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爭(zheng) 鳴時代，儒隻是“一家之言”，因而名為(wei) “儒家”。當《論語》被編輯出來的時候，本身就有一些矛盾之處，表明孔子的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對他的思想已有歧見，從(cong) 而為(wei) 儒學的派別之爭(zheng) 埋下了伏筆。孟子和荀子分別基於(yu) “性善論”和“性惡論”的解讀，對後世儒教與(yu) 儒學分裂乃至分道揚鑣起著直接的肇端作用。從(cong) 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開始，為(wei) 統治製度提供思想支持的官方儒教與(yu) 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主脈的民間儒學，正式開始背道而馳，漸行漸遠。

　　後世儒學的分裂之源，正在於(yu) “吾道一以貫之”。短短六個(ge) 字，就有“道”“一”“之”三字令後世莫衷一是。“道”是道路、道理還是道統？“一”是不是指“仁”？“之”是虛詞還是實詞，若是實詞，指代何物？曹魏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即有“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之說，孔子學說亦不例外，加之“因材施教”，弟子資質不同，各有體(ti) 悟，再傳(chuan) 之下，魯魚亥豕在所難免。

　　孔子並不像有些人所攻擊的那樣是趨附之輩，他以“巧言，令色，足恭”為(wei) 恥，不掩飾自己的缺點，連“反對派”長沮、桀溺的奚落，也被記入《論語》。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在讚美三代之樂(le) 《韶》“盡美”“盡善”的同時，又說武王之樂(le)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顯是對當朝（周）開國君主的不滿。這種批判精神也體(ti) 現在“微言大義(yi) ”的春秋筆法上。他對弟子發出了“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的告誡，似乎已料到，後人會(hui) 以此自我標榜和互相指責。

　　孟子並非慣常人們(men) 所認為(wei) 的腐儒，他身上充滿了上承孔子的質疑精神。他堅持“性善論”，順著子貢為(wei) 紂王辯白的話頭——“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接著說“盡信書(shu) ，則不如無書(shu) 。吾於(yu)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明顯是懷疑周武王及其後人在有意“抹黑”殷紂王，難怪其“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的言說為(wei) 後世帝王所不喜。從(cong) 博采道家、法家等眾(zhong) 家之長的孔子出發，到孟子已隱隱接近於(yu) 黃老之學；荀卿則執定“性惡論”，認為(wei) “法者，治之端也”，明顯有向法家靠攏的傾(qing) 向。荀子的弟子韓非、李斯為(wei) 統治者謀劃時則全麵傾(qing) 向於(yu) 法家。當然我們(men) 不能就此說荀子支持官方的儒教，而孟子支持民間的儒學。因為(wei) 曆代統治者取儒家為(wei) 己所用，隻取對鞏固統治有利的部分，使之“居廟堂之高”，全不管荀孟之分；剩下的讓統治者內(nei) 心隱憂的部分，就隻能“處江湖之遠”，在民間頑強生長了。

　　秦亡漢興(xing) ，不甘於(yu) 僅(jin) 為(wei) 百家之一的儒家弟子，嚐試使其成為(wei) 主流並主導當時的社會(hui) 生活，其方向就是儒學的宗教化和官方化。儒學最早接近宗教意味，是由漢初叔孫通預備，董仲舒建功的。漢武之後儒術得以獨尊，向官方靠攏的儒家弟子成了正式的儒士，東(dong) 漢的許慎更將儒士解讀為(wei) “術士”，其中原因應與(yu) 儒士以承天道、執教化為(wei) 己任，構建教化之國的政治理念有密切關(guan) 係。曆覽此後的中國史，無論是政治建製、刑律法條，還是倫(lun) 理規範、行為(wei) 模式，無不打上了儒教的烙印。兩(liang) 漢時期，儒術獨尊後的宗教化，使其成為(wei) 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真理，從(cong) 而造成了思想僵化，發展到極致，催生了經學，遂有今古文之爭(zheng) ，把政治與(yu) 學術交雜在一起，除遍注群經的集大成者鄭玄等為(wei) 後人留下寶貴的文獻學遺產(chan) 外，亦帶來諸多消極影響。

　　儒術縱身躍向統治者懷抱的同時，儒學並未湮沒。太史令的職責是修官史，但刑餘(yu) 之人司馬遷，秉承《春秋》筆法在《史記》中記載劉邦“好酒及色”，為(wei) 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作了注。備受擠壓的儒學，甚至從(cong) 戰國秦《呂氏春秋》和漢初《淮南子》諸家並存的局麵中得到啟發，借東(dong) 漢中期道家向道教轉化之時，向道教第一部經書(shu) 《太平經》滲透。《太平經》“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為(wei) 君，衰即為(wei) 民”的思想，與(yu) 孟子民貴君輕思想的傳(chuan) 承性一望可知；而其“興(xing) 國廣嗣”之說，實際是儒學孝道學說在民間思想中的真實反映，也因之在民間得到廣泛傳(chuan) 播。

　　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儒教先借九品中正製鞏固士族地主的儒士地位，後為(wei) 吸收新鮮血液，又代之以科舉(ju) 製，將庶族地主和其他階層的知識精英批量轉化為(wei) 儒士。科舉(ju) 製對於(yu) 官方治理的意義(yi) 如此顯著，以致唐太宗得意之情溢於(yu) 言表：“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科舉(ju) 製是個(ge) 裏程碑，以之為(wei) 標誌，官方主流的通道得以打開，儒術正式演變為(wei) 事實上的儒教。

　　而儒學，在魏晉時期通過與(yu) 道家的握手而宣示對當權者的不合作，開始推崇“三玄”——《老子》《莊子》和《周易》。易所包含樸素的唯物主義(yi) 和讖緯之學元素都得到極大的發揮。但玄學是儒不是道，玄學家們(men) 所尊敬的最大聖人依然是孔子。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的佛教，於(yu) 南北朝至隋唐間也充分與(yu) 民間儒學交融。儒釋的交融，也使之產(chan) 生了完全中國化的禪宗、天台宗和華嚴(yan) 宗。而比韓愈等人更具反抗精神的李白、杜甫等，將《詩經》的興(xing) 觀群怨傳(chuan) 統發揚光大，其光芒穿透時空照耀至今。

　　自宋至明，儒教借越來越成熟的科舉(ju) 製進一步鞏固了“居高聲自遠”的地位，卻也難以防止日漸僵化成為(wei) 埋沒人才的殘酷機器；與(yu) 此同時，儒釋道的進一步融合成就了新儒學。儒教也不得不開始向儒學尋找營養(yang) 。周敦頤實是二程的老師和朱熹的師祖，不過他一生不得誌，經曆民間風雨，成就了在儒學上的地位。讀《愛蓮說》的人，隻要了解這種植物對佛教徒的意義(yi) ，就不難理解其思想淵源；而其《太極圖說》，無疑是對道教吸收之後的產(chan) 物。邵雍的象數之學，部分源於(yu) 讖緯，部分代表科技，整體(ti) 上又是民間儒學智慧的一部分。到了陸九淵，更是極為(wei) 大膽地向已具神聖意味的“六經”發出挑戰，提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研究者們(men) 往往忽視儒學的另外一脈——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歐陽修，有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的範仲淹，更有不阿王安石不附司馬光、“常行於(yu) 所當行，常止於(yu) 不可不止”的蘇軾等。

　　有宋一代，最能代表儒教的，是二程、朱熹的理學。二程認為(wei) ，理是宇宙的本體(ti) 、萬(wan) 物的本質，“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朱熹則進一步提出要“革盡人欲，複盡天理”。程朱認為(wei) ，理規定著自然和社會(hui) 的本質，它同時也是仁義(yi) 禮智之理，其主要內(nei) 容即三綱五常。到了明朝，王陽明作為(wei) 儒教的另一代表，傳(chuan) 承的卻是陸九淵的儒學一脈，“心即理也”，“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這些與(yu) 禪學“嗬佛罵祖”相類的語言，在程朱一派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因而，陽明本人是儒教的代表，那些提倡“赤子之心”的後學，以及再傳(chuan) 弟子中的封建叛逆李贄等人，則應歸入儒學範疇。

　　清朝借僵化的儒教實行文化專(zhuan) 製，使得不少學者埋首故紙堆，以校讎訓詁為(wei) 主的“小學”發達，民間儒學則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所堅守傳(chuan) 續。同時，由元末明初以迄清末，更接近底層的儒學中，孕育出了《水滸傳(chuan) 》《西遊記》《紅樓夢》等被儒教視為(wei) “誨淫誨盜”、卻廣受百姓歡迎的四大名著。其後，麵對西方文明的衝(chong) 擊，康有為(wei) 以《新學偽(wei) 經考》《孔子改製考》等重新解讀孔子，目的是使儒教成為(wei) 國教。他上書(shu) 光緒，要求借鑒基督教之製立儒教為(wei) 國教，在各鄉(xiang) 各鎮建立孔廟，規定每逢星期天在孔廟舉(ju) 行祭典……正所謂物極必反，反康最烈的，恰是其得意門生梁啟超。他在變法失敗逃亡日本後認真反思，反過來成了民間儒學的代言人。五四運動將以“吃人的禮教”為(wei) 核心的儒教付之一炬，而儒學則如鳳凰般在火中涅槃，成為(wei) 值得繼承弘揚的傳(chuan) 統文化精髓。■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