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學是繼周代王官學之後的主要學術文化形態。從(cong) 先秦時期的《莊子·天下》篇，到漢代的《論六家要旨》《漢書(shu) ·藝文誌》，再到近代的章太炎、胡適的論述，無不在對先秦諸子的起源進行總結與(yu) 反思。大致來說，影響比較大的諸子起源說主要有“諸子出於(yu) 王官說”以及否定此說這兩(liang) 種。肯定說法以《漢誌》為(wei) 代表，否定說法以胡適為(wei) 代表。

　　《漢誌》曰：“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yu) 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yu) 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yu) 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yu) 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yu) 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yu) 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yu) 議官。農(nong) 家者流，蓋出於(yu) 農(nong) 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yu) 稗官。”此之所謂“諸子出於(yu) 王官說”。近代以來，學者們(men) 始疑《漢誌》的說法。胡適認為(wei) “諸子出自王官說”“皆屬漢儒附會(hui) 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yu) 韓非，皆憂世之亂(luan) 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yu) 王官無涉”。胡適還指責章太炎維護傳(chuan) 統說法，“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yu) 王官之說。”(《諸子不出於(yu) 王官論》，《古史辨》第四冊(ce) )但事實上，胡適誤讀了章太炎。章太炎並非完全讚同“諸子出於(yu) 王官說”，而是有自己的見解：“《藝文誌》稱法家者流，蓋出於(yu) 理官。餘(yu) 謂此語僅(jin) 及其半。法家有兩(liang) 派：一派以法為(wei) 主，商鞅是也；一派以術為(wei) 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韓非兼善兩(liang) 者，而亦偏重於(yu) 術。出於(yu) 理官者，任法一派則然，而非所可語於(yu) 任術一流。”

　　在諸子學起源問題上，如果我們(men) 把視野轉換到春秋戰國時期，以諸子的生存境遇與(yu) 學術旨趣為(wei) 線索，通過仔細梳理文獻，可以發現，先秦諸子的起源既來自對古代文化共同體(ti) 的繼承，又來自現實生存境遇的需要。

　　《漢書(shu) ·藝文誌》來源於(yu) 劉歆的《七略》。《七略》除《輯略》外，其他“六略”為(wei) 《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shu) 略》《術數略》《方技略》。顏師古注：“六藝，《六經》也。”《六藝略》除著錄“六經”，還著錄了“《論語》《孝經》《小學》”。《諸子略》著錄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nong) 家、小說家，共十個(ge) 學派，189位諸子及其著作。從(cong) 《漢誌》的分類看，《六藝略》與(yu) 《諸子略》中都有儒家文獻。但如果我們(men) 把《六藝略》與(yu) 《諸子略》視為(wei) 一級目錄，《諸子略》中的儒、墨、道、法、名、陰陽等諸子學就是二級目錄。《漢誌》載：“(諸子)今異家者各報所長……亦六經之支與(yu) 流裔。”可見，“六藝”與(yu) “諸子學”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六藝是主流，諸子學是分支與(yu) 流裔。由於(yu) 儒家傳(chuan) 承六經的特殊貢獻，實際上，儒家與(yu) 其他諸子相比，其在學術旨趣、貢獻及地位均高於(yu) 其他諸子。

　　《漢誌》曰：“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為(wei) 最高。”《周禮·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儒家的使命與(yu) 周代司徒的職責相似，皆以助人君、明教化為(wei) 任。“六經”作為(wei) 古代文化共同體(ti) 的結晶，正是儒家傳(chuan) 承古代文化的最好資源，“遊文於(yu) 六經之際”，正是儒家的特質。《漢誌》首先以“六經”為(wei) 儒家標識，“六經”作為(wei) 古代王官之學的集合體(ti) ，為(wei) 諸子學共有之文化資源，但在諸子學派中，隻有儒家完整傳(chuan) 承了“六經”，這就使儒家在一開始，就占據了獨特的文化優(you) 勢。

　　在禮壞樂(le) 崩的時代，孔子刪詩書(shu) ，定禮樂(le) ，讚易，作春秋，對王官之學進行了整理，並寄予新的人文精神，對古代文化進行了創造性的價(jia) 值轉換。以往的文化為(wei) 貴族專(zhuan) 享，孔子之後，文化則為(wei) 全民共有之資源，一個(ge) 人，無論出身、貧賤，隻要努力，均可以享有文化帶給人的尊貴及價(jia) 值。因此，儒家與(yu) 古代王官的聯係最密切，但又因為(wei) 孔子對六經的整理，並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培育盡可能多的君子，以建立禮義(yi) 社會(hui) ，所以，儒家亦關(guan) 注現實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漢誌》在論述“諸子出於(yu) 王官說”的同時，也沒有忽視諸子的生存境域與(yu) 時代背景，其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yu) 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可見，“諸子出於(yu) 王官說”隻是後人對《漢誌》部分說法的總結。《漢誌》諸子學起源論本身包含兩(liang) 方麵，一是諸子的古代學術資源，二是現實的生存境域。而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又可以追溯至《莊子》與(yu) 《淮南子》。

　　《莊子·天下》篇認為(wei) 古代道術分裂前是完整如一，其表現形式是《詩》《書(shu) 》、禮、樂(le) 等古代文化共同體(ti) 。共同體(ti) 解體(ti) 之後，“六藝”散落民間，成為(wei) 諸子百家共有的文化資源。儒家作為(wei) 最早出現的學派，秉承了古代文化共同體(ti) 的主體(ti) --“六藝”，“其在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他諸子則繼承了“六藝”流裔。

　　《淮南子·要略》篇論古代學術的興(xing) 起多從(cong) 時代需要處著眼，對禹、周公、管仲、晏子、申不害、商鞅思想的發生皆從(cong) 現實需要尋找原因。但在論及儒家時，卻與(yu) 其他諸子不同。其曰：“周公受封於(yu) 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儒家產(chan) 生在有著濃鬱禮樂(le) 文化積澱的魯國，受古代文化共同體(ti) (王官之學)的影響最深。可見，《淮南子·要略》篇同樣認為(wei) ，古代文化對儒家的影響要遠遠大於(yu) 對其他諸子的影響。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men) 可以發現，無論是《莊子·天下》《淮南子·要略》，還是《漢書(shu) ·藝文誌》，對諸子起源的論述都不是單一原因，既有來自古代學術共同體(ti) 的繼承，又有現實境遇的需要。相比而言，《莊子·天下》篇更強調諸子對古代學術共同體(ti) 的繼承，《淮南子·要略》重點論述了現實生存境遇的需要，而《漢書(shu) ·藝文誌》則先分述諸子對王官之學的繼承，又論及了現實需要。但三篇文獻在儒家起源問題上，都認為(wei) 儒家在傳(chuan) 承古代文化共同體(ti) 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因為(wei) 儒家對古代文化共同體(ti) “一以貫之”的傳(chuan) 承，才使得中華文化綿延不絕，一脈相承。

　　近代以來把孔子等同於(yu) 諸子，以及把儒學與(yu) 其他諸子學拉平的種種努力，均沒有考慮到儒家在先秦諸子起源中的獨特性地位。因此，對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誤解也就難以避免。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從(cong) 學術源頭上把儒家等各家學派的起源及思想講清楚，是當代學人不可推卸的責任與(yu) 使命。■

　　(作者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