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代網絡技術（WEB2.0）的基礎上，各種社交媒體(ti) （SocialMedia）蓬勃發展。它們(men) 不僅(jin) 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也使信息化時代的生活更加快捷與(yu) 便利。然而，西方左翼對網絡與(yu) 社交媒體(ti) 的作用一直爭(zheng) 論不休，對它們(men) 的社會(hui) 影響也意見不一。近期，密德薩斯大學教授馬丁·厄普丘奇（MartinUpchurch）在英國左翼季刊《國際社會(hui) 主義(yi) 》雜誌2014年第1期發表文章，探討網絡技術與(yu) 社交媒體(ti) 對工人階級正負兩(liang) 方麵的影響。

　　高估社交媒體(ti) 的影響

　　近年來，左翼對網絡和社交媒體(ti) （WBC）的作用展開熱烈的討論。西弗吉尼亞(ya) 大學的喬(qiao) 尼·瓊斯（JonnyJones）曾刊文評述這些討論，並正確地指出高估社交媒體(ti) 對社會(hui) 運動的影響十分危險。包括社交媒體(ti) 在內(nei) 的信息與(yu) 通信新技術無疑提升了社會(hui) 運動的組織能力，但它們(men) 並沒有創造社會(hui) 運動。如果那麽(me) 認為(wei) ，就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技術決(jue) 定論。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克裏斯汀·富克斯（ChristianFuchs）是社交媒體(ti) 領域的頂級專(zhuan) 家，他從(cong) 馬克思反對“技術中心主義(yi) ”的視角出發，批判將社交媒體(ti) 作為(wei) 社會(hui) 運動引擎的觀點，認為(wei) 這是一種“拜物主義(yi) ，……一種以技術代替思想對社會(hui) 發揮影響的工具決(jue) 定論意識形態”。
　　將WBC的價(jia) 值誇大為(wei) 社會(hui) 運動引擎的傾(qing) 向，反映了一種過度強調新技術對於(yu) 激發社會(hui) 抗爭(zheng) 和社會(hui) 變革影響力的思想潮流。例如，安東(dong) 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從(cong) 後現代視角指出，“實時的電子交流不僅(jin) 是一種更快捷的傳(chuan) 遞新聞或信息的方式，還從(cong) 本質上改變了我們(men) 的生活，貧窮和富有的人都概莫能外。”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Castells）在其《信息時代》三部曲中也將信息技術視為(wei) 現代社會(hui) 變化的根源。在他看來，網絡取代等級成為(wei) 社會(hui) 組織的主導形式，個(ge) 人則通過技術建構自己的身份。邁克爾哈特（MichaelHardt）和安東(dong) 尼奧·內(nei) 格裏（AntonioNegri）認為(wei) ，物質生產(chan) 已經消失在一個(ge) 失重世界（aweightlessworld），權力沒有固定邊界或領土中心，我們(men) 生活的世界中權力“既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這同樣是一種後現代的視角。
　　無論從(cong) 現代還是後現代角度，上述觀點不僅(jin) 回避或侵蝕了社會(hui) 變化的物質基礎，也否定了根源於(yu) 階級形成和階級鬥爭(zheng) 的變革推動者的重要性。凱文·杜根（KevinDoogan）在其著作《新資本主義(yi) 》中，將這種回避描述為(wei) 更為(wei) 專(zhuan) 業(ye) 的“去物質化”。他認為(wei) ，距離和時間的消失導致失重世界概念的出現。我們(men) 似乎超越了技術中心主義(yi) ，進入一個(ge) 崇拜知識傳(chuan) 播的世界。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ge) 重要事實：“即便知識傳(chuan) 播是非物質的，但其生產(chan) 和消費仍是物質的。”
　　因此，現在麵臨(lin) 的任務是，通過考察日常工作環境中通信技術的影響力，真實地驗證這些“失重”和“去物質化”理論。從(cong) 生產(chan) 的角度說，如果我們(men) 想要完全理解通信技術影響力的含義(yi) ，就需要集中考察它在工作環境中的作用。首先是雇主在勞動變化過程中使用通信技術提高工作強度的權力；其次是通信技術在勞動者組織通過工會(hui) 反抗雇主的過程中體(ti) 現的潛在解放力量；再次是此類技術是否會(hui) 影響工會(hui) 內(nei) 部普通成員與(yu) 管理階層之間的權力平衡。

　　雇主利用社交媒體(ti) 監控員工

　　在馬克思看來，為(wei) 了保持競爭(zheng) 力，技術被個(ge) 人資本用作減少“社會(hui) 必要勞動時間”的工具。現代管理者通過建立“業(ye) 績管理”的“曲線”得出自己的結論。為(wei) 了提高整體(ti) 業(ye) 務水平，某一單位中業(ye) 績評估得分處於(yu) 最後10%的員工將定期被清退。因此，現在的工作場所已經成為(wei) 個(ge) 人業(ye) 績評估和以業(ye) 績定薪水的地方，這種評估不僅(jin) 包括勞動產(chan) 出，還涉及以團隊合作能力、態度、創新和領導為(wei) 標準的抽象勞動形式。工作場所的新通信技術具有一個(ge) 重要特征，它為(wei) 雇主提供了進一步使日常工作慣例化與(yu) 標準化和及時“清除”業(ye) 績不佳雇員的機會(hui) 。
　　數字化的通信技術進一步加強了對員工業(ye) 績的評估。首先，評估工作業(ye) 績已經不需要員工自己填寫(xie) 工作日誌，也無需專(zhuan) 門的檢察人員，評估勞動產(chan) 出和效率可通過遠程操作即時進行。電腦化的監控方式，不僅(jin) 可以實現無縫監控所有工作日，還壓縮了工人自行做決(jue) 定的空間。其次，新的通信與(yu) 網絡技術使雇主能夠將監督的觸角由易於(yu) 衡量的勞動產(chan) 出延伸至工作的各個(ge) 方麵。因此，新技術超越了傳(chuan) 統的監控工具，提高了監督效果。隨著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ti) 的興(xing) 起，雇主有更多機會(hui) 監控、窺探、約束和控製員工。與(yu) 此類似，政府部門也可以利用關(guan) 鍵詞驅動技術監控和偷看電子郵件和社交媒體(ti) 聊天記錄。
　　不僅(jin) 工作的時間和地點因靈活便捷的網絡受到侵擾，就連勞動本身也因某些工作目標或業(ye) 績與(yu) 行為(wei) 的抽象標準受到限製。雇主可以在麵試前在tweets或Facebook上進行預選，熟悉其偏好與(yu) 言行，了解其朋友的類別與(yu) 數量，繪製一幅由其社會(hui) 與(yu) 政治習(xi) 慣、性別、年齡和膚色組成的印象圖。但是，這一過程中的主觀性和危害顯而易見。雇主利用社交媒體(ti) 打擊員工的典型事例是英國航空公司（BA）2011至2012年的員工罷工。英國航空公司工會(hui) 的下屬部門BASSA組織了22次罷工，該公司隨後采取報複行動，打擊在罷工中使用Facebook、電子郵件和短信相互聯係的個(ge) 人，導致40名機務人員受處分、15名支持罷工者被解雇。

　　將虛幻變為(wei) 現實的社會(hui) 運動

　　福柯（Foucault）設想的工作場所和圓形監獄（Panopticon）已經出現。一些評論者認為(wei) ，這一噩夢已經成為(wei) 現實，因為(wei) 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員工的一舉(ju) 一動和每一次失誤都受到監控並被實時記錄下來。倫(lun) 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休·福爾妮（SueFernie）和大衛·麥特卡夫（DavidMetcalf）將電腦技術的效用比作為(wei) 管理者提供了一種電話呼叫中心模式（acallcentreenvironment）的“完美”控製方式。菲爾·泰勒（PhilTaylor）和彼得·貝恩（PeterBain）反駁了這種說法，他們(men) 關(guan) 注雇員以個(ge) 人或集體(ti) 性怠工和反抗的方式進行的抵製。
　　我們(men) 必須考慮社交媒體(ti) 對員工通過監督和曝光雇主的不當行為(wei) 與(yu) 公司的疏漏之處而“扭轉乾坤”的影響。Facebook和Twitter為(wei) 此提供了一個(ge) 直接而即時的工具，雇主和公司的行為(wei) 受到約束，而員工在網上揭發雇主不當行為(wei) 的機會(hui) 和意願也相應提高。然而，基於(yu) 網絡的活動使事情複雜化。社交媒體(ti) 無需經過第三方，就可以立刻將各種信息公布給全世界的觀眾(zhong) ，這不僅(jin) 體(ti) 現為(wei) 維基揭秘、曼寧、阿桑奇和斯諾登等事件，也包括揭露雇主的玩忽職守和腐敗行為(wei) 。為(wei) 了證實這種觀點，一些評論者轉向福柯，後者在《話語的秩序》一文中將語言、話語和權力聯係到一起。該視角以“分散式話語”模式為(wei) 底層人員的集體(ti) 行動提供了機會(hui) 。
　　“分散式話語”不僅(jin) 有能力擾亂(luan) 全球經濟中各公司的權力關(guan) 係，還能在工會(hui) 內(nei) 部產(chan) 生影響，因為(wei) 普通成員可以利用社交媒體(ti) 挑戰工會(hui) 領導層的官僚主義(yi) 和保守性。“分散式話語”的擁護者認為(wei) ，社交媒體(ti) 可以使普通民眾(zhong) 組織起來，通過散布信息和挑戰“官方”話語的方式反對保守的工會(hui) 官僚。
　　然而，這種觀點或許過於(yu) 樂(le) 觀了。第一，激進人士消化和處理信息的數量有限，網絡疲勞問題顯而易見。第二，熱衷於(yu) 關(guan) 注、轉發和分享熱點議題和網上倡議的“懶漢行動主義(yi) ”（slacktivism）和“點擊主義(yi) ”（clicktivism）現象，給我們(men) 一種社交媒體(ti) 能將想法轉化為(wei) 行動的假象，但其中的被動性真實存在。第三，就工作場所的集體(ti) 行動和團結而言，我們(men) 不僅(jin) 要評估社交媒體(ti) 帶來的力量，更要評估它在工會(hui) 內(nei) 部權力與(yu) 權威的形式。
　　近期有評論指出，“工會(hui) 成員比非工會(hui) 成員更樂(le) 於(yu) 使用信息與(yu) 通信技術係統（ICTs）。”但是，工會(hui) 激進分子更喜歡使用社交媒體(ti) 的事實，並不必然表示工會(hui) 將恢複活力或激進的普通成員能有效地挑戰工會(hui) 的官僚層，因為(wei) 社交媒體(ti) 的使用不僅(jin) 局限於(yu) 激進的普通工會(hui) 成員，工會(hui) 的管理階層和右翼激進分子也會(hui) 充分利用信息網絡。因此，我們(men) 必須認識到，普通民眾(zhong) 的獨立性和力量來自勞動戰線的團結，不能指望社交媒體(ti) 拯救集體(ti) 性組織。在麵對麵的接觸和爭(zheng) 論中，民主辯論和群眾(zhong) 集會(hui) 是社會(hui) 信任的生命線，也是將虛幻變為(wei) 現實的社會(hui) 運動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