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知道整個(ge) 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men) 不在乎欺騙。

　　2010年是利瑪竇逝世400周年，中華書(shu) 局適時推出了《利瑪竇中國劄記》的精裝本。1615年，繼《馬可·波羅遊記》以後，由金尼閣整理的該書(shu) 一經出版，再次轟動歐洲，讓西方重窺天朝大國的一抹斜陽。

　　學界多從(cong) 東(dong) 西文化交流的視角，強調利瑪竇對歐洲文明東(dong) 漸與(yu) 中華文明西傳(chuan) 的獨特貢獻，這固然沒錯。這位“明代白求恩”，不遠萬(wan) 裏來到中國，書(shu) 中有許多讚美中國人聰明偉(wei) 大之類的話，這是國人喜聞樂(le) 見的。他也批評中國的陋病，盡管總是“小心翼翼用諒解的詞句提出自己的論證”，但我們(men) 還是能從(cong) 這位“世界公民”的中國劄記裏，讀出他者之眼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犀利觀察。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利瑪竇就強烈感受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中國中心論，“他們(men) 把自己的國家誇耀成整個(ge) 世界，並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國人聲稱並且相信，中國的國土包羅整個(ge) 的世界”。顧及素來秉持天圓地方說的中國人“深信他們(men) 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men) 不喜歡我們(men) 把中國推到東(dong) 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獻給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圖中，利瑪竇特意把中國置於(yu) 世界中央，照顧了一下中國中心論的虛榮心。

　　在利瑪竇看來，正是這種中國中心論，導致中國人“對海外世界的全無了解卻如此徹底，以致中國人認為(wei) 整個(ge) 世界都包括在他們(men) 的國家之內(nei) ”，而對絕大多數外國，“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國家的存在”。據他的觀察，“與(yu) 他們(men) 國家（指明帝國）相鄰接的少數幾個(ge) 王國，---在他們(men) 知道有歐洲存在之前就僅(jin) 知道這幾個(ge) 國家---在他們(men) 的估計中幾乎是不值一顧的”，這些不值一顧的鄰國，包括朝鮮、日本、安南、占城等。

　　據利瑪竇的冷眼旁觀，外國朝貢體(ti) 製純粹是中國中心論妄自尊大、凸顯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發現，在向明朝納貢的國家中，“來到這個(ge) 國家交納貢品時，從(cong) 中國拿走的錢也要比他們(men) 所進貢的多得多，所以中國當局對於(yu) 納貢與(yu) 否已全不在意了”。他進而一針見血道：“所謂進貢倒是有名無實的”，“中國人接納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這類使節，如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li) 以及一些韃靼首領，他們(men) 給國庫增加沉重的負擔。中國人知道整個(ge) 事情是一場騙局，但他們(men) 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men) 恭維他們(men) 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

　　如果說朝貢體(ti) 製從(cong) 製度層麵支撐了中國中心論，那麽(me) 中華文化優(you) 越論則從(cong) 精神層麵滿足了中國中心論。利瑪竇說：“總的說來中國人，尤其是有知識的階層，直到當時對外國人始終懷有一種錯誤的看法，把外國人都歸入一類並且都稱之為(wei) 蠻夷。”他說得一點不錯，中國人“偶而在他們(men) 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men) 也會(hui) 把他們(men) 當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yu) 原野裏的野獸(shou) 差不多。甚至他們(men) 表示外國人這個(ge) 詞的書(shu) 麵語匯也和用於(yu) 野獸(shou) 的一樣，他們(men) 難得給外國人一個(ge) 比他們(men) 加之於(yu) 野獸(shou) 的更尊貴的名稱。”中國曆代正史的《蠻夷傳(chuan) 》與(yu) 《外國傳(chuan) 》，可以為(wei) 利瑪竇的觀察提供充足的證據。

　　在利瑪竇看來，這種超過閾度的中華文化優(you) 越感，使得當時中國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wei) 所有各國中隻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wei) 大，政治製度和學術名氣而論，他們(men) 不僅(jin) 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是看成沒有理性的動物。他們(men) 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他批評中國人，“他們(men) 的驕傲是出於(yu) 他們(men) 不知道有更好的東(dong) 西以及他們(men) 發現自己遠遠優(you) 勝於(yu) 他們(men) 四周的野蠻國家這一事實。”據利瑪竇的實地考察，當時中國人“為(wei) 了表示他們(men) 對歐洲人的蔑視，當葡萄牙人初到來時，就被叫做番鬼，這個(ge) 名字在廣東(dong) 人中仍在通用。”盡管過了4個(ge) 世紀，“番鬼”這詞至今仍在廣東(dong) 話中流行。

　　與(yu) 中華文化優(you) 越感如影相隨的，就是當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懼與(yu) 反感，以致“從(cong) 不與(yu) 他們(men) 國境之外的國家有過密切的接觸。”正如《中國劄記》所說，“中國人害怕並且不信任一切外國人。他們(men) 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們(men) 的反感越來越強，在嚴(yan) 禁與(yu) 外人任何交往若幹世紀之後，已經成為(wei) 了一種習(xi) 慣。”利瑪竇認為(wei) ，中國人“不是出自任何個(ge) 人考慮才起來反對外國人的，他們(men) 聲稱他們(men) 的動機是基於(yu) 保全國家的完整，維護他們(men) 祖先的法製。”明朝這種誓死捍衛“祖先法製”的做法，不啻是當今某些鼓吹者的異代知音。

　　利瑪竇發現，正是出於(yu) 這種超閾度的文化優(you) 越感，“中國人是那樣地固執己見，以致他們(men) 不能相信會(hui) 有那麽(me) 一天他們(men) 要向外國人學習(xi) 他們(men) 本國書(shu) 本上所未曾記載的任何東(dong) 西。”在他看來，這種對外來文明的頑固拒斥，使得“他們(men) 甚至不屑從(cong) 外國人的書(shu) 裏學習(xi) 任何東(dong) 西，因為(wei) 他們(men) 相信隻有他們(men) 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與(yu) 知識”。

　　利瑪竇來華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華文明的關(guan) 鍵時期。由於(yu) 拒絕外來文明中的先進因素，以推動中華文明的與(yu) 時俱進，中國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後日漸低落，利瑪竇也成為(wei) 中華帝國文明夕照的最後目擊者之一。他在華長達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國的症結，往往切中要害。這裏列舉(ju) 的，隻是他對明朝人中國中心論與(yu) 中華文化優(you) 越感的細微觀察，已讓400年後的國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國劄記》英譯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盡頭，但是無論在中國建立什麽(me) 樣的政體(ti) ，或者強加給它什麽(me) 樣的政體(ti) ，這個(ge) 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會(hui) 改變的。”這一論斷，褒貶俱有。從(cong) 貶的角度說，卻讓人如芒在背。難道在超閾度的中國中心論與(yu) 中華文化優(you) 越感上，利瑪竇所擿發的痼疾仍會(hui) 舊病複發嗎？但願國人不要讓這段話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