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什麽(me) 是啟蒙”的話題，人們(men) 自然會(hui) 想起康德的同名文章。美國當代學者詹姆斯·施密特認為(wei) ：“啟蒙運動是歐洲的一個(ge) 曆史事件，但是，‘什麽(me) 是啟蒙’這個(ge) 問題，卻獨一無二地是一個(ge) 地地道道的德國問題。”他沒有看到，康德及其同時代人爭(zheng) 論的問題在西方延續到現在並影響到中國；“什麽(me) 是啟蒙”不僅(jin) 是一個(ge) 曆史問題，更不僅(jin) 是一個(ge) “德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海內(nei) 外學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的啟蒙思想為(wei) 標準來判斷中國啟蒙的性質；或追隨當代西方反對啟蒙、批判現代性的思潮，注重總結五四運動的“教訓”，而很少總結中國近代以來啟蒙的經驗教訓，甚至認為(wei) 啟蒙未在中國發生過。有鑒於(yu) 此，筆者選擇以下四個(ge) 問題加以辨正，以期方家關(guan) 注。

　　中國近代啟蒙起源於(yu) 何時？

　　我國古代早有“啟蒙”之名：漢儒的“祛弊啟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養(yang) 正”指的是讓人脫離不成熟狀態的兒(er) 童教育。但民主和科學意義(yi) 上的啟蒙思想發端於(yu) 中國最後一個(ge) 王朝--清朝。我國曆史學家侯外廬把有清一代的啟蒙思想分為(wei) 三期，認為(wei)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的啟蒙思想“氣象博大精深”，18世紀戴震、章學誠等人的漢學是黃顧之餘(yu) 緒，19世紀中葉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拉開了近代啟蒙的帷幕。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維新巨子雖開始時在表麵上受西方文藝複興(xing) 和日本明治維新影響，但其曆史資源、理論基礎和表達方式是“經學革命”。而當維新派成為(wei) 改良派時，反滿革命派章炳麟則通過闡發古文經學的革命意義(yi) 與(yu) 今文經學抗衡。

　　這樣看來，中國近代啟蒙與(yu) 西方啟蒙在17-19世紀同步發生，雖然理論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製君權的民主思想、倡導“修己治人之實學”的科學思想以及變革維新的曆史進步觀等。所不同的是，中國近代啟蒙生不逢時：當以啟蒙學者代表的西方資產(chan) 階級接二連三攻堅克難、奪得政權之際，黃宗羲所哀歎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蠻夷剛拂曉，複明已沒落）的晦暗局麵在200多年間竟無本質改變。

　　五四運動如何推動了社會(hui) 進步？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啟蒙的標誌性事件，其現代性表現為(wei) 二：一是思想資源的世界性，二是劃時代的進步性。這兩(liang) 點可以幫助我們(men) 進一步把握五四運動的性質。

　　有人把五四運動視為(wei) 西化派與(yu) 文化保守派的矛盾和衝(chong) 突。矛盾和衝(chong) 突是客觀存在的，但過分渲染就可能導致雙重混淆。第一，混淆了現代啟蒙和舊式啟蒙。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yi) 者有世界眼光，比如，梁漱溟主張在世界文化視野中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質，認為(wei) 引進西方文化中科學與(yu) 民主這兩(liang) 種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當務之急”。而落後於(yu) 世界潮流的舊式保守派思想，無論是康有為(wei) 的孔教主義(yi) ，還是章炳麟“光複宗國”的“國粹國魂”說，都被時代所淘汰。第二，沒有看到西化派和保守派都試圖融匯中西思想或新舊學說。在保守派方麵，學衡派受美國白碧德的新人文主義(yi) 影響，主張“融合新舊，擷精立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杜亞(ya) 泉主張“中西文化融合論”。在西化派方麵，胡適自述“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後來提倡並身體(ti) 力行“整理國故”，用實際行動證偽(wei) 了他“中國事事不如人”的偏激之詞。

　　有人把五四運動說成自由主義(yi) 、保守主義(yi) 和激進主義(yi) 的分裂與(yu) 較量。這一論斷從(cong) 學理上說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論。僅(jin) 從(cong) 政治結果上說，如果把後來的曆史都歸咎於(yu) 五四時期的這種所謂分裂與(yu) 較量，也是一葉障目。我以為(wei) ，應區別作為(wei) 社會(hui) 政治運動的啟蒙和作為(wei) 思想解放思潮的啟蒙。作為(wei) 社會(hui) 政治運動，啟蒙總要把精力集中於(yu) 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總有曲折反複，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盡管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充滿進退興(xing) 衰的插曲，但始終貫穿著一種時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謂“公開運用你的理智的勇氣”。恩格斯曾指出，法國啟蒙運動的偉(wei) 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麵前為(wei) 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

　　五四運動是社會(hui) 政治運動，新文化運動則是思想解放思潮。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數千年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和新傳(chuan) 入外國思潮的“理性法庭”，雖然“法官”們(men) 有不同的具體(ti) 標準，但他們(men) 遵循相同的裁判規則，於(yu) 是共同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術和政治。無論有多麽(me) 大的政治分歧，複辟帝製已不可能，開曆史倒車不得人心，原封不動地照搬古語舊學沒有立足之地。一代學術宗師的湧現和民智大開的新風尚是新文化運動的曆史貢獻，而大批優(you) 秀分子推動的政治變革則是五四運動的社會(hui) 效應。兩(liang) 者相互激蕩、彼此呼應而又不相混淆。

　　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播與(yu) 啟蒙之間是什麽(me) 關(guan) 係？

　　國內(nei) 外有人寫(xie) 文章“論證”馬克思主義(yi) 違反啟蒙運動精神，但他們(men) 沒有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yi) 的三個(ge) 來源（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德國古典哲學）恰恰是西方啟蒙運動三個(ge) 階段（英國工業(ye) 革命、法國大革命、德國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論形式，也沒有認真看待中國近現代啟蒙與(yu)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所謂“激進主義(yi) ”，在一些人看來就是五四時期俄國革命傳(chuan) 來的馬克思主義(yi) 。令這些人痛心疾首的是，馬克思主義(yi) 在五四運動之後逐漸成為(wei) 中國思想的主流。一位美籍華人學者回憶說：“時至今日，一提起五四運動，常會(hui) 引起台灣不少人的憎惡之情，他們(men) 之所以憎惡五四，最現實的理由是它促進了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的興(xing) 起”。其實，國民黨(dang) 失去政權時的這種憎惡在它取得政權時就已暴露無遺，其宣傳(chuan) 部長在1928年說：“中國本來是一個(ge) 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但共產(chan) 革命把社會(hui) 風尚“攪成落花流水”。基於(yu) 同樣的立場，蔣介石在1943年《中國之命運》一書(shu) 中，把他的建國綱領建立在“四維八德”的思想基礎之上，目的是“昌明我國固有的人倫(lun) 關(guan) 係，即所謂五倫(lun) ”。

　　曆史無情的邏輯是：既然國民黨(dang) 當權派拋棄了五四精神，經過啟蒙洗禮的新一代就要拋棄他們(men)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因勢利導，在1927年之後開展“兩(liang) 種革命”，即“農(nong) 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針對偽(wei) 滿洲國遺老用“王道仁義(yi) ”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的謬論，也針對蔣介石集團營造複古氛圍的“新生活運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和進步知識分子在1936年發起“新啟蒙運動”，用“啟蒙運動”界定五四運動的性質，並主張把文化上的理性主義(yi) 、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義(yi) 與(yu) 挽救民族危亡的愛國主義(yi) 結合起來，實現啟蒙與(yu) 救亡的高度統一。

　　與(yu) 此相反，蔣介石始終把馬克思主義(yi) 看作蘇俄惡意輸入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理論，一廂情願地把“道統”和“治統”等同於(yu) “中國文化固有的道德價(jia) 值”和“複興(xing) 民族”的基礎，最終落得個(ge) 孤家寡人的下場。他到台灣後承認：“我們(men) 同共產(chan) 黨(dang) 的較量，不僅(jin) 是輸在軍(jun) 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敗。一本書(shu) （指艾思奇的《大眾(zhong) 哲學》）搞垮了我們(men) 的思想戰線！”但他至死也沒有弄明白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批判啟蒙，超越啟蒙，還是繼續解放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救亡”這個(ge) 前提。完成現代化下一階段的建設任務，是否也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答案是肯定的。

　　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1978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出了把黨(dang) 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jue) 策。其世界性在於(yu) 廣泛吸收了國外馬克思主義(yi) 和現代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其現代性在於(yu) 摸清了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的現代化建設方向，其劃時代的進步意義(yi) 在於(yu) 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其民族性在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的中國特色。

　　在思想不斷解放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始終有批判五四、超越啟蒙、反對現代性的思潮。這股思潮不但在故紙堆中翻出“中華道統”的陳腐教條，而且有西化的時髦外衣，還從(cong) 美國漢學界搬來了“論證”中國人必然不能脫離專(zhuan) 製的思路。這股思潮將自身標榜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其實是把現代文化保守主義(yi) 與(yu) 腐朽的複古主義(yi) 混為(wei) 一談；或借助“現代性批判”“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yi) ”“後現代主義(yi) ”等西方話語，其實正如馬克思當年所言，他們(men) “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

　　這股思潮有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如說五四運動割裂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命脈，用理性的名義(yi) 製造新的教條，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德菩薩”“賽菩薩”；有人發揮類比附會(hui) 的豐(feng) 富想象，在新文化運動和延安整風中找出相同的“語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續；有人把現代化的思想基礎說成“工具理性”“資本的邏輯”或“大眾(zhong) 文化產(chan) 業(ye) 的欺騙”，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義(yi) ”來救贖；等等。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對啟蒙或告別啟蒙的話語。竊以為(wei) ，隻要和平與(yu) 發展是當代世界兩(liang) 大主題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隻要我們(men) 還處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隻要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必須落實在國家、社會(hui) 和個(ge) 人三個(ge) 層麵，我們(men) 就需要始終高揚解放思想的旗幟，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事業(ye) 。■

　　（作者為(wei) 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hui) 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