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當中華文明處於(yu) 強盛時期時，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的包容性。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曆史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這種開放性和包容性，植根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和”的哲學和“生”的哲學。中國人(從(cong) 孔子開始)是通過學習(xi) 他人和迎接朋友來提升自己。中國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中國人對於(yu) 學習(xi) 外來的異質文化從(cong) 來有很高的熱情。

　　一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這種“中國威脅論”和“文明衝(chong) 突論”糾結在一起，向世界傳(chuan) 播一種觀念：不同文明之間必然發生衝(chong) 突，一種處於(yu) 強盛時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擴張、稱霸，輸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來消滅、代替異己的文化。如亨廷頓說：“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曆史上，一個(ge) 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hui) 推行其價(jia) 值觀、實踐和體(ti) 製。”按照這種觀念，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潛在的威脅。

　　這種“中國威脅論”起源於(yu) 西方人對非西方文明的誤解，其原因既有現實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維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據自己的曆史和文化來解釋曆史、文化、思維方式不同的人的行為(wei) 。他們(men) 把中國的變革和發展納入到西方曾經經曆過的“發展階段”中去，以此論證中國崛起後必然像他們(men) 自己過去那樣殖民、擴張和稱霸。他們(men) 的思維方式是用一種普遍主義(yi) 來理解“文明”，認為(wei) 人類文明隻可能有一條發展道路，也就是他們(men) 已經走過的道路。

　　但是，人類文明並不是隻有一種模式，也不是隻有一條發展道路。中國曆史表明，當中華文明處於(yu) 強盛時期時，它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的包容性。它對於(yu) 外來文明，不是拒絕、衝(chong) 突，而是尊重、吸納、包容，求同存異，和諧相處。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曆史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證。

　　二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顯示出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態勢，當時社會(hui) 的各個(ge) 領域都呈現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繽紛的景象。

　　在藝術領域，隋朝的九部樂(le) 到唐朝增為(wei) 十部樂(le) 。九部樂(le) 、十部樂(le) 不僅(jin) 包含漢族樂(le) 舞和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樂(le) 舞，而且包含印度、緬甸、柬埔寨等許多外國樂(le) 舞。對外來音樂(le) 的喜愛從(cong) 宮廷、貴族傳(chuan) 到城市居民各個(ge) 階層，所謂“洛陽家家學胡樂(le) ”，成了一種時尚。五弦琵琶、箜篌、篳篥、橫笛、羯鼓等外來樂(le) 器也大為(wei) 普及。傳(chuan) 為(wei) 唐玄宗遊月宮回來創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實是來自西涼的《婆羅門曲》，經唐玄宗改編而成，因此應該看作是漢樂(le) 和胡樂(le) 融合而成的一項藝術成果。

　　和“胡樂(le) ”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來自康國)、胡騰舞和柘枝舞(來自石國)。白居易和唐代許多詩人都描繪過胡旋舞。當時在宮廷中經常表演“胡樂(le) ”和“胡舞”。據記載，舞蹈家謝阿蠻進宮表演胡舞時，“寧王吹玉笛，上(李隆基)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篳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伴奏的這些樂(le) 器多數是外來的胡樂(le) 器，而演奏者都是當時最高水平的音樂(le) 家。唐玄宗李隆基吹奏玉笛和敲擊羯鼓都達到極高水平。當時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他演奏時，“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充分發揮了羯鼓作為(wei) “八音之領袖”(李隆基語)的功能。

　　大唐帝國這種開放、包容的文化環境吸引了許多國外藝術家來華，其中包括非常傑出的畫家、歌唱家、舞蹈家和樂(le) 器演奏家。如唐初來華的天竺僧曇摩拙叉、康國(今烏(wu) 茲(zi) 別克斯坦境內(nei) )人康薩陀、獅子國(今斯裏蘭(lan) 卡)人金剛三藏等人，都是擅長畫佛畫的畫家；唐末來華的竺元標是天竺畫家。還有許多來自中亞(ya) 地區的歌唱家、舞蹈家和樂(le) 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時被封為(wei) 散騎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時被封為(wei) 國公的優(you) 伶安金藏，都是安國(今烏(wu) 茲(zi) 別克斯坦境內(nei) )人；中唐時著名的歌唱家米嘉榮、米和父子都是米國(今烏(wu) 茲(zi) 別克斯坦境內(nei) )人；琵琶高手康昆侖(lun) 是康國人；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兒(er) 子(曹善才)、孫子(曹綱)是曹國(今塔吉克斯坦)人。

　　在宗教領域，唐王朝也采取開放的、包容的政策。從(cong) 兩(liang) 漢之際開始傳(chuan) 入中國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國的文化與(yu) 社會(hui) 。玄奘大師貞觀元年赴印度取經，前後一十九年，於(yu) 貞觀十九年(645)回長安，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唐太宗非常高興(xing) 地接見他，請他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宰相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本人翻譯的佛經有75部，1335卷。玄奘之後，有義(yi) 淨從(cong) 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cong) 671年到695年，前後25年，帶回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女皇武則天親(qin) 自到上東(dong) 門外迎接，極其隆重。義(yi) 淨主持的譯場前後16年，共譯經56部，230卷。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位宰相(含“同中書(shu) 門下三品”)，如尚書(shu) 左仆射韋巨源、蘇瑰、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shu) 韋嗣立、守中書(shu) 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範圍也屬罕見。僅(jin) 此一端，即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

　　基督教最早傳(chuan) 入中國也是在唐太宗的時候，那是基督教的一個(ge) 派別，叫聶斯脫利派。聶斯脫利在公元431年被判為(wei) 異端，開除出教，並遭流放，死於(yu) 埃及西部的沙漠之中。聶斯脫利的信徒宣布與(yu) 羅馬教會(hui) 斷絕關(guan) 係，並向東(dong) 方的廣大地區傳(chuan) 教。貞觀九年(635)，他們(men) 的一位主教阿羅本帶一行人到長安。他們(men) 自稱景教。唐太宗派房玄齡熱情接待他們(men) ，讓他們(men) 在皇帝藏書(shu) 樓翻譯經典，並由政府資助幫他們(men) 在長安義(yi) 寧坊建了一座教堂。

　　當時唐朝的外來宗教還有祆教和摩尼教。祆教起源於(yu) 波斯，當時中國人又稱之為(wei) 拜火教或火祆教。大約在西晉末年，即4世紀初，它通過粟特商人的途徑傳(chuan) 入中國。在唐朝初年，祆教得到官方承認，在東(dong) 、西兩(liang) 京及粟特人聚居的一些地方建立了祆教寺院。摩尼教在3世紀由波斯人摩尼創立，一度在波斯境內(nei) 廣為(wei) 傳(chuan) 播，後來遭遇祆教的排擠。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巴赫拉姆二世殺害。摩尼教的教徒逃亡國外，而摩尼教也因此在世界各地得到廣泛的傳(chuan) 播。據文獻記載，在唐武則天的時代，摩尼教已傳(chuan) 入中國內(nei) 地。

　　由於(yu) 大唐帝國在文化上的開放包容，當時長安成了一個(ge) 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會(hui) ，從(cong) 世界各地來的外交使節、商人和留學生擠滿了長安。長安的鴻臚寺接待過七十多個(ge) 國家的外交使節，而且他們(men) 大多率領著龐大的外交使團，出現了“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來唐使節最多的是日本、新羅和大食。日本曾先後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學生、學問僧和各種類型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數有數百人，最多達到七八百人。新羅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學生達到了一二百人。據《舊唐書(shu) 》記載，開成二年在唐朝的新羅留學生達到二百十六人。當時的長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風彌漫。來自中亞(ya) 、西亞(ya) 的商人在長安等地開了許多酒店、珠寶店、雜器店。胡商經營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產(chan) 的葡萄酒、波斯產(chan) 的三勒漿以及龍膏酒等)，還有富有異國情調的胡姬當壚。胡姬是來自中亞(ya) 、西亞(ya) 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飲酒聚會(hui) 成了一時風尚。李白的詩中常有這一類的記載，如“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前有樽酒行》)，“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這種胡風、胡俗的盛行，顯示一種蓬勃的朝氣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學者們(men) 盛讚的盛唐氣象的一個(ge) 特色。

　　三

　　在中國曆史上，宋元時期的貿易大港泉州的曆史也是中華文明的開放性和偉(wei) 大包容性的一個(ge) 典型。

　　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宋元兩(liang) 代進入全盛時期。當時到過泉州的一位猶太商人曾經這樣記錄當時泉州的情形：“這是一座極大的貿易城市，商人在此可以賺取巨額利潤”，“因為(wei) 街上有無數油燈、火把，到晚上把城市映照得特別燦爛，所以人們(men) 把這座城市稱為(wei) ‘光明之城’”。在這個(ge) 繁華的貿易港口城市，人們(men) 看到的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局麵。“每個(ge) 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區、寺廟、街道、旅館、庫房”，“他們(men) 既不像刺桐人那樣吃東(dong) 西，也不遵循他們(men) 的習(xi) 俗習(xi) 慣，每種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這位猶太商人還特別強調，“所有人都被允許按照自己的信仰來行事，因為(wei) 他們(men) 的觀念認為(wei) 每個(ge) 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靈魂的拯救。因此，教士們(men) 可以不受阻礙地按自己的意誌布教”。

　　當時的泉州除了猶太人，還生活著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他們(men) 多數經商，但也有的擔任官職，還有不少人與(yu) 泉州人成婚。他們(men) 在這個(ge) 地區自由傳(chuan) 播他們(men) 的宗教信仰。泉州塗門街的清靜寺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創建的。這是中國現存的最古老的伊斯蘭(lan) 教寺。

　　基督教也在這裏傳(chuan) 播。當時有兩(liang) 個(ge) 派別：一個(ge) 是前麵提到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一個(ge) 是天主教的聖方濟各會(hui) 派。據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到泉州的歐洲大遊曆家馬黎諾裏記載，當時泉州有聖方濟各會(hui) 教堂三所，教堂旁邊設有工廠，還有貨棧一所，供基督教商人貯貨之用今天在泉州還可以看到許多印度教(古婆羅門教)的遺跡。如描繪印度教神話故事的石雕就有幾百方。它們(men) 在內(nei) 容上都與(yu) 印度兩(liang) 部偉(wei) 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耶那》有關(guan) ，然而在雕塑風格上則可以看到中國的和古希臘的藝術痕跡。

　　佛教很早就傳(chuan) 到泉州。最有名的寺廟是始建於(yu) 唐武則天年間的開元寺。開元寺集中體(ti) 現了多元文化的並存：除了漢傳(chuan) 佛教和藏傳(chuan) 佛教的藝術外，還有印度教題材和風格的石柱，西亞(ya) 風格的獅子浮雕，歐洲風格的有翼天使式的飛天。

　　前麵提到，摩尼教在武則天時代即已傳(chuan) 入中國。它在宋元時期被稱為(wei) “明教”。現在泉州南門外草庵摩尼教遺址是全國唯一的摩尼教寺，庵中有“摩尼光佛”雕像。庵前大岩石上刻有“清靜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的十六字摩尼教教義(yi) 。

　　宋元時期泉州的宗教文化多元並存的局麵，促使不同信仰、風俗之間出現一種互相影響和互相融通的趨勢。從(cong) 現在保存下來的一些墓葬石刻可以看到，有的信徒信仰伊斯蘭(lan) 教，同時也信仰佛教。有的基督教徒的碑文完全依據儒家禮儀(yi) 的規定撰寫(xie) 。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既刻有天使、十字架，也刻有佛教的“華蓋”、蓮花。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還刻有伊斯蘭(lan) 教的標誌“雲(yun) 月”。

　　這方麵的資料很多。總之，泉州出土的大量須彌式石墓“混合了印度、波斯、希臘、大夏、安息、羅馬和中國的不同文化因素”。這是世界多元文化在泉州混合並存的證明，是一個(ge) 文化上的奇觀。

　　四

　　唐太宗開啟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時期泉州的曆史說明，中華文明在強盛時期，對於(yu) 外來文化，確有一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的包容性。對於(yu) 外來的異質的文化，一方麵接納它們(men) ，包容它們(men) ，尊重它們(men) 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麵，又把外來異質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進來，充實、豐(feng) 富我們(men) 自己民族的文化。用費孝通先生的話概括，這種對於(yu) 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態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華文明的這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包容性植根於(yu) 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就是“物一無文”“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哲學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絕對的同一，排斥異質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

　　在中國哲學看來，“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創造，不可能有發展。“和”則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間的和諧共處。“和”，要求容納別人，諒解別人，進一步還要欣賞別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著包容，意味著開放。中國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為(wei) 一個(ge) 包含有多種因素，可以不斷生發出新的意義(yi) 和創造出新的價(jia) 值的複雜係統，所以不會(hui) 對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懼和敵視的態度。正因為(wei) 如此，中華文明才能夠在一個(ge) 漫長的曆史時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機和活力。

　　曆史上中華文明處於(yu) 強盛時期的這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包容性，為(wei) 我們(men) 觀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提供了一個(ge) 不同於(yu) 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維框架。就是說，不同文明之間，不是必然互相仇視，互相衝(chong) 突，而是有另外一種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麵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亨廷頓用西方傳(chuan) 統哲學的觀念，把文明看成一種“實體(ti) ”。“實體(ti) ”第一位的屬性是廣延，要劃清自己和他人的“邊界”，所以一種文明與(yu) 另一種文明的界限(即“我們(men) ”和“各種他們(men) ”的區別)是最重要、最真實的。出於(yu) 這種觀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發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占領全球的殖民願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國。亨廷頓認為(wei) ，一種文明和一個(ge) 人一樣，要自我認識、自我確證，就需要樹立一個(ge) 與(yu) 自己對立的“他者”。亨廷頓說，“憎恨是人之常情，為(wei) 了確定自我和找到發展的動力，人們(men) 需要敵人”，“除非我們(men) 憎恨非我族類，我們(men) 便不可能愛我族類”。這種觀念的實質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按照這種觀念，愛我的文明，就必須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國人不是這樣。《論語》一開頭就寫(xie) 著孔子的教導：“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就發展自我、賦予新意義(yi) 而言，中國人把“學”放在最顯眼的位置上。這表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xi) 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著非得找個(ge) 敵人踩在腳下才高興(xing) 。玄奘和義(yi) 淨先後赴印度取經，一個(ge) 19年，一個(ge) 25年，表明中國人對於(yu) 學習(xi) 異質的文化有多麽(me) 高的熱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張對外來的基督教采取包容的態度，理由就是可以“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這都說明在中國人看來，外來的文化因素有助於(yu) 本土文化的發展。孔子的第二句話表明，中國人向來把來自遠方的人先當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並且真誠地相信他們(men) 身上必有值得學習(xi) 、借鑒的地方。亨廷頓的觀念是用造就敵人來尋求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的動力，中國人則是通過學習(xi) 他人和迎接朋友來提升自己。中國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國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悅遠來”(悅近鄰，來遠人)。亨廷頓強調文明的“衝(chong) 突”，中國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諧共處與(yu) 和諧交流。這種和諧共處與(yu) 和諧交流的局麵，在大唐盛世出現了，在宋元時期的泉州城也出現了。

　　唐太宗在貞觀十二年(638)七月為(wei) 景教下了一道詔書(shu) ，其中有句話最能體(ti) 現中國的哲學精神，這句話就是“道無常名，聖無常體(ti) ，隨方設教，密濟眾(zhong) 生”。“道”在中國人觀念中是宇宙的本體(ti) 和生命，但是這個(ge) 道並不隻有單一的體(ti) 現，它可以體(ti) 現為(wei) 不同的文化。怎麽(me) 才算是體(ti) 現“道”呢？那就是唐太宗說的“密濟眾(zhong) 生”。外來的文化，隻要有利於(yu) 民生福利、人倫(lun) 風化與(yu) 社會(hui) 安定，就是“道”的體(ti) 現，就應該得到容納，也就是唐太宗詔書(shu) 中說的：“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其實唐太宗的這種主張，正是中國文化的傳(chuan) 統的觀念。《易傳(chuan) 》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yu) 一切。中國文化看重人的生活世界，關(guan) 注現實人生的價(jia) 值甚於(yu) 精神領域裏的抽象理念。正因為(wei) 如此，所以對於(yu) 一種外來文化、宗教的認可與(yu) 否，主要取決(jue) 於(yu) 它是否有益於(yu) 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以及它是否有益於(yu) 世道人心(即它的倫(lun) 理內(nei) 容)，至於(yu) 對它的抽象理念包括它的教義(yi) 、戒律等則並不苛求它與(yu) 自己絕對相同。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認同的著眼點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是否有益於(yu) 老百姓的民生福利和社會(hui) 的和諧安定。這種著眼點，正蘊含著一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這種生活世界的“認同”(民生認同、人倫(lun) 認同)顯然比理念世界的“認同”(教義(yi) 認同、思想體(ti) 係認同)具有更大的包容度，也具有更實在的基礎。因為(wei) 不論在哪種文化中，也不論在哪個(ge) 時代，人都有生老病死，人都要為(wei) 維持生計和繁衍後代而操勞，整個(ge) 社會(hui) 也都要維持一套必要的規範和秩序，都要提倡嗬護後代、對人友善、對自然敬畏以及敬父母、重家庭、守法律、講信用等等，也都不能允許殺人和偷盜搶掠。人類在最基礎的生活層麵的一致以及在最基本的倫(lun) 理道德層麵的相通，是不同文明之間可以溝通、交流和諒解的最可靠的保證。這種溝通和諒解就是生活世界的“認同”。理念世界的“認同”是絕對的同一，而生活世界的“認同”則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正因為(wei) 中國人的觀念是“和而不同”，所以在中國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zheng) 。聶斯脫利派被他們(men) 自己的教會(hui) 判為(wei) “異端”，摩尼教在他們(men) 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國都得到接納，聶斯脫利派還得到唐太宗的極高規格的接待。也正因為(wei) 中國人的觀念是“和而不同”，所以當時泉州一些官員和老百姓自己並不信奉伊斯蘭(lan) 教，但卻出錢幫助修繕清真寺。這種觀念，這種善意，西方人似乎很難理解。1326年，泉州主教、意大利人安德魯給家鄉(xiang) 神父的一封信中說：“在此大帝國境內(nei) ，天下各國人民、各種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蓋彼等以為(wei) 凡為(wei) 宗教，皆可救護人民。然此觀念實為(wei) 誤謬。”當時泉州人的觀念是認為(wei) 凡是宗教，隻要有助於(yu) 民生福利、人倫(lun) 風化，就應該得到寬容和自由(前麵說的那位猶太商人的遊記中也提到泉州人的信仰自由的觀念)，而這位安德魯神父則指責中國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這位西方基督教神父在宗教信仰問題上是不開放、不寬容的，他對異己的宗教、文化是絕對排斥的。對比一下唐太宗的寬廣的胸襟和氣度，對比一下當年泉州人的信仰自由的觀念，可以看出是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文化觀念。但是亨廷頓卻把西方文化這種憎恨異己的不寬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絕對化了。

　　總之，中國的曆史表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間並非隻有互相衝(chong) 突這一種選擇。“文明衝(chong) 突論”不適用於(yu) 中華文明的過去，也不適用於(yu) 中華文明和平發展的未來。中華文明信奉“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哲學。中華文明具有一種開放性和偉(wei) 大的包容性。中華文明提倡包容他人，學習(xi) 他人並樂(le) 於(yu) 更新自我，所以能夠尊重外來人所看重的不同的價(jia) 值、信仰、生活習(xi) 慣和思維方式，從(cong) “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這種“和”的哲學和開放、包容的精神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的體(ti) 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