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對待儒學問題，是屬於(yu) 民族文化的問題，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不斷在開辟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道路。

　　關(guan) 於(yu) 中西馬克思主義(yi) 研究的問題，前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也開過一次會(hui) ，總結這三十年來的哲學發展，也講到了中西馬克思主義(yi) 研究的問題。我當時講的意思是，中西馬交流要有一個(ge) 切入點，找到共同話題最好。我們(men) 從(cong)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失去過一次中西馬交流的機會(hui) ，這個(ge) 機會(hui) 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應該共同對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做一個(ge) 反思。因為(wei) 韋伯理論跟現代化有關(guan) 係，而80年代是整個(ge) 改革啟動的時期，大家關(guan) 注的基本概念就是現代化。怎麽(me) 理解現代化，怎麽(me) 理解現代化和傳(chuan) 統，是時代的焦點問題。特別是韋伯又專(zhuan) 門處理了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問題，寫(xie) 了《儒教與(yu) 道教》《中國宗教》；同時韋伯的討論在某種意義(yi) 上構成他對馬克思的一種異議，如果不是直接的挑戰，因為(wei) 在西方社會(hui) 科學界把韋伯理論看作跟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不同，因為(wei) 是講資本主義(yi) 精神；另外韋伯代表西方理性主義(yi) 思想的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針對東(dong) 方思想，特別針對中國。所以我覺得這是中西馬交流的一個(ge) 很好的切入點。但是，應該說那個(ge) 時候這個(ge) 問題沒有引起大家共同的注意，其實在80年代末我曾跟我們(men) 係裏邊研究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老師提過，我說你們(men) 應該注意韋伯。我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對韋伯和中國的關(guan) 係做了回應，發了幾篇文章全麵回應了韋伯關(guan) 於(yu) 中國儒教問題的討論。這一次的機會(hui) 我們(men) 已經失去了，今天我們(men) 還是要有一個(ge) 切入點。今天我就想談新的一個(ge) 切入點，這個(ge) 切入點也許沒有韋伯理論來得那麽(me) 普遍。我找的切入點是以賽亞(ya) ·伯林。我不進入具體(ti) 的討論，更不涉及對中國哲學本身的討論。我從(cong) 以賽亞(ya) ·伯林的民族主義(yi) 討論來入手，我覺得這是深化有關(guan) 中西馬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關(guan) 於(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討論的一種值得重視的看法。以下我講三點：

　　第一個(ge) 問題是民族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以賽亞(ya) ·伯林在回顧19世紀以來的思想和曆史發展之後，曾經指出這一點，他說有一個(ge) 運動，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麵支配了歐洲，可是19世紀偉(wei) 大思想家們(men) 都認為(wei) 這個(ge) 運動必然走向衰落。所以在19世紀偉(wei) 大思想家中，包括馬克思，誰也沒有預見他說的這個(ge) 運動在後來的20世紀起到更大的支配作用--就是當今世界最強大運動之一，民族主義(yi) 運動。他指出民族主義(yi) 是今天世界最強大的力量。他的看法是這樣：不管在何時何地，當民族主義(yi) 和其他意識形態所支持的運動發生矛盾的時候，民族主義(yi) 無一例外都勝出，這是他通過19世紀到20世紀的曆史作出的一個(ge) 觀察。伯林的書(shu) 非常多，而關(guan) 於(yu) 民族和民族主義(yi) 的思考是其重點。我們(men) 知道伯林是寫(xie) 過《卡爾·馬克思》的重要的思想史家，他對馬克思和19世紀歐洲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有深入了解。他對馬克思理論和民族主義(yi) 的關(guan) 係做了這樣的分析，他說馬克思主義(yi) 者和其他激進社會(hui) 主義(yi) 者，在他們(men) 看來，民族感情本身是虛假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一種意識形態；民族、地方、種族跟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相比是無足輕重的。我想這個(ge) 概括也許不一定全麵，但是這是他對馬克思理論的概括。他也引了馬克思《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裏的一句話：“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hui) 隨之消滅，民族內(nei) 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guan) 係就會(hui) 隨之消失。”所以在馬克思看來民族和民族主義(yi) 是私有製和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物，所以隨著資本主義(yi) 的消除和公有製的建立，民族主義(yi) 會(hui) 很快消亡，代之以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yi) 的團結。照伯林的了解，馬克思主義(yi) 就認為(wei) 民族性、地方性是一種欠發達狀態非理性的抗爭(zheng) ，將會(hui) 很快被曆史淘汰。伯林認為(wei) 馬克思不管出於(yu) 自覺還是非自覺，馬克思和19世紀其他的思想家一樣，低估了作為(wei) 一種獨立力量的民族主義(yi) 。盡管馬克思有很多深刻而獨到的觀點，可是他沒有正確說明民族主義(yi) 的來源和性質及低估了它的作用。他還說另外一句話，這正像低估作為(wei) 社會(hui) 中一個(ge) 獨立因素的宗教力量一樣。大家想想，民族力量、宗教力量，在今天全球化時代仍然是不能忽略的，不僅(jin) 不能忽略，它的作用還很突出。他說這是馬克思偉(wei) 大體(ti) 係的主要的弱點。那麽(me) 與(yu) 馬克思相對照，伯林很重視赫斯，他認為(wei) 赫斯是共產(chan) 主義(yi) 者中唯一的例外。赫斯也是猶太人，他在1862年寫(xie) 了一本書(shu) 《羅馬與(yu) 耶路撒冷》，書(shu) 中他斷言猶太人肩負把共產(chan) 主義(yi) 和民族精神結合在一起的曆史使命。這種不把共產(chan) 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對立起來，而把兩(liang) 者加以結合的例子，那是伯林最感興(xing) 趣的。他在對赫斯研究中特別指出，他說馬克思主義(yi) 認為(wei) 民族主義(yi) 不是曆史中一個(ge) 真正的基本要素，可是赫斯不同意這一點；共產(chan) 主義(yi) 者赫斯一直相信和理解民族主義(yi) 原則，他譴責世界主義(yi) 是對人類豐(feng) 富多彩的真實曆史差別的抹殺，是違反自然的。他看不出任何民族有理由認為(wei) 自己一定優(you) 於(yu) 其他民族。他明確反對黑格爾在曆史性民族和那些不幸的衰敗民族之間所做的區分。他認為(wei) 國際主義(yi) 不是消滅民族的運動，而是團結各民族的運動。所以赫斯既沒有放棄社會(hui) 主義(yi) ，也沒有放棄猶太複國主義(yi) ，因為(wei) 在赫斯看來它們(men) 之間沒有什麽(me) 不相融之處。赫斯不相信社會(hui) 主義(yi) 中心價(jia) 值必然與(yu) 一些最神聖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對家鄉(xiang) 的愛，對個(ge) 人和集體(ti) 的曆史民族的記憶和深厚的感情這些東(dong) 西發生衝(chong) 突。所以伯林用赫斯的例子，意在說明社會(hui) 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可以結合，而馬克思生前對民族主義(yi) 的忽視今天應該被改變。這是我講的第一個(ge) 問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者不應該和中華民族文化對立，而應該結合。

　　第二個(ge) 問題是民族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我們(men) 是中西馬交流，前麵我代表中國哲學從(cong) 突出民族主義(yi) 立場上提出對馬克思主義(yi) 的回應、建議。接下來是從(cong) 突出民族主義(yi) 立場上對西方哲學，特別是西方自由主義(yi) 所提出一種回應或者建議。伯林的民族主義(yi) 就他自己所注重和讚同角度來講，主要是一種文化的民族主義(yi) 。今天不能全麵講伯林的文化民族主義(yi) ，所以隻把要點講一下。約翰·格雷對伯林思想的詮釋裏麵特別突出自由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的關(guan) 係在伯林論民族主義(yi) 思想中的重要性，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關(guan) 係是伯林討論這個(ge) 問題的重點。其實我認為(wei) 在伯林關(guan) 於(yu) 民族主義(yi) 的論述中很少把民族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關(guan) 聯在一起加以討論，他自己也從(cong) 來沒有說過他自己持有的立場是自由民族主義(yi) 。所以從(cong) 這點來說，雖然我們(men) 說“自由和歸屬的平衡”，用這個(ge) 概括去了解伯林思想畢生的主題是有意義(yi) 的，但是這種平衡與(yu) 其說是自由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內(nei) 在的關(guan) 係，倒不如說是一個(ge) 像伯林這樣對自己猶太人身份具有敏感的自由主義(yi) 者，如何處理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更恰當。我始終認為(wei) 這兩(liang) 種關(guan) 係不一樣，因此我並不認為(wei) 把伯林的民族主義(yi) 論述表達為(wei) 自由民族主義(yi) 是恰當的。他的主旨是強調文化民族主義(yi) 的重要，隻是在猶太人建國問題上讚成通過政治自覺的自由民族主義(yi) 來體(ti) 現，來保護文化歸屬。所以伯林的觀點是不論任何政治體(ti) 製都必須與(yu) 文化民族主義(yi) 結合或者妥協。他並沒有說隻有歐洲的現代民主體(ti) 製才是最能夠保護、最能體(ti) 現這種文化民族主義(yi) 的最佳政治環境，更沒有說過自由主義(yi) 理念是結合文化民族主義(yi) 的最佳夥(huo) 伴。反而我們(men) 說他意識到自由主義(yi) 的中立性理念並不能夠支持文化民族主義(yi) ，這才是他的看法。不僅(jin) 如此，我想提出一種伯林式問題，民族主義(yi) 、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三者是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如果從(cong) 伯林的價(jia) 值多元論角度來看，這三者可能是不可通約的，從(cong) 而是不可結合的，伯林意識到這點了嗎？如果社會(hui) 主義(yi) 可以和民族主義(yi) 結合，自由主義(yi) 也可以和民族主義(yi) 結合，這和伯林自己所持的價(jia) 值多元論有沒有衝(chong) 突之處？能不能認為(wei) 伯林可以接受丹尼爾·貝爾式的多元結構的模式，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yi) 、文化的民族主義(yi) 、經濟的社會(hui) 主義(yi) 是可以結合的？當然丹尼爾·貝爾他自己認為(wei) 這三者對他來講是既連貫又統一的。換句話說有沒有可能用貝爾模式來解釋伯林思想中自由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的共存，而不需要自由民族主義(yi) 的概念？

　　在伯林的學生和他的詮釋者裏麵開始自覺和不自覺地特別強調伯林式的民族主義(yi) 跟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聯。的確，如果去除了伯林自由主義(yi) 者身份，伯林的民族主義(yi) 論述並沒有多少新的東(dong) 西，他對民族主義(yi) 論述之所以被重視，確實是因為(wei) 他同時具有的自由主義(yi) 思想家的身份。一個(ge) 自由主義(yi) 思想家何以關(guan) 注民族主義(yi) 並且肯定民族主義(yi) ，這是他被特別關(guan) 注的內(nei) 在原因。我並不否定用自由民族主義(yi) 詮釋伯林是有它的理由，至少從(cong) 理論和實踐上來看，闡明自由社會(hui) 和民族主義(yi) 之間的必要關(guan) 聯，比起說明其他任何當代社會(hui) 和民族主義(yi) 的必要關(guan) 聯都更加需要理論和政治的勇氣。因為(wei) ，一般理解的現代自由社會(hui) 似乎和民族主義(yi) 沒有必要關(guan) 係，而且往往是反對民族主義(yi) 的。也正是由於(yu) 這一點，他的後繼者才致力去發明關(guan) 於(yu) 自由民族主義(yi) 的概念，重視民族文化身份對自由社會(hui) 建製中的個(ge) 人的意義(yi) ，要求把民族文化身份作為(wei) 自由社會(hui) 建製內(nei) 在的一部分。在對伯林進行發展的自由民族主義(yi) 論述裏頭，民族情感被理解為(wei) 與(yu) 自由社會(hui) 的政治團結有關(guan) ，認為(wei) 共同文化的認同，對維持自由政治秩序有積極意義(yi) ，共同的民族文化成了自由公民社會(hui) 賴以成立和穩定的條件。從(cong) 價(jia) 值上說民族情感和信仰自由以及個(ge) 人尊嚴(yan) ，不是互不相融的。所以伯林不同意戰後自由主義(yi) 的主流觀念，他認為(wei) 參與(yu) 共同文化形式是社會(hui) 繁榮發展的關(guan) 鍵因素。他從(cong) 來不讚成人的尊嚴(yan) 主要依賴於(yu) 擁有個(ge) 體(ti) 權利和自由的看法，認為(wei) 人的尊嚴(yan) 不是僅(jin) 僅(jin) 通過個(ge) 人自由權利，還包括你對共同民族文化形式的認同。因此伯林認為(wei) 促成人類繁榮的關(guan) 鍵東(dong) 西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什麽(me) 呢？而是人們(men) 在共同文化傳(chuan) 統中成員地位。伯林主張民族身份對各種社會(hui) 建製中的個(ge) 人都有意義(yi) ，民族情感對各種社會(hui) 政治團結都非常重要，共同文化的認同對一切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維持都是必要的，共同的民族文化是各種社會(hui) 賴以成立和穩定的基本條件。如果說伯林這些思想有任何針對性的話，這是針對當代社會(hui) 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要求三大思潮中的另外兩(liang) 支承認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所以當伯林說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對一切社會(hui) 都有意義(yi) 的時候，這個(ge) 一切中包含自由主義(yi) 的社會(hui) ，這個(ge) 正是一般自由主義(yi) 立場所忽視的。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個(ge) 問題我想落實到主題，民族性立場和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即怎麽(me) 樣用前麵所說的比較注重民族性立場，或者突出民族主體(ti) 性立場來參與(yu) 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討論。我想講三層意思，第一是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或者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問題，對我來講，這個(ge) 問題不是抽象的理論對比，按照我理解，這個(ge) 問題的本質應當是今天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思想理論基礎的現代中國的執政黨(dang) ，在麵對和承擔如何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過程中，如何看待、對待儒家文化的問題。所以簡單說來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或者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問題，在直接的意義(yi) 上，就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政府今天如何看待儒學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問題。因此馬克思主義(yi) 和儒學的問題不能夠拘泥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這八個(ge) 字上麵表麵理解，不應當一般地去關(guan) 注馬克思主義(yi) 和儒學所謂理論結合點、契合點，不應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馬克思主義(yi) 和儒學的學術對話，更不需要糾纏在馬克思主義(yi) 經典文本和儒學經典文本的具體(ti) 比較之上。在這個(ge) 問題上我們(men) 要撥雲(yun) 見日，直指根本，直接指向中國當代社會(hui) 協調發展的文化需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實踐需要。而不能僅(jin) 僅(jin) 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的角度去看，也不能僅(jin) 僅(jin) 從(cong) 儒家的角度去看這個(ge) 問題。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這個(ge) 提法本身帶有曆史的特點，在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的共產(chan) 國際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之間，在普遍和特殊之間，應該說中國主體(ti) 地位不能突出。因此在產(chan) 生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口號的時代，應該說中國主體(ti) 的問題是沒有辦法提出來的。但是今天“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是正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這是更能夠突出當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中國主體(ti) 性的一個(ge) 觀念。所以照我理解，與(yu) 革命時期的階段不同，在新時期的階段上，“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應有之義(yi) 的其中一義(yi) ，但不是全部，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全部代替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裏麵中國主體(ti) 性更為(wei) 突出，所以主體(ti) 性是不能易位的，立足點和基礎應該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實際。所以新時期我們(men) 各種理論的提法口號都應該轉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這一條大路上來，這是第一個(ge) 意思。

　　第二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目標問題。在革命時期毛主席講過用馬克思主義(yi) 之“矢”去射中國這個(ge) “的”，“的”就是目標，因此談到這個(ge) 問題的時候，我們(men) 不能忘記中國實際和中國問題在我們(men) 中國社會(hui) 具有目標的意義(yi) 。所以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黨(dang) 的具體(ti) 任務和使命在1949年建國以來，在文化革命結束以後的新時期，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經曆了重大的變化和根本的轉向，這就是從(cong) 革命和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中心，轉變為(wei) 建設和經濟發展為(wei) 中心。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黨(dang) 更加明確了對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所承擔的當代責任，這就是提出這兩(liang) 個(ge) 口號：推進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和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顯示出黨(dang) 的工作重點的進一步民族化、中國化，即明確地從(cong) 普世的社會(hui) 革命轉向民族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框架，不能脫離民族文化的基礎，中華民族的團結凝聚、中華民族的振興(xing) 複興(xing) ，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承發揚，中華國家的強大發展，成為(wei) 黨(dang) 的根本任務。新世紀以來黨(dang) 的路線進一步體(ti) 現了與(yu) 時俱進的發展，麵對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和國家長治久安提出了一係列傳(chuan) 承發展中國文化的提法。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必須反映中國社會(hui) 的要求、適合中國作為(wei) 民族國家發展進步的需要。我們(men) 今天到底應該如何對待儒家文化和它的價(jia) 值，必須在思想上真正從(cong) 社會(hui) 革命為(wei) 中心轉變到國家長治久安、以社會(hui) 和諧為(wei) 中心，明確認識到目前的形式和我們(men) 任務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決(jue) 。

　　第三是馬克思主義(yi) 與(yu) 儒學或者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重要的是怎麽(me) 樣理解馬克思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是發展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yi) 是與(yu) 時俱進的。我們(men) 講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的關(guan) 係，這個(ge) 馬克思主義(yi) 應當以當代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主體(ti) ，以鄧小平理論、“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wei) 主體(ti) ，反對僵化主義(yi) 和教條主義(yi) 。正確對待儒學問題，是屬於(yu) 民族文化的問題，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不斷在開辟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道路。這個(ge) 問題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以來的方針為(wei) 我們(men) 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指出了很明確的方向，那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意識和自覺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理論與(yu) 實踐的根本要求。按照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的報告和黨(dang) 的一係列文件報告，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血脈，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曆史發展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文化，為(wei) 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我們(men) 要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曆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新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要紮根於(yu) 中國文化，使之具有深厚的曆史根基。要全麵認識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並重，加強對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思想價(jia) 值的挖掘闡發，維護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使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成為(wei) 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國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當前的建設過程中要以民族文化為(wei) 主體(ti) ，吸收外來有益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我想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的文件應該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yi) 關(guan) 於(yu) 文化問題的重要文獻，也是我們(men) 處理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問題的基礎和指針。這第三點可以說承接了前麵在理論上對伯林民族主義(yi) 的討論，也對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報告做了一個(ge) 注腳。我就簡單說到這，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