye) 結構演變是與(yu) 需求結構相聯係的。在“岩武景氣”的1945-1955年，日本壓低民間消費需求，大力增加投資特別是設備投資，把盡可能多的資源包括過剩勞動力投向生產(chan) ，發展出口經濟。但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發展暴露出了明顯的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帶動，運用新技術生產(chan) 的電視機、電冰箱、空調等賣不出去，同時社會(hui) 失業(ye) 人口增加，勞資關(guan) 係緊張並出現了長時間的罷工。

　　1960年，日本宣布啟動為(wei) 期十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主要目標是，將國民生產(chan) 總值增加一倍，實現完全就業(ye) ，大幅度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縮小農(nong) 業(ye) 與(yu) 非農(nong) 業(ye) 、大企業(ye) 與(yu) 小企業(ye) 、地區之間的差距，以及階層之間存在的生活和收入差距，使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均衡發展。此後，日本國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長，階層間收入差距明顯縮小，城鄉(xiang) 間收入差距基本消除。

　　收入差距的縮小以及城鄉(xiang) 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於(yu) 中產(chan) 階級的成長。中產(chan) 階級擴大了消費需求，穩定了社會(hui) 。據有關(guan) 調查，1972年日本人認為(wei) 自己屬於(yu) “中間階層”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達到72.1%。可見，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社會(hui) 已是中產(chan) 階級占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

　　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經遠遠超過2萬(wan) 美元，此時政府更是號召要從(cong) “生產(chan) 大國轉變為(wei) 生活大國”。

　　日本在轉型過程中，經曆了投資率先升後降、消費率先降後升的過程。1952年日本的投資率為(wei) 21.3%，1970年上升到39%。此後，日本投資率不斷下降，1973年投資率下降到38.2%，1980年32.2%，1993年29.9%，2006年進一步降到23%。與(yu) 此相對應，日本的消費率1950年為(wei) 77%，1970年降到59.7%，此後開始上升，1973年消費率61.8%，1980年68%，2006年達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資率從(cong) 升到降、消費率由降到升的拐點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工業(ye) 比重由升轉降也恰恰出現在這一時期，此時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當於(yu) 2010年的10760美元），中產(chan) 階級社會(hui) 已經形成。

　　韓國：成功轉型沒有特別奧秘

　　韓國的經濟轉型比日本要晚一個(ge) 時期。1953年人均GDP僅(jin) 為(wei) 67美元。但從(cong) 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現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1961年到1994年，韓國經濟年平均增長8.4%，其中1980-1990年間年平均增長9%。國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1961年韓國人均GDP100美元，1970年270美元，1977年1000美元，1980年2330美元，1990年5770美元，2000年8910美元，2002年9930美元，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007年進一步上升到15000美元，2010年預計超過20000美元。

　　韓國一舉(ju) 成為(wei) 發達國家，首先得益於(yu) 產(chan) 業(ye) 結構的轉變。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剛起飛時，韓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重點發展以輕紡工業(ye) 為(wei) 主的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進入70年代，韓國利用發達國家重化工業(ye) 向新興(xing) 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具有資本密集性質的重化工業(ye) ，到1980年重化工業(ye) 在製造業(ye) 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進入80年代，韓國提出了“產(chan) 業(ye) 結構高級化”的政策目標。進入90年代以後，韓國正處於(yu) 由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guan) 鍵時期。麵對亞(ya) 洲金融危機，韓國在積極推進金融體(ti) 係、勞動力市場、公共部門改革以及企業(ye) 結構調整的同時，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chan) 業(ye) 和服務業(ye) 。2003年以後，數字電視、液晶顯示器、智能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新一代半導體(ti) 、新一代互聯網、智能型家庭網絡係統、數字內(nei) 容軟件、新一代電池、生物新藥以及人工髒器成為(wei) 韓國的“十大引擎產(chan) 業(ye) ”。

　　韓國產(chan) 業(ye) 結構轉換也和日本一樣是成功的。1960年韓國農(nong) 業(ye) ：工業(ye) ：服務業(ye) 比重為(wei) 47.1：7.9：45.6，1970年為(wei) 25.4：28.7：45.9，1990年8.7：43.4：47.9，2006年為(wei) 3.0：40.0：57.0。

　　韓國產(chan) 業(ye) 結構轉換是與(yu) 需求結構變動分不開的。在1960年韓國的投資率隻有11.5%，此後連續上升，到90年代初期達到最高，之後連續下降。消費率與(yu) 此相對應，先是連續下降，後是持續上升。比如，韓國的投資率1970年為(wei) 24.97%、1980年31.61%、1991年38.9%、1997年34.97%、2002年26.7%，消費率1990年63%、2000年66%、2006年69%。

　　需求結構變化是與(yu) 收入分配相聯係的。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頭十多年，韓國收入分配狀況有些惡化，基尼係數從(cong) 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韓國從(cong) 70年代開始搞“新農(nong) 村運動”，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資法》，居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xiang) 和階層收入差距明顯縮小，基尼係數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

　　到1992年，韓國中產(chan) 階級在全社會(hui) 中的比重高達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達到74.4%。可以看出，韓國投資率從(cong) 升到降、消費率由降到升的拐點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此時中產(chan) 階級社會(hui) 已經形成，工業(ye) 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ye) 持續上升，這時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5000美元（相當於(yu) 2010年的9100美元。通過測算，1990年1美元相當於(yu) 2010年的1.82美元）。

　　巴西：逆轉型規律而動

　　巴西的發展要比韓國更早一些。1970年巴西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達到450美元，是韓國的1.7倍。但是80年代以後經濟增長緩慢，1980-1990年年均增長隻有2.2%。到1990年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2790美元，隻有韓國的48.4%，2006年巴西人均國民收入（GNI）4730美元，處於(yu) 上中等國家水平，但此時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韓國，人均GNI高達17690美元。是什麽(me) 原因導致巴西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在產(chan) 業(ye) 結構方麵，巴西過早地推進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ye) 發展，忽視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增長，不但造成工業(ye) 與(yu) 農(nong) 業(ye) 、重工業(ye) 與(yu) 輕工業(ye) 、基礎產(chan) 業(ye) 與(yu) 加工工業(ye) 比例失調，而且還造成很高的失業(ye) 率。另外，由於(yu) 巴西的儲(chu) 蓄率和投資率低，工業(ye) 化主要依靠外國的資本和技術支持，這使得巴西一方麵工業(ye) 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缺乏產(chan) 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另一方麵大量舉(ju) 債(zhai) ，使國家背上沉重的外債(zhai) 包袱。

　　在收入分配方麵，兩(liang) 極分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既導致國內(nei) 消費市場不足，又引起社會(hui) 不穩定。據有關(guan) 文獻分析，1960年巴西的基尼係數就達到0.5，1995年更高達0.6。到1999年，占巴西1%人口的富人擁有社會(hui) 財富的53%，而20%的貧困家庭僅(jin) 擁有2.5%社會(hui) 財富，當年全國有貧困人口5410萬(wan) 人，貧困發生率34.9%。

　　在城市化方麵，由於(yu) 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同時農(nong) 業(ye) 又采取了一條資本密集型的發展道路，由此造成了大量無地或少地的窮人，這些人被迫流入城市，形成城市人口集聚過快、數量過多，與(yu) 工業(ye) 化發展嚴(yan) 重脫節，造成過度城市化。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就達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進一步升到83.6%。

　　從(cong) 上述三個(ge) 國家的經濟轉型曆程來看，一個(ge) 國家要想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從(cong) 經濟角度講，一是產(chan) 業(ye) 結構必須從(cong) 以第二產(chan) 業(ye) 特別是工業(ye) 為(wei) 主導轉向以服務業(ye) 為(wei) 主導，由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ye) 轉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chan) 業(ye) 是結構升級的關(guan) 鍵所在。二是經濟增長必須從(cong) 投資帶動及時轉向消費帶動，此時要防止貧富差距過度擴大，積極建設中產(chan) 階級社會(hui) 。三是城市化進程要與(yu) 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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