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更隨著我國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中國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成為(wei) 從(cong) 我國國家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都非常關(guan) 心的一個(ge) 問題。謝天振教授在清華大學“中國比較文學與(yu) 翻譯研究高峰論壇”的演講中指出，我們(men) 在“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ge) 問題上其實存在著嚴(yan) 重的認識誤區。

　　很長時期以來，我們(men) 國家從(cong) 高層領導到普通百姓在“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這個(ge) 問題上存在著一個(ge) 嚴(yan) 重的認識誤區，即把這個(ge) 問題簡單地理解為(wei) 一個(ge) 普通的翻譯問題，以為(wei) 隻要把中國文化典籍和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外文，中國文學、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然而，中國文學、文化要“走出去”，是否隻要邁過語言翻譯這“第一道坎”就萬(wan) 事大吉了呢？答案恐怕遠非如此簡單。

　　時間差，語言差

　　上述思維方式的背後涉及的是對翻譯的認識問題。迄今為(wei) 止，我們(men) 對翻譯的絕大多數認識，包括翻譯理論、思想、主張、標準、目標等，都是建立在“譯入”(in-comingtranslation)而不是“譯出”(out-goingtranslation)基礎上的。具體(ti) 而言，這些認識都是站在接受者立場上對其從(cong) 事的翻譯活動展開的思考。傳(chuan) 統譯學理念的轉折始於(yu)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以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ItamarEven-Zohar)、比利時籍美國翻譯理論家勒菲弗爾(AndréLefevere)和英國比較文學家兼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等人為(wei) 代表的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提出了“多元係統論”，“翻譯即改寫(xie) ”說，以及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等。他們(men) 意識到翻譯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一種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活動，翻譯現象也不是簡單孤立的文本翻譯行為(wei) ，翻譯行為(wei) 本身，包括翻譯的方法、策略甚至翻譯的結果，必然要受到翻譯所處的曆史、時代和文化語境等諸多因素的製約。這樣，人們(men) 開始將目光從(cong) 單純的語言文字的轉換層麵跳出來，關(guan) 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文本等值和忠實問題，而是開始關(guan) 注影響翻譯活動的諸多外部因素，如意識形態、詩學、讚助人等，開始關(guan) 注“權力關(guan) 係和文本生產(chan) ”的問題，並闡釋翻譯與(yu) 譯入語文化和文學體(ti) 係之間的相互影響與(yu) 相互作用。

　　借助譯介學的視角，我們(men) 重新來審視“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就不會(hui) 簡單地把它歸結為(wei) 一個(ge) 僅(jin) 僅(jin) 關(guan) 涉語言文字轉換的翻譯問題，而就會(hui) 注意到它與(yu) 文化的跨國、跨民族、跨語言傳(chuan) 播的方式、途徑、接受心態等相關(guan) 的因素。在涉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議題上，我覺得還有兩(liang) 個(ge) 具體(ti) 問題應該引起我們(men) 的重視，一是語言差，另一是時間差。

　　所謂語言差，指的是操漢語的中國人在學習(xi) 、掌握英語等現代西方語言並理解與(yu) 之相關(guan) 的文化方麵，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現代語言的各西方國家的人民學習(xi) 、掌握漢語要來得容易。這種語言差使得中國能夠有較多精通英、法、德、俄等西方語言並理解相關(guan) 文化的專(zhuan) 家學者，而在西方我們(men) 不可能指望有許多精通漢語並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專(zhuan) 家學者，更不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夠直接閱讀中文作品、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的普通讀者。

　　所謂時間差，指的是中國人全麵、深入地認識西方、了解西方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曆史了，而西方人對中國開始有比較全麵深入的了解，也就是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時間罷了。這種時間上的差別，使得我們(men) 擁有豐(feng) 厚的西方文化的積累，中國的廣大讀者也都能較輕易地閱讀和理解譯自西方的文學作品與(yu) 學術著述，而西方則不具備我們(men) 這樣的優(you) 勢，他們(men) 更缺乏相當數量的能夠輕鬆閱讀和理解譯自中國的文學作品與(yu) 學術著述的讀者。從(cong) 某種程度上而言，當今西方各國的中國作品的普通讀者相當於(yu) 我們(men) 國家嚴(yan) 複、林紓那個(ge) 年代的閱讀西方作品的中國讀者。明乎此，我們(men) 也就能夠理解，為(wei) 什麽(me) 當今西方國家的翻譯家們(men) 在翻譯中國作品時，多會(hui) 采取歸化的手法，且對原本都會(hui) 有不同程度的刪節。

　　譯介經典，在西方卻評價(jia) 很低

　　我們(men) 可以通過兩(liang) 個(ge) 具體(ti) 的個(ge) 案，來更進一步深入地考察和分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

　　《紅樓夢》的英譯已經有一百七十多年的曆史，但迄今為(wei) 止，《紅樓夢》120回全本在英語世界裏隻有兩(liang) 個(ge) 英文全譯本：1973年英國翻譯家霍克思、閔福德翻譯的TheStoryoftheStone(簡稱“霍譯本”)和1978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合譯的ADreamofRedMansions(簡稱“楊譯本”)。如所周知，自這兩(liang) 個(ge) 譯本問世以來，楊譯本的質量和水平在我國翻譯界一直備受推崇。然而，一個(ge) 也許是我們(men) 以前無意忽視、也許是有意回避、然而卻又是我們(men) 今天必須麵對且令我們(men) 頗感幾分沮喪(sang) 的事實是，與(yu) 霍譯本相比，楊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傳(chuan) 播、接受和影響(從(cong) 譯本的印刷數、再版數、圖書(shu) 館的借閱人次數以及譯本的被引用率、相關(guan) 重要文學選本的入選率等數據看)卻遠不如霍譯本。江帆在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裏，根據她在美國高校實地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的資料和數據指出：“首先，英美學術圈對霍譯本的實際認同程度遠遠超過了楊譯本：英語世界的中國或亞(ya) 洲文學史、文學選集和文學概論一般都直接收錄或援引霍譯本片段，《朗曼世界文學選集》選擇的也是霍譯本片段，楊譯本在類似的選集中很少露麵；在相關(guan) 學術論著中，作者一般都將兩(liang) 種譯本並列為(wei) 參考書(shu) 目，也對楊譯本表示相當的尊重，但在實際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時，選用的都是霍譯本，極少將楊譯本作為(wei) 引文來源。其次，以館藏量為(wei) 依據，以美國依利諾斯州（Illinois）為(wei) 樣本，全州六十五所大學的聯合館藏目錄（I-Share）表明，13所大學存有霍克思譯本，隻有2所大學存有楊譯本。最後，以英語世界最大的Amazon購書(shu) 網站的讀者對兩(liang) 種譯本的留言和評分為(wei) 依據，我們(men) 發現，在有限的普通讀者群中，霍譯本獲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楊譯本在同樣的讀者群中的評價(jia) 卻相當低，二者之間的分數相差懸殊，部分讀者對楊譯本的評論甚至極為(wei) 嚴(yan) 苛。”

　　在今天我們(men) 紀念楊憲益先生去世的時候，舉(ju) 出以上事實，也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甚至會(hui) 被認為(wei) 是對楊先生的大不敬。其實以上事實並不能動搖我們(men) 對楊憲益先生的尊崇，也不會(hui) 讓我們(men) 對楊先生高超的譯藝產(chan) 生懷疑。我們(men) 之所以舉(ju) 出以上事實，正是出於(yu) 對楊先生的尊崇和熱愛。我們(men) 唯有冷靜地直麵事實，通過理性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引發國內(nei) 翻譯界、文化界的反思，從(cong) 而讓楊先生、以及讓許許多多像楊先生一樣正在勤勤懇懇地從(cong) 事中譯外事業(ye) 的翻譯家們(men) 的努力獲得應有的回報，在世界上產(chan) 生應有的影響。

　　有兩(liang) 個(ge) 小例子可以清楚地顯示楊譯本和霍譯本在翻譯方法上的不同取向。《紅樓夢》第16回有一句俗語“吃著碗裏的看著鍋裏的”，兩(liang) 個(ge) 譯本分別翻譯如下：

　　Always“oneeyeonthedishandtheotheronthesaucepan”.(霍譯)

　　Keeponeeyeonthebowlandtheotheronthepan.(楊譯)

　　第24回裏的一句俗語是“巧婦難為(wei) 無米之炊”，兩(liang) 個(ge) 譯本也是明顯不同：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霍譯)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楊譯)

　　中國譯界以往對這兩(liang) 種不同取向的翻譯方法通常都是貶霍褒楊，認為(wei) 楊譯忠實原文，霍譯“用麵粉和麵包代替了大米，餐碟代替了飯碗，平鍋變成了長柄鍋”，很不可取。然而如果我們(men) 能站在英語讀者的接受立場來思考這個(ge) 問題，特別是考慮到我們(men) 與(yu) 西方讀者對彼此的了解之間所存在的時間差，那麽(me) 我們(men) 對這兩(liang) 個(ge) 譯本的比較，也許會(hui) 有另一個(ge) 結果。

　　另一個(ge) 個(ge) 案是對《熊貓叢(cong) 書(shu) 》英譯中國文學的研究。從(cong) 1981年起，為(wei) 了擴大中國文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國家外文局下屬的中國文學雜誌社主持編輯並翻譯出版了一套“熊貓叢(cong) 書(shu) ”，是一個(ge) 典型的國家體(ti) 製下的對外譯介行為(wei) 。“熊貓叢(cong) 書(shu) ”持續了20多年，共出版了英文版圖書(shu) 149部，法文版圖書(shu) 66部，另外還有少量的日文和德文版圖書(shu) 。研究者耿強博士同樣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以翔實的數據，展示出“熊貓叢(cong) 書(shu) ”在三個(ge) 不同曆史階段(上世紀的80年代、90年代、以及進入新世紀以後)其翻譯、出版、銷售數量的變化，其在美國國會(hui) 圖書(shu) 館、英國大不列顛圖書(shu) 館等許多圖書(shu) 館的館藏數量的變化，指出“熊貓叢(cong) 書(shu) ”的翻譯生產(chan) ，“不僅(jin) 受到本土文化環境的影響和製約，同時還要接受異域文化環境的檢視與(yu) 考驗”。

　　由此可見，那種以為(wei) 隻要把中國文化典籍或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外文，中國文學和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的觀點，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而沒有考慮到譯成外文後的作品如何才能在國外傳(chuan) 播、被國外的讀者接受的問題。一千多年來中外文學、文化的譯介史早就表明，中國文學和文化之所以能被周邊國家和民族所接受並產(chan) 生很大的影響，並不是靠我們(men) 的翻譯家把中國文學和文化翻譯成他們(men) 的文字，然後輸送到他們(men) 的國家去的，而主要是靠他們(men) 國家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感興(xing) 趣的專(zhuan) 家、學者、翻譯家，或是來中國取經，或是依靠他們(men) 在本國獲取的相關(guan) 資料進行翻譯，在自己的國家出版、發行，然後在他們(men) 各自的國家產(chan) 生影響的。我們(men) 即使出版了一本甚至一批翻譯質量不錯的中譯外的譯作，但是如果這些譯作沒有能為(wei) 國外廣大讀者所閱讀、所接受、所喜愛的話，那麽(me) 憑借這樣的譯作，中國文化顯然是難以走出去的。

　　樹立國際合作的觀念

　　今天我們(men) 在思考“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時，首先要樹立一個(ge) 國際合作的觀念，要積極聯合和依靠國外廣大從(cong) 事中譯外工作的漢學家、翻譯家，加強與(yu) 他們(men) 的交流和合作，摒棄那種以為(wei) 向世界譯介中國文學和文化“隻能靠我們(men) 自己”、“不能指望外國人”的偏見。事實上，國外有許多漢學家和翻譯家對中國文學和文化都懷有很深的感情，多年來一直在默默地從(cong) 事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譯介，為(wei) 中國文學和文化走進他們(men) 各自的國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假如我們(men) 對他們(men) 能給予精神上、物質上乃至具體(ti) 翻譯實踐上的幫助的話，那麽(me) 他們(men) 在中譯外的工作中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國文學和文化通過他們(men) 的努力，也必將在他們(men) 的國家得到更加廣泛的傳(chuan) 播，從(cong) 而產(chan) 生更大、更有實質性的影響。

　　有鑒於(yu) 此，為(wei) 了讓中國文學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覺得我們(men) 有兩(liang) 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設立專(zhuan) 項基金，鼓勵、資助國外漢學家、翻譯家積極投身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工作。我們(men) 可以請相關(guan) 專(zhuan) 家學者開出一批希望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的書(shu) 目，向世界各國的漢學家、中譯外翻譯家招標，中標者不僅(jin) 要負責翻譯，同時還要負責落實譯作在各自國家的出版，這樣做對促進翻譯成外文的中國文學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國外的流通有切實的效果。與(yu) 此同時，基金也可對主動翻譯中國文學和文化作品的譯者進行資助。盡管這些作品不是我們(men) 推薦翻譯的作品，但畢竟也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為(wei) 是他們(men) 主動選擇翻譯的，也許更會(hui) 受到相應國家讀者的歡迎。

　　另一件事是在國內(nei) 選擇適當的地方建立一個(ge) 或幾個(ge) 中譯外的常設基地，這種基地相當於(yu) 某些國家的翻譯工作坊或“翻譯夏令營”。邀請國外從(cong) 事中譯外工作的漢學家、翻譯家來基地小住一兩(liang) 個(ge) 月，在他們(men) 駐基地期間，我們(men) 可組織國內(nei) 相關(guan) 專(zhuan) 家學者和作家與(yu) 他們(men) 見麵，共同切磋他們(men) 在翻譯過程中碰到的問題。

　　當然，鑒於(yu)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語言差和時間差，我們(men) 不可能指望西方也像我們(men) 國家一樣擁有眾(zhong) 多精通漢語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因此，通過合適的途徑和方式，我國的中譯外翻譯工作者也完全可以為(wei) 中國文化走出去一事發揮他們(men) 的作用，作出他們(men) 的貢獻。事實上，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這件事上，全靠我們(men) 中國人固然不行，但全靠外國人也是不行的。（1389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