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波波夫近期授權本刊發表本文中文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是俄羅斯新經濟學院教授、俄羅斯國家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研究生院院長。本文探究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將之與(yu)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行了比較，認為(wei) 毛澤東(dong) 時代的政策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後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指出，中國的國家能力的強大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guan) 鍵因素，如果中國國家能力被持續削弱（這一點近三十年來一直在進行），那麽(me) 中國將下降為(wei) 一個(ge) “標準的”發展中國家。

　　在2008—2009年經濟衰退中，因為(wei) 中國經濟發展得最好，所以不乏有文章認為(wei) 中國模式更可行以及建議西方應該向中國學習(xi) 。

　　“我們(men) 西方麵臨(lin) 這樣的選擇，”阿納托爾·凱勒斯蓋（AnatoleKaletsky）在《泰晤士報》中寫(xie) 到：“或者我們(men) 承認，在有文字記載的人類5000多年的曆史中，中國比美國或者西歐有更多成功之處和更悠久的文化，並且現在正在重新奪回它在世界的領導權。或者我們(men) 不再否認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間的競爭(zheng) 狀態，並且著手認真思考西方資本主義(yi) 如何改革以獲得較好的取勝的機會(hui) 。”

　　“東(dong) 是東(dong) ，西是西，東(dong) 西不相及”，魯德亞(ya) 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這句一再引用的話揭示了一個(ge) 更為(wei) 溫和的問題：今天中國的經濟模式與(yu) 西方模式根本不同嗎？中國經濟模式確實具有神奇的功能使它能在廣泛的世界衰退中獨自增長，或者增長僅(jin) 僅(jin) 是偶然的幸運？

　　當然中國經濟不再是計劃的或者完全國有的。它擁有和西方相似的地方：

　　（1）私有經濟的主導作用——GDP的75%是由非國有企業(ye) 創造的，包括和西方沒有什麽(me) 不同的股份製公司和個(ge) 體(ti) 私營企業(ye) ；

　　（2）政府開支在GDP中所占比例較小（大約20%）——低於(yu) 所有西方國家，也常常低於(yu) 人均GDP相似的發展中國家；

　　（3）不再提供免費義(yi) 務教育和醫療保健，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相對較大（基尼係數為(wei) 045，根據2010年3月的“福布斯”排行榜，單單大陸的億(yi) 萬(wan) 富翁就有64位，緊隨美國的403名之後，超過俄羅斯的62位）。

　　與(yu) 西方經濟模式的不同也似乎沒有那麽(me) 明顯：

　　（1）中國擁有強大的以出口為(wei) 導向的工業(ye) 政策——主要是由於(yu) 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導致了大量外匯儲(chu) 備的積累（然而，這並不是沒有先例。香港地區、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其發展早期階段就實踐過這種做法）；

　　（2）土地在中國仍然不是私有財產(chan) 並且不能買(mai) 賣，但是私人的、長期可轉讓的私有租約很普遍；除此之外，土地公有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隻是比例較小；

　　（3）中國對它的固定資產(chan) 賬戶實行控製，這一做法現在被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采納；半個(ge) 世紀前，這種做法仍然在歐洲許多國家實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4）中國是威權主義(yi) 政體(ti) （當然，所有發達國家過去都存在過這種政體(ti) ；它們(men) 中的有些國家和地區，像西班牙、葡萄牙、台灣地區、韓國直到三、四十年前還在實行這一政體(ti) ）。

　　中國與(yu) 西方國家的一個(ge) 真正不同是國家的製度能力。

　　對中國和西方經濟模式的許多形式上的比較忽視這一主要的關(guan) 鍵點。中國的獨特性在於(yu) ：一方麵，從(cong) 其國家的製度能力來看，中國看起來像發達國家；但另一方麵，根據人均GDP，它又是發展中國家。我們(men) 應該把今天的中國和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或者把中國和一百年前的發達國家比較，那時，這些發達國家的GDP達到了今天中國的水平。這種比較是對中國非常有利的。

　　狹義(yi) 地說，國家的製度能力就是執行法律和規章的能力。雖然存在許多用來衡量國家製度能力的主觀指標（腐敗、法治、政府效率、等等），但許多研究者認為(wei) ，這些主觀指標對於(yu) 解釋經濟表現並沒有幫助，而認為(wei) 它們(men) 是有偏見的。衡量國家製度能力的天然的客觀標準是謀殺率（不服從(cong) 國家對暴力的壟斷）以及影子經濟（不服從(cong) 國家的經濟管製）。中國在這兩(liang) 方麵的指標在發展中國家幾乎是最低的，與(yu) 發達國家水平相當，這是其獨特之處。

　　2002年中國每10萬(wan) 居民中發生的謀殺案件不到3起，與(yu) 歐洲和日本的1—2起謀殺案件以及美國超過5起的謀殺案件比較，中國看起來是一個(ge) 發達國家。僅(jin) 僅(jin) 隻有少數一些發展中國家，大部分是中東(dong) 和北非國家才有如此低的謀殺率，通常發展中國家的謀殺率都要高一些，正如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許多前蘇聯國家一樣。通過比較，可以發現，西歐花了300年時間使謀殺率從(cong) 16世紀的每10萬(wan) 居民中發生40起謀殺案下降到19世紀以來的每10萬(wan) 居民中的1—2起的謀殺案。

　　影子經濟的真實情況同樣是這樣：它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7%，比比利時、葡萄牙和西班牙更低，而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40%左右，有時候甚至超過60%。僅(jin) 僅(jin) 隻有極少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越南和部分中東(dong) 與(yu) 北非國家（伊朗、約旦、沙特阿拉伯和敘利亞(ya) ）才有如此低比例的影子經濟。

　　中國製度的力量來自哪裏？

　　最近三十年中國成功的先決(jue) 條件絕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間創造的。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毛澤東(dong) 政權所實行的政策，1979年以來的市場類型的改革不會(hui) 取得現在這種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某種意義(yi) 上，1979年以來的經濟自由化僅(jin) 僅(jin) 是錦上添花。其餘(yu) 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強有力的製度和人力資本已經由以前的政權提供了。沒有這些其他的要素，在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家，單獨的自由化是從(cong) 來不會(hui) 成功的，甚至有時候會(hui) 適得其反，如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就是這樣。

　　因為(wei) 中國已經建立了富有效率的政府，所以1979年以來中國的市場改革帶來了經濟增長的加速發展。這一富有效率的政府因為(wei) 不同的歐洲殖民主義(yi) 侵略者的破壞，在中國已經消失了好幾個(ge) 世紀了，在解放後被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重新建立起來。通過共產(chan) 黨(dang) 在每個(ge) 村莊的基層組織，北京的共產(chan) 黨(dang) 政府能比秦始皇或者任何後來的君主更有效率地執行它的規章製度，更別說1912—1949年的國民黨(dang) 政權了。然而，在19世紀後期，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僅(jin) 僅(jin) 相當於(yu) GDP的3%（當時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相應數據是12%），在國民黨(dang) 政府統治時期這一數據僅(jin) 僅(jin) 增加到GDP的5%，毛澤東(dong) 政府留給鄧小平的改革團隊的國家財政收入相當於(yu) GDP的20%。

　　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犯罪率處於(yu) 世界最低國家之列。中國的影子經濟實際上不存在；根據透明國際的估計，中國的腐敗甚至在1985年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最低的（中國和前蘇聯在54個(ge) 國家中處於(yu) 中等水平——低於(yu) 西方國家，但是領先於(yu)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甚至領先於(yu) 韓國、意大利、希臘和葡萄牙）。同一時期，在世界曆史進程中最大的大眾(zhong) 化教育實驗運動中，中國的識字率從(cong) 1949年的28%上升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65%（與(yu) 之相比，印度為(wei) 41%）。

　　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除了市場自由化——比人力資本或製度能力更容易引入的要素，中國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增長所必需的所有東(dong) 西。後改革時期的成功的基礎在1949—1976年間已經有意識地奠定了。

　　但是即使是經濟自由化這樣似乎簡單的任務也需要精心管理。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蘇聯處於(yu) 相同的境地。真實的情況是，蘇聯體(ti) 係喪(sang) 失了它的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動力，增長率在20世紀的60年代到80年代在下降，預期壽命沒有提高，犯罪率也在緩慢增加；但是製度總體(ti) 上還是很強大，人力資本也很巨大，這些為(wei) 改革提供了比較好的起始條件。然而，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從(cong) 1979年以來）和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從(cong) 1989年以來）產(chan) 生了不同的市場效果。

　　俄羅斯幾十年來一直受到西方的攻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力和物質資源損失巨大。中國也可能經曆了客觀上艱苦和不平靜時期，但它沒有受到相同方麵的攻擊，並且它不斷地讓自己遠離美國的行動方式。

　　隻有一些條件同時得到滿足時，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被實現。快速增長特別需要：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在農(nong) 業(ye) 國甚至需要進行土地再分配、強大的國家製度、經濟刺激，等等。羅德裏克（Rodrik）、豪斯曼（Hausmann）、韋拉斯科（Velasco）談到了阻礙經濟增長的“製約因素”（bindingconstraint），發現這些製約因素是“診斷發展策略”（GrowthDiagnostics）的任務。

　　為(wei) 什麽(me) 經濟自由化在中歐發揮了作用，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卻沒有起作用呢？根據“診斷發展策略”，答案可能是，在中歐缺乏的是經濟自由化，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缺少的不是市場自由化而是國家能力。為(wei) 什麽(me) 這種自由化在中國和中歐起作用而在獨聯體(ti) 國家卻不起作用呢？這是因為(wei) 在獨聯體(ti) 國家經濟自由化所采取的是弱化國家能力的道路——這是社會(hui) 主義(yi) 曆史留下的有用遺產(chan) ，而在中歐，尤其在中國，國家能力在轉型過程中並沒有衰落。

　　不像1991年以後的俄羅斯，中國從(cong) 1979年到2009年間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設法更好地保留了它的強有力的國家製度——正如上麵所提到的，謀殺率，衡量國家能力的一個(ge) 可靠標準，仍然低於(yu) 每10萬(wan) 居民3起，與(yu) 之相比較，俄羅斯在2002年大約是30起，2009年大約是20起。在20世紀70年代，在毛澤東(dong) 政權統治之下，山東(dong) 省的謀殺率甚至還不到每10萬(wan) 人中1起，在1987年整個(ge) 中國估計是15萬(wan) 起。市場改革期間，與(yu) 俄羅斯的增長相比，中國的謀殺率增長了三倍，但與(yu) 俄羅斯相比還差得遠。

　　如果中國模式存在，那麽(me) 它是可以複製的、可持續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嗎？

　　最後的試金石是這樣的一個(ge) 問題（在這個(ge) 問題上經濟學家存在尖銳的分歧）：如果會(hui) 發生下一次經濟奇跡，那麽(me) 它將在哪兒(er) 發生？

　　現在的普遍意見認為(wei) ，那些鼓勵個(ge) 人自由和創業(ye) 精神的民主國家，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未來會(hui) 出現增長的奇跡，而在那些當前經濟快速增長的威權主義(yi) 國家，如中國、越南、伊朗和埃及，在不久的將來注定要經曆一個(ge) 減速時期，即使不是經濟衰退。根據傑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的看法，鼓勵科技和創新的國家，即使存在不平等，也將會(hui) 繁榮起來。因而，印度和巴西，或許還有墨西哥，應該會(hui) 變成世界的領導者。但是我認為(wei) ，那些保持著等級庇護製度並且對個(ge) 人主義(yi) 和奠基在科學基礎上的創業(ye) 精神持有敵意的國家將會(hui) 落後，如埃及和伊朗。許多人相信，威權主義(yi) 國家隻有在趕超階段而不是創新階段才能實現快速增長。一旦一個(ge) 國家接近了科技發展的前沿，僅(jin) 僅(jin) 依靠複製別國的革新獲得增長就變得不可能。隻有自由的創業(ye) 精神、受保證的個(ge) 人自由和民主政體(ti) 才能保證持續不斷的發展。

　　我們(men) 依然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以創新為(wei) 基礎的增長。首先，以所有的專(zhuan) 利活動來衡量，日本、韓國、中國已經或正在迅速趕上美國。自1998年以來連續取得登記專(zhuan) 利數量第一的美國聯邦專(zhuan) 利局，在2007年被日本專(zhuan) 利局超過。根據公布的專(zhuan) 利數量，中國專(zhuan) 利局取代歐洲專(zhuan) 利局成為(wei) 登記專(zhuan) 利數量第四多的專(zhuan) 利局（五大專(zhuan) 利局——日本、美國、韓國、中國和歐洲占全部專(zhuan) 利的74.4%）。在日本、韓國和中國，每一美元GDP和每一美元研發費用對應的國民專(zhuan) 利備案數量已經很高，有時候明顯高於(yu) 美國。

　　而證明趕超型增長的證據至少是有爭(zheng) 議的。例如，試想關(guan) 於(yu) 未來經濟奇跡的爭(zheng) 論發生在1960年：一些人會(hui) 將賭注押在更自由、民主和富有企業(ye) 精神的印度和拉丁美洲，然而另外一些人卻會(hui) 預言獨裁的（有時甚至是共產(chan) 主義(yi) 的）、中央集權的和政府實行鐵腕幹涉主義(yi) 的東(dong) 亞(ya) 國家會(hui) 成功。然而，所不知道的是，改革時期中國國家能力的削弱是否會(hui) 在未來持續下去，這種國家能力的持續削弱將使中國變成“標準”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迅速增長就會(hui) 結束，中國模式很特殊的問題將不複存在。

　　（編者：雲(yun) 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