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形態，文化產(chan) 業(ye) 是國家實現文化治理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作為(wei) 政治治理的文化產(chan) 業(ye) ，適應於(yu) 政治文明建設的民主化進程和表達訴求的多元化發展機製建設，改革與(yu) 政治文明進程不相適應的精神政治生產(chan) 模式和精神政治秩序。

　　近日，令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家文化產(chan) 業(ye) 創新與(yu) 發展研究基地辦公室主任胡惠林感到鼓舞的是，自己所關(guan) 注的"文化治理"因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決(jue) 定》而成為(wei) 熱點話題。文化治理與(yu) 文化管理有何區別？文化治理在國家治理中占怎樣的地位？它們(men) 之間是怎樣的關(guan) 係？怎樣才能形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胡惠林教授。

　　從(cong) 文化管理轉變為(wei) 文化治理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文化治理與(yu) 傳(chuan) 統的文化管理有何區別？

　　胡惠林：文化治理的特征是通過主動尋求一種創造性文化增生的範式實現文化的包容性發展，這是文化治理與(yu) 文化管理最突出的差別。文化管理是國家通過建立一係列規章製度對人、社會(hui) 和國家文化行為(wei) 的規範化，對象是文化行為(wei) 及整個(ge) 生態係統，主體(ti) 是政府。文化治理是國家通過采取一係列政策措施和製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解決(jue) 問題的工具化，對象是政治、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主體(ti) 是"政府+社會(hui) "，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社會(hui) 參與(yu) 共治。管，具有法律和行政的強製性約束力；治，則更突出人、社會(hui) 與(yu) 國家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治，是針對問題的解決(jue) 、克服，具有很強的規訓彈性，而管則是基於(yu) 一定的價(jia) 值尺度對人們(men) 的社會(hui) 行為(wei) 的規定，具有很強的懲戒剛性。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實現從(cong) 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轉變，具有國家治理的意義(yi) ，標誌著國家文化治理主體(ti) 的多元性，這是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文化治理在社會(hui) 治理或者說是國家治理中占怎樣的地位？它們(men) 之間是怎樣的關(guan) 係？

　　胡惠林：文化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形態，文化產(chan) 業(ye) 是國家實現文化治理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作為(wei) 政治治理的文化產(chan) 業(ye) ，適應於(yu) 政治文明建設的民主化進程和表達訴求的多元化發展機製建設，改革與(yu) 政治文明進程不相適應的精神政治生產(chan) 模式和精神政治秩序。文化產(chan) 業(ye) 是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表達機製。文化產(chan) 業(ye) 的市場準入不僅(jin) 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體(ti) 現一個(ge) 國家和社會(hui) 的政治文明程度。在不同的社會(hui) 曆史條件下，不僅(jin) 不同的國家會(hui) 因不同的政治文化傳(chuan) 統，產(chan) 生和形成不同的政治表達機製，即便是同一個(ge) 國家也會(hui) 因不同執政主體(ti) 的不同政治信仰形成和建構不同的政治表達機製。

　　而文化產(chan) 業(ye) 的市場準入問題恰恰在這一點上成為(wei) 不同國家的政治文明"窗口"。由於(yu) 文化產(chan) 業(ye) 在本質上是社會(hui) 的精神生產(chan) 係統和精神的社會(hui) 表達機製，與(yu) 人們(men) 的社會(hui) 權利與(yu) 權力存在著天然的聯係，而正是這種權利和權力內(nei) 在地構成了一個(ge) 國家的政治民主關(guan) 係。因此，國家文化產(chan) 業(ye) 市場準入的製度設置是這個(ge) 國家"善治"的表現。通過發展文化產(chan) 業(ye) 推進國家文明化，直接構成了國家的政治和精神文明生態。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深化文化體(ti) 製改革，加快發展文化產(chan) 業(ye) ，在當下的中國就是為(wei) 了改革與(yu) 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不相適應的生產(chan) 模式，推進國家治理的文明轉型和發展。

　　文化治理同時還是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方式，是社會(hui) 參與(yu) 國家文化治理最重要的機製和渠道。文化產(chan) 業(ye) 不僅(jin) 生產(chan) 和提供不同的文化產(chan) 品，而且還生產(chan) 不同的文化需求。一方麵，它迎合人們(men) 的文化消費習(xi) 慣；另一方麵，它又生產(chan) 人們(men) 的社會(hui) 需求，改變人的文化消費習(xi) 慣。由於(yu) 任何意義(yi) 上的文化產(chan) 業(ye) 所供給的文化產(chan) 品都具有準公共產(chan) 品的性質，因此借助於(yu) 文化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和供給方式，平衡不同人群之間的社會(hui) 需求，可以有效地消解社會(hui) 心理壓力、疏導社會(hui) 情緒。通過政府采購，把滿足個(ge) 人消費的文化產(chan) 品轉移成公共文化服務產(chan) 品，不僅(jin) 能有效地實現財富的二次分配，消除文化分配鴻溝，而且有助於(yu) 建構公共管理的主體(ti) 意識和文化產(chan) 品生產(chan) 的公共責任，通過提高供給文化服務的均等化程度，改善社會(hui) 管理模式。

　　作為(wei) 國家和社會(hui) 治理的文化治理，服從(cong) 於(yu) 國家根本戰略利益發展需求，平衡與(yu) 協調人、社會(hui) 、國家三者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與(yu) 生態之間的文明互動關(guan) 係。因此，把推動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為(wei) 國家戰略和政策的提出，本身具有國家治理的性質。

　　發展文化產(chan) 業(ye) 完善國家治理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我們(men) 怎樣才能形成國家文化治理能力？

　　胡惠林：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形成有賴於(yu) 我國"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形成。在這裏，最重要的是要在文化和政治、經濟、社會(hui) 以及生態文明的建設發展中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和發揮人民群眾(zhong) 在國家文化治理中的主體(ti) 性，在文化的創造活動中參與(yu) 國家的文化治理，在民眾(zhong) 自身價(jia) 值的實現中，建構自身與(yu) 其他方麵的文明關(guan) 係。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形成離不開全體(ti) 民眾(zhong) 的自主性參與(yu) 。這需要在實現從(cong) 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轉變過程中，轉變政府文化管理職能，簡政放權，推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充分發揮人民群眾(zhong) 在文化創造活動中的主體(ti) 地位，在實現充分的文化權利的同時履行充分的文化責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的現代文化市場體(ti) 係，破除現階段嚴(yan) 重阻礙國家文化治理體(ti) 係現代化進程的"行政文化市場"，最大限度地提供文化生產(chan) 要素和文化商品流通的"無障礙化"和便利性，減少政府對文化生產(chan) 經營的剛性幹預，最大限度地破除利益集團對文化市場不公平的"定價(jia) 權"，使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體(ti) 係性建構文化市場的公平與(yu) 正義(yi) ；讓公民和社會(hui) 共同參與(yu) 國家文化治理體(ti) 係和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設，充分發揮社會(hui) 組織在國家文化治理能力形成中的作用，積極建構企業(ye) 法人治理、社會(hui) 團體(ti) 法人治理和國家治理相統一的"三位一體(ti) "治理機製。

　　國家文化治理理論的核心就在於(yu) ，揭示了一個(ge) 對於(yu) 中國文化產(chan) 業(ye) 發展戰略來說最本質的命題：發展文化產(chan) 業(ye) 的目的是為(wei) 了完善國家治理，是以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文化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的價(jia) 值性轉換，進而改變和重塑國家治理模式。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國家文化治理的提出使得文化產(chan) 業(ye) 發展在文化本位的層麵上又回歸了它的價(jia) 值理性：人--社會(hui) --國家的治理，從(cong) 而實現了文化產(chan) 業(ye) 發展的工具理性和價(jia) 值理性的有機統一：文化工業(ye) 批判--文化產(chan) 業(ye) 發展--文化發展與(yu) 國家治理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