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yu) 文言文的論爭(zheng) ，形成了兩(liang) 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zheng) ，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yu) 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論爭(zheng) 之始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的是黃遵憲，他認為(wei) 文言誤國不淺。而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最早的倡導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國的文字，即用白話文作為(wei) 語言的工具，他還身體(ti) 力行實踐之。

　　新文化運動高舉(ju) 民主和科學兩(liang) 大旗幟，對以孔孟之道為(wei) 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為(wei) 工具的封建文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文言舊體(ti) 文學成為(wei) 反對的直接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ti) 文。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宣布，明代以來擬古派文學家前後七子（見前七子、後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歸有光、方苞、姚鼐、劉大為(wei) 文學革命所要反對的“十八妖魔”。錢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更進一步指斥“選學妖孽”與(yu) “桐城謬種”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與(yu) 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的敝害。

　　因此，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招致一班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的複古守舊派文人的竭力反對，從(cong) 而釀成激烈的文言白話之爭(zheng) 。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nong) 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chuan) 承千年、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載體(ti) 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隻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wei) 那時帝製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chuan) 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men) 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men) 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yu) 跟這幾個(ge) 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men) 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wei) 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nong) 自導自演了一個(ge) 奇特的戲，那就是曆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ge) 主意是劉半農(nong) 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xie) 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xie) 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ge) 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nong) 之名寫(xie) 的觀點與(yu) 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shu) 》，全信洋洋萬(wan) 餘(yu) 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yu) 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xie) 的那封信在內(nei) 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luan) 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yu) 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nong) 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jin) 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xie) 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cong) 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liang) 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chou) 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qing) 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men) 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nei) 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wei) “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wei) ，錢玄同的衝(chong) 鋒陷陣，“實在使我們(men) 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nong) 的進步高興(xing) ，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wei) 一個(ge) “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xie) 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men) 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xing) 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men) 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liang) 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xie) 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cong) 談”為(wei) 名替林紓辟了一個(ge) 專(zhuan) 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yan) 格”的文體(ti) 教訓一下對手較為(wei) 合適，於(yu) 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liang) 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xie) 了三個(ge) 書(shu) 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yu) 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lun) 常，攻擊古文。

　　小說《荊生》影射攻擊“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shang) 天害理”的“禽獸(shou) 之言”，幻想有軍(jun) 閥勢力的“偉(wei) 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林紓的另一篇小說為(wei) 《妖夢》，寫(xie) 一名叫鄭思康的陝西人，夢見一髯人邀他遊陰曹地府，“並告訴陰曹大有異事”，“凡不逞之徒，生而可惡，死亦不改，仍聚黨(dang) 徒，張其頑焰”。他們(men) 來到一城市，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前大書(shu) 一聯雲(yun) ：

　　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

　　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麽(me) 東(dong) 西。

　　校中有三個(ge) “鬼中之傑出者”：校長元緒，明顯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則是指胡適。其人進入學堂，見第二門上額大書(shu) “斃孔堂”，也有一聯：

　　禽獸(shou) 真自由，要這倫(lun) 常何用；

　　仁義(yi) 太壞事，須從(cong) 根本打消。

　　康怒極，謂髯曰：“世言有閻羅，閻羅又安在？”髯曰：“陽間無政府，陰間那得有閻羅。”已而田、秦二人左右元緒出見。田、秦二人毀倫(lun) 常，讚揚白話文，元緒對他們(men) 的言論“點首稱讚不己。”康“氣如結牆，興(xing) 辭而出”，髯亦同行。

　　此文對“鬼中三傑”，咒罵得比《荊生》更粗魯，更刻薄。如說“田桓二日如貓頭鷹，長啄如狗；秦二世似歐西之種，深目而高鼻”，極盡醜(chou) 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請出能啖食月亮的“羅跟羅阿修羅王”直撲白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

　　林紓在小說之首說：“夫吉莫吉於(yu) 人人皆知倫(lun) 常，凶莫凶於(yu) 士大夫甘為(wei) 禽獸(shou) 。此《妖夢》之所以作也。”文末又附“蠡叟”曰：“吾恨鄭生之夢不實，若果有啖月之羅跟羅王，吾將請其將此輩先嚐一臠也。”足見其對陳獨秀等人是何等仇視。簡直是要“食肉寢皮”了。至此，林紓已喪(sang) 失了起碼的理智與(yu) 風度。

　　林氏以小說咒人的手法非常拙劣。如其稱讚蔡元培為(wei) 元緒公，何謂元緒？元緒為(wei) 龜的別名。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三）》中說：“元緒公，即是說的蔡孑民，因為(wei) 《論語》注有蔡，大龜也的話，所以比他為(wei) 烏(wu) 龜，這元緒公尤其是刻薄的罵人話。”

　　林紓此舉(ju) ，行為(wei) 卑劣，為(wei) 人不齒。時有人稱其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wu) 龜的行徑”。

　　胡適與(yu) 黃侃“鬥法”

　　胡適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將，因此當時反對他的舊派學者很多，尤以黃侃為(wei) 最。

　　黃侃字季剛，與(yu) 章太炎、劉師培齊名，被稱為(wei) “國學大師”。黃侃的狂妄與(yu) 尖刻是出了名的。黃侃年輕時曾拜訪大學者王闓運，王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er) 子與(yu) 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鈍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你的兒(er) 子。”好在王闓運通脫，並未計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對白話文最凶者，黃侃對胡適進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他何出此言。黃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裏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個(ge) 哈哈，胡適則氣得臉都白了。

　　胡適著書(shu) 勤勉，卻留下數部“半部書(shu) ”，如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都僅(jin) 寫(xie) 成上半部。黃侃借此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調侃胡適道：“昔日謝靈運為(wei) 秘書(shu) 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頗為(wei) 陰損地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語畢，學生們(men) 哄堂大笑。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舉(ju) 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yun) ：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jin) 需妻喪(sang) 速歸4字即可，僅(jin) 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

　　這一次，胡適回擊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絕。也是在課堂上，胡適大講白話文的好處時，有位同學不服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一點缺點都沒有嗎？胡適微笑道：沒有。這位學生想起黃侃關(guan) 於(yu) 文言文電報省錢的論調來，反駁道：怎會(hui) 沒有呢，白話文語言不簡潔，打電報用字就多，花錢多。胡適說：不一定吧。要不我們(men) 做個(ge) 試驗。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shu) ，我不願從(cong) 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xie) 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men) 如有興(xing) 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同學們(men) 果然紛紛擬稿，最後胡適從(cong) 電稿中挑出一份字數最少的且表達完整的，其內(nei) 容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cong) 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jin) 12個(ge) 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隻須5個(ge) 字：幹不了，謝謝。”隨後胡適解釋道：“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而“謝謝”既有對友人費心介紹表示感謝，又有婉拒之意。可見，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yu) 是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隻要用字恰當，白話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簡練。

　　“老章又反叛了！”

　　曾作過段琪瑞政府的教育和司法部長章士釗，二十出頭就做了《蘇報》的主編，後遊學英倫(lun) ，歸來後自創《甲寅》雜誌，這是一個(ge) 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輿論陣地。

　　章士釗雖熱衷於(yu) 政治，但治學終是他的資本，古文是他的衣缽，所以他經常著文猛批白話文和新文學。甚至在茶餘(yu) 飯後閑聊談天的當兒(er) ，都不放過攻擊白話文。曾撰文《評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新聞報》上，批判的矛頭直指胡適。並點名要胡適回應。胡適看後一笑說：章公此文，不值一駁。

　　章士釗聞後，嗤嗤一笑，坦然了之。從(cong) 此兩(liang) 人互不相往。數年之後，在北京的一次宴會(hui) 上，章士釗與(yu) 胡適相遇。宴後二人合影，並各題詩一首。

　　章士釗的詩如下：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麽(me) 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ge) 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xie) 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的題詩如下：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qin) 不相鄙。

　　白話詩句出於(yu) 文言大師章士釗之手，而七言古詩出於(yu) 白話領袖胡適之手，很是有趣。

　　章士釗並未像他詩中所說的那樣，真的“投了降”，時隔不久，他又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屢屢攻擊白話文學，對運用白話文的陳源、梁漱溟、梁啟超等進行指責，並自相矛盾的宣稱“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

　　胡適讀後，馬上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釗題寫(xie) 在相片上的“白話歪詞”，指責他是個(ge) “不甘心落魄”的“時代落伍者”。

　　胡適還指出，章士釗的此篇文章本身的邏輯錯誤和不講道理，並聲稱：“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jue) 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並風趣地提出，“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凡自誇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jue) 不收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