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xing) 有機會(hui) 再次來到牛津大學。20年前我曾在這裏做過訪問學者，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牛津大學強烈的曆史感和濃厚的思辨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幫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一些思路。這次你們(men) 又安排我住在牛津曆史最悠久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College），學院底樓有學院之子大詩人雪萊躺在湖邊“安睡”的雕塑。雪萊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詩人，他的著名詩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hui) 遠嗎？”曾鼓舞過無數中國仁人誌士為(wei) 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過去的30年中，這些詩句又鼓舞了無數投入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大業(ye) 的人們(men) ，激勵他們(men) 克服了改革開放過程中許多艱險，這一切為(wei) 今天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這種感覺無比奇妙。無疑，英國人的曆史感在這裏得到了最佳體(ti) 現。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講的內(nei) 容，和英國人一樣，中華民族也是一個(ge) 曆史感極強的民族。如果說“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體(ti) 現了英國文化的曆史傳(chuan) 承，那麽(me) 在中國，孔子兩(liang) 千多年前的論著，今天多數中國人還可以閱讀其原文，則體(ti) 現了中國文化的曆史傳(chuan) 承。中國今天的崛起離不開這種偉(wei) 大的曆史傳(chuan) 承。

　　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兩(liang) 種結局：一種是從(cong) 希望到失望，一種是從(cong) 希望到絕望。

　　照搬西方模式走不通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但我們(men) 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充分。我接觸過很多對中國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們(men) 的感覺中，中國大致就是一個(ge) 放大了的東(dong) 德。今天中午，牛津大學把名譽博士學位授予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這裏就有人問我中國會(hui) 不會(hui) 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去過緬甸，這個(ge) 國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國落後至少40年，換上西方政治模式來治理緬甸，結果也不會(hui) 好。我走訪過100多個(ge) 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得出一個(ge) 簡單的結論：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兩(liang) 種結局：一種是從(cong) 希望到失望，一種是從(cong) 希望到絕望，所以我感謝了他的好意，並告訴他中國還會(hui) 繼續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緬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發後，我就說過，“埃及之春”將演變成“埃及之冬”，現在這種前景似乎變得日益清晰。

　　其實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麵臨(lin) 著巨大的挑戰，從(cong) 今天希臘的破產(chan) 到西班牙和美國的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總統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說美國民主已經蛻變成了“1％有、1％治、1％享”。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西方國家的民眾(zhong) 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現遠遠低於(yu) 本國人民的期待，也低於(yu) 中國民眾(zhong) 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這些情況說明西方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ti) 製改革還任重道遠。

　　過去30多年，西方主流媒體(ti) 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無數次地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但結果證明都是錯的，中國沒有崩潰，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對中國不斷誤判的深層次原因是其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一旦他們(men) 能夠尊重事實，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他們(men) 會(hui) 看到中國過去30多年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曆史上一場最偉(wei) 大的經濟和社會(hui) 革命，6億(yi) 多人脫離了貧困，約占整個(ge) 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八十。這個(ge) 成就奠定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包括英國在內(nei) 的整個(ge) 外部世界。

　　我可以舉(ju) 一個(ge) 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的變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zhuan) 家，一定聽說過中國民間結婚有“三大件”之說。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三大件”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到了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到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進入21世紀後，已經變成了“房子、車子、票子”。世界上沒有一個(ge) 民族在這麽(me) 短的時間內(nei) 經曆過這麽(me) 快的財富增長。當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為(wei) 這是一個(ge) 過於(yu) “物質主義(yi) ”的例子。但一個(ge) 曾經上千年領先世界的國家，一落千丈後貧窮了二三百年，然後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質主義(yi) ”一時抬頭恐怕也在所難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文化建設也會(hui) 趕上來的，中國的文化底蘊為(wei) 這種文化建設和中國自己的文藝複興(xing) 奠定了基礎。

　　迅速發展的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種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yan) 重，而且不容易解決(jue) 。我們(men) 可以把今天中國的崛起和當年英國的崛起做一個(ge) 比較，英國崛起的時候，英國本土人口才一千多萬(wan) 人，但它已經有了比自己領土大幾十倍的龐大的殖民地，英國可以把自己的問題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ya) ，把失業(ye) 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國已經是一個(ge) 13億(yi) 人口的大國，卻隻能在自己內(nei) 部消化伴隨國家迅速崛起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但過去30年的實踐已證明，中國可以應對這些挑戰。盡管中國存有各種問題，但中國總體(ti) 的成功是確切的，而這種成功的關(guan) 鍵是中國國家的性質和中國的發展模式。

　　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製度的話，將變得無法治理。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隻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dang) 製和一人一票來選舉(ju) 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麽(me) 解體(ti) ，要麽(me) 成為(wei) 一個(ge) 沒有任何決(jue) 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實踐理性

　　中國不是一個(ge) 放大的東(dong) 德，也不是另外一個(ge) 普通國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是一個(ge) 集5000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於(yu) 一體(ti) 的國家。我這裏可以使用一個(ge) 不太準確的比方：這有點像古羅馬帝國一直沒有滅亡，一直延續到今天，人口眾(zhong) 多，幅員遼闊，在一個(ge) 統一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其地域、傳(chuan) 統、文化等巨大的內(nei) 部差異都可以和平共處於(yu) 一體(ti) ，大家都使用一種語言：拉丁語。

　　文明型國家是長期曆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產(chan) 物。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我在《中國震撼》一書(shu) 中反複強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製度的話，將變得無法治理，將走向分裂和解體(ti) 。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隻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dang) 製和一人一票來選舉(ju) 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麽(me) 解體(ti) ，要麽(me) 成為(wei) 一個(ge) 沒有任何決(jue) 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ge) 超級因素的複合體(ti) ，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曆史傳(chuan) 統，超豐(feng) 富的文化積澱。以人口為(wei) 例，中國這些年的一個(ge) 春運就有30多億(yi) 人次上路，這大約等於(yu) 把整個(ge) 南、北美洲、整個(ge) 歐洲、非洲、俄羅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個(ge) 月裏挪動一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ge) 國家麵臨(lin) 這樣人口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和機遇。

　　中國是一個(ge) 大陸，具有一個(ge) 洲的規模，內(nei) 部區域差異性巨大。中國在人類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內(nei) 都有數千年的曆史傳(chuan) 承。中國文化的豐(feng) 富性也是舉(ju) 世罕見的。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餐飲的豐(feng) 富性。歐洲最豐(feng) 富的菜係是法國菜，但我個(ge) 人以為(wei) 中國八大菜係中的任何一個(ge) 菜係，其豐(feng) 富型和多樣性可能都超過了法國菜係，換言之，法國菜係是法蘭(lan) 西一個(ge) 民族文化的產(chan) 物，而八大菜係是中國“百國之和”文明型國家的文化產(chan) 物，所以其豐(feng) 富性和複雜性舉(ju) 世罕見。其實中國社會(hui) 方方麵麵都體(ti) 現了這種巨大的豐(feng) 富性和複雜性，這既是中國政治治理最困難的地方，也是中國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超”特征實際上已經規範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cong) 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yi) ，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ti) 製改革和創新。這種謹慎探索，尊重事實，不斷試錯的改革方針符合中國幅員遼闊、情況複雜的國情。這種實踐理性和英國人崇尚的經驗主義(yi) 哲學有共通之處：大衛·休默一直質疑純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複強調一國的政治體(ti) 製應主要來源於(yu) 自己的曆史傳(chuan) 統；伯特蘭(lan) ·羅素大力提倡“唯事實”，即“事實是什麽(me) ？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麽(me) ？”如果這些偉(wei) 大的哲學家今天仍健在的話，他們(men) 會(hui) 理解今天的中國。

　　在實踐理性的指導下，中國堅持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放在最為(wei) 優(you) 先的位置，並取得了人類扶貧史上的最大成績；中國堅持了漸進改革，拒絕休克療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斷糾錯，持續漸進；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汲取別人之長，同時也延續自己的傳(chuan) 統，特別是通過一個(ge) 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wei) 的政府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還確立了混合經濟模式，即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發揮社會(hui) 主義(yi) 保證宏觀平衡的優(you) 勢，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這個(ge) 趨勢我看還會(hui) 繼續下去。

　　實踐理性使中國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yi) 和經濟浪漫主義(yi) ，避免了一個(ge) 又一個(ge) 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wei) “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ti) 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麵崛起。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確實對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種挑戰，從(cong) 政治上看，中國模式最終可能會(hui) 給世界帶來一種範式變化，即從(cong) “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分析範式轉向“良政與(yu) 劣政”的分析範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製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製度。中國雖有各種問題，但總體(ti) 上的治理水平遠遠高於(yu) 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製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烏(wu) 克蘭(lan) 、希臘等，也可以是非西方製度，如緬甸等。中國模式將激勵越來越多的國家大膽探索自己的道路，進行體(ti) 製創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國確實在迅速地崛起。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中國將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nei) 超過美國成為(wei) 世界最大的經濟體(ti) ，我自己估計屆時中國中產(chan) 階層的人數將是美國人口的兩(liang) 倍。中國的發展模式雖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國際激烈競爭(zheng) 的產(chan) 物，還在不斷完善之中。它充滿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國模式競爭(zheng) 。

　　其實，西方也沒有必要害怕中國模式。和經濟增長一樣，發展模式的競爭(zheng) 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可以雙贏的，就像西方已經從(cong)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益良多。從(cong) 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ge) 互相學習(xi) 的過程，中國已經從(cong) 西方學到了很多東(dong) 西，現在還在學習(xi) ，以後還要繼續學習(xi) ，但在這個(ge) 過程中，中國也發揮了自己的傳(chuan) 統和優(you) 勢，在中西高度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越來越多自己的東(dong) 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一下，嚐試從(cong) 中國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這將有助於(yu) 避免誤判中國的未來，也可以豐(feng) 富我們(men) 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應對各種棘手的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如消除貧困，創造就業(ye) ，避免金融危機，防止文明衝(chong) 突等。

　　2011年6月，我曾經在上海和《曆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的作者福山教授有過一場關(guan) 於(yu) 中國模式的辯論，我坦率地告訴他，曆史沒有終結，也不會(hui) 終結，如果一定要說終結的話，那隻能是“曆史終結論”的終結，而且這種終結對中國有好處，對西方本身也有好處，對整個(ge) 人類都有好處，因為(wei) 整個(ge) 人類都需要不斷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經濟製度。謝謝大家！

　　“文明型國家”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我們(men) 有占世界1/5的人口，約等於(yu) 100個(ge) 歐洲中等國家的規模。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ge) 特點就是：學習(xi) +創新+巨大人口產(chan) 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但人口眾(zhong) 多也意味著我們(men) 在相當長時間內(nei) 仍是一個(ge) 資源緊運行的社會(hui) ，需要一個(ge) 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進行統籌協調，否則國家發展會(hui) 遭遇重大挫折。

　　第二，我們(men) 有幅員遼闊的國土，這使我們(men) 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you) 勢和戰略縱深。我們(men) 可以在超大規模的範圍內(nei) 進行空間戰略布局，推動大規模產(chan) 業(ye) 梯度轉移，實現西氣東(dong) 送、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曆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優(you) 化配置。

　　第三，我們(men) 使用的是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一個(ge) 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也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隨著科技的進步，中文與(yu) 所有的現代技術均可兼容，其影響力正在從(cong) 亞(ya) 洲的“漢字文化圈”擴大到世界各個(ge) 地方。

　　第四，中國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體(ti) 係和文化內(nei) 源性，在人類主要知識領域內(nei) 都有自成體(ti) 係的東(dong) 西，如政治、哲學、宗教、語言、建築、文學、美術、音樂(le) 、軍(jun) 事、教育、體(ti) 育、醫學、飲食等都是這樣。中華文明是一個(ge) 主體(ti) 文明，不是次生文明。日本作為(wei) 一種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更何況中國呢？

　　第五，中國有海納百川、融多樣性為(wei) 一體(ti) 的能力。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men) 說從(cong) 表麵看，中國權力集中，但中國各項改革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各個(ge) 地方既競爭(zheng) 又合作，遠比印度的體(ti) 製有活力。中國可以吸收其他文明的所有精華，但決(jue) 不放棄自己，最終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優(you) 勢整合與(yu) 超越。

　　第六，中國具有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yu) “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完全等同於(yu) “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yu) 天”，就是這個(ge) 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ti) 和長遠利益。這使我們(men) 更能夠克服今天西方民主製度所帶來的民粹主義(yi) 和短視主義(yi) 等弊病和危機。

　　第七，在經濟領域內(nei) ，我們(men) 不僅(jin) 掌握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並在這個(ge) 方麵有所創新和超越，同時我們(men) 還發展了自己的“宏觀整合力”。從(cong) 中國經濟的全麵提升到抗擊金融危機，都展現了我們(men) “數目字管理”和“宏觀整合力”的結合。中國“宏觀整合力”的背後是中國數千年儒家的“天下觀”和強勢政府精英治國的傳(chuan) 統。

　　第八，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文化進入全麵繁榮和複興(xing) 的新時代。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書(shu) 畫熱、茶道熱、文物熱、中醫熱等都體(ti) 現了中國文化的繁榮與(yu) 複興(x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