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1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通電，稱“私立師範學校應加以限製。如已立案，確有成績，且為(wei) 省市所需，即由省市收歸公辦；未經立案，應限期停辦。”同年11月5日，頒布了10年之久《修正私立學校規程》第一次做出修訂，明確提出“私立學校不能設分校，也不能設立各級師範學校”，並稱“大學、獨立學院和專(zhuan) 科學校均以黨(dang) 義(yi) 、軍(jun) 事訓練、國文、外國文為(wei) 共同必修科目”。這標誌著，一個(ge) 爭(zheng) 論了長達半個(ge) 多世紀的議題，終於(yu) 以令人尷尬的方式蓋棺定論。

　　兩(liang) 大流派博弈民國師範教育

　　中國現代師範教育的理念是自甲午之敗後，向日本學習(xi) 、模仿而來（參與(yu) 本報2012年10月26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創立》），但從(cong) 一開始就分兩(liang) 派：獨派和統派，兩(liang) 派長期博弈，始終未能達成共識。

　　獨派主張師範院校獨立運行，減少國家幹預；而統派主張將師範教育納入綜合院校中，以國家為(wei) 主導。前者重視師範教育的獨特性、專(zhuan) 業(ye) 性，後者強調綜合素質。這本是教育方法之爭(zheng) ，難分優(you) 劣，可惜從(cong) 一開始，該爭(zheng) 論便被打上了政治的標簽。

　　在清末時，獨派占壓倒性優(you) 勢，因清政府官辦師範極為(wei) 失敗，被梁啟超諷為(wei) “其聘用西人者，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此外也因經費不足，無法普及，於(yu) 是私立師範成為(wei) 主流，社會(hui) 力量的參與(yu) 極大地推動了師範教育發展，到清亡時，全國有師範院校253所，學生2.85萬(wan) 人。

　　但到民初時，統派後來居上。因作為(wei) 模板的日本高級師範完全由國家統管，1913年，教育總長範源濂力推“六大師範區”製，美其名曰：“高等師範學校定為(wei) 國立，由中央直轄，無論為(wei) 校若幹，悉以國家之精神為(wei) 精神，以國家之主義(yi) 為(wei) 主義(yi) 。”

　　在政府幹預下，僅(jin) 僅(jin) 3年，師範院校便銳減到195所，學生亦減至2.496萬(wan) 人。北伐成功後，雖放寬了對私立師範的限製，卻硬性植入美式教育製度，將基層師範與(yu) 中學合並，成立綜合性中學，將高等師範與(yu) 大學合並，成立綜合性大學，結果越搞越亂(luan) ，到抗戰前，仍未能走出低穀。

　　“師荒”現象令人愁

　　抗戰爆發後，國家對師範院校的管控陡然強化。一方麵，清亡後，作為(wei) 基層社會(hui) 支柱的鄉(xiang) 紳階層紛紛湧入城鎮，造成農(nong) 村管理失序，矛盾尖銳，教育成為(wei) 地方博弈的重要力量，鄉(xiang) 村師範作用一下被凸顯出來。甚至可以說，誰把握了地方師範，就把握了該地人們(men) 的觀念。在抗戰期間，這個(ge) 效應被進一步被放大。

　　另一方麵，在淪陷區，日方對基層師範管控極為(wei) 嚴(yan) 格，逼得國統區的教育主管部門很被動。師範教育從(cong) 原來傳(chuan) 授知識，提高到了“精神國防”的層麵。

　　然而，多年積欠形成的惡果，此時充分顯露了出來。按戰爭(zheng) 初期情況統計，以當時兒(er) 童入學率22%計算，中國共需專(zhuan) 業(ye) 教師122.56萬(wan) 人，可實際上隻有61萬(wan) 人，隨著半壁江山淪落敵手，“師荒”現象更趨嚴(yan) 重，以致國民黨(dang) 五屆六中全會(hui) 上也承認：“小學師資之缺乏，為(wei) 目前嚴(yan) 重之問題。”

　　“師荒”的源頭在於(yu) “生荒”，學生們(men) 普遍不願意上師範院校，已入學的因為(wei) 對前途悲觀，紛紛要求退學。到1943年時，問題已發展至騎虎難下的局麵，不得不進一步強化國家管控。

　　趕快來點物質刺激

　　師範生原本享有國家補助，可戰爭(zheng) 造成物價(jia) 飛漲，那點補助已不敷支出。普通高校學生可申請實際上無需歸還的助學金貸款，這一抗戰時期的惠政，卻對師範院校造成一定的衝(chong) 擊。

　　為(wei) 此，國民政府緊急加大投入，每人人均先補30元，並很快出台政策，決(jue) 議師範生待遇參照軍(jun) 校學生標準。除膳食免費外，書(shu) 籍文具、製服、被褥、鞋襪一律由政府負擔，報到和畢業(ye) 時均發給旅費。因物價(jia) 飛漲，1942年起還決(jue) 定師範生每月一律再發米2鬥1升，原來的膳費亦不減免，充作副食費。以廣東(dong) 為(wei) 例，到1942年時，師範生每月補貼已達28元，所有縣級師範均已被覆蓋。

　　除了保底之外，政府還采取了一些激勵性的辦法，比如設立師範生獎學金，每年獎勵麵覆蓋2萬(wan) 名，每人可得120元獎金。

　　除物質鼓勵之外，國民政府還推動了“推進師範教育運動”，通過大力宣傳(chuan) ，鼓勵青年人投身教育，規定自1942年起，每年3月29日-4月2日，舉(ju) 行“推進師範教育運動周”。

　　這些舉(ju) 措產(chan) 生了一定的積極成果，在校師範生數量已與(yu) 戰前相當，但在各師範院校中也出現了腐敗、低效率的情況，“師荒”局麵雖有數字上的緩解，卻並未發生根本改觀。

　　導師製讓兩(liang) 派矛盾激化

　　國家投入如此巨大，是為(wei) 了起到“精神國防”的作用，自然會(hui) 把自己的意誌附加其中。故陳立夫上台後不久便力推“導師製”，可沒想到，這一措施卻造成獨派、統派矛盾激化。

　　導師製與(yu) 學分製、班建製為(wei) 現代高等教育的三大模式，源於(yu) 牛津大學，它的優(you) 點在於(yu) 密切師生關(guan) 係。教育部希望借此加大集權，故表態此舉(ju) 是為(wei) 了“矯正現行教育之偏於(yu) 知識傳(chuan) 播而忽於(yu) 德育指導，及免除師生關(guan) 係日見疏遠而趨於(yu) 商業(ye) 化起見”。

　　與(yu) 導師製配套的，是一整套形式主義(yi) 的做法。按當時的《青年訓練大綱》要求，“使青年耳聽心唯，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學生需依照“軍(jun) 人讀訓之精神自省自立”。師範院校被要求按軍(jun) 隊標準過“總理紀念周”，即每周一上午9-12點全員參與(yu) 固定的儀(yi) 式，三次無故不到即遭處分。此外，還有許多繁文縟節，校園中掛誰的畫像，多大尺寸，掛在哪裏，都有具體(ti) 規定，且要求老師批閱學生生活日記等。師範生入校要參加軍(jun) 事訓練，訓練後還要當眾(zhong) 宣誓：“餘(yu) 敬宣誓：餘(yu) 以至誠愛我中華民族，信仰三民主義(yi) ，恪守領袖訓示，服從(cong) 政府法令。”

　　這些違背教育精神的做法，當然無法被獨派認同，私立師範學校認為(wei) 此舉(ju) 增加了成本，給教學管理帶來困難，所以全力反對，使導師製始終貫徹不下去。

　　導師製就這麽(me) 不了了之

　　導師製要求將學生分為(wei) 若幹組，每組5-15人，配一名導師，進行綜合管理，導師要對學生成績、道德、行為(wei) 、思想等負責。

　　可問題是，導師製與(yu) 當時具體(ti) 環境嚴(yan) 重不匹配。師範院校多女生，而女教師極少，能當導師的更少，“今日之學校中，求能得道貌岸然、學識深湛，言足以感學生行足以化學生之教師為(wei) 導師而當之無愧者，百不得一”。

　　此外，民國時期師範畢業(ye) 時有會(hui) 考。如不能通過，即無法獲得教師資格，所以師範生從(cong) 跨入校門那一天起，便全力為(wei) 畢業(ye) 會(hui) 考而努力，導師製影響他們(men) 複習(xi) 功課，因此學生們(men) 很不滿。

　　導師製無法落地生根，有更客觀的原因，現代大學製度在英國已有數百年傳(chuan) 統，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傳(chuan) 統和文化，導師製是從(cong) 中世紀經院的傳(chuan) 道製度演化而來，經過長期磨合方才定型。而當時中國僅(jin) 僅(jin) 是功利性引入，希望短期內(nei) 就能立竿見影，不顧當時教學資源不足、缺乏合格教師等因素，自然會(hui) 出現“中國就是厲害，外國的好東(dong) 西來一樣毀一樣”效應，在當時小說《圍城》中，錢鍾書(shu) 先生對導師製也極盡挖苦之能事。

　　私立師範教育成了眼中釘

　　在獨派的一片反對聲中，到1943年，導師製已基本擱淺，如何體(ti) 麵的下台，已成了大問題。事實上，第二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便不得不收回成命，不再強推導師製，改成每年級設置一名導師，實際上隻是個(ge) 擺設。

　　麵對挫折，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人員並未更多檢討自身的原因，而是將怨氣撒到了獨派身上，教育家葉鬆坡就曾表示：“負責實施的人缺乏誠心，沒有毅力，馬馬虎虎，敷衍塞責，所謂'有治法而無治人'，各種製度、方法每變虛應故事，成為(wei) 具文而已。”

　　經過此番挫折，近一步加強了教育部限製私立教育的決(jue) 心，這為(wei) 修訂《修正私立學校規程》提供了契機。在抗戰初，6所私立大學停辦，11所公立大學停辦，使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一度達到了51.1%。而抗戰中，先後成立了5所國立高等師範，私立師範基本被邊緣化，原本獨派和統派相對均衡，此時打破平衡完全成了一邊倒。

　　一個(ge) 尚未結束的爭(zheng) 論

　　中國近代師範教育始於(yu) 私立師範院校，中國第一所現代師範院校即為(wei) 張謇創辦的民立通州師範學校。正是私立院校的巨大推動，使中國師範教育突破重圍，迅速發展。

　　其實，民國時期私立師範院校同樣免學費，隻收膳食費等，當時法律也明確規定，私立學校屬於(yu) 公益教育機構，不允許以營利為(wei) 目的。私立教育有公立教育難以匹敵的優(you) 點，比如“校長無變更，斯計劃無改易，如有所舉(ju) ，計必成之”、“教職各員，多以義(yi) 合，凡關(guan) 教務，皆願盡力，學生功課，督責尤嚴(yan) ”。私立教育要對董事會(hui) 負責，故效率更高，能堅持專(zhuan) 家治校，不會(hui) 養(yang) 大批行政人員，更不會(hui) 因派係等因素造成教學管理人員頻繁更替。

　　然而，私立教育資金實力不夠，容易出現動蕩，一些學校確有不規範行為(wei) ，時人諷為(wei) “學店”。這些問題本可通過健全法製來逐步規範，可在民族危亡的關(guan) 頭，教育成了“前線”，人們(men) 沒有耐心去等待，最終，獨派與(yu) 統派的學術之爭(zheng) 在政治裁判下分出了勝負，獨派因此出局，而統派亦未取勝，反而成了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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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時：被判刑12年的教育家

　　在中國民辦大學史上，陳時是一位不能被遺忘的人物。他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後並入華中師範大學），被時人尊為(wei) “南陳北張”（北張，即張伯苓）。由於(yu) 他在“土改”中被錯誤判刑12年，兼之英年早逝，他一生為(wei) 之努力奮鬥的學校亦未能留名到今天，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寥寥無幾。

　　陳時生於(yu) 1891年，16歲赴日求學，曾在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澤渝吉創辦的私立慶應大學攻讀，形成了“人才是國家的財富，教育是治國的根本”的觀念。1911年回國參加了辛亥革命，曾任湖北軍(jun) 政府財務司秘書(shu) ，後辭官辦學。1912年5月隨父陳宣愷創辦“中華學校”，1913年4月正式到教育部注冊(ce) 成大學，1915年獲批，而張伯苓的南開大學是4年後才獲準的。父親(qin) 去世，陳時接任校長一職，艱苦經營長達20多年。

　　為(wei) 辦好大學，陳家可謂毀家辦學，先後捐出田地200石、白銀3000兩(liang) ，官票5000串，圖書(shu) 3000餘(yu) 部。

　　中華大學以“成德、達材、獨立、進取”為(wei) 校訓，先後延請了黃侃、施洋等名家任教，康有為(wei) 、梁啟超、李大釗、馮(feng) 玉祥、李公樸、範長江、陶行知、鄒韜奮等曾到校演講，而來華訪學的杜威、泰戈爾也曾在校園中辦過講座，培養(yang) 出了惲代英、陳昌浩、王亞(ya) 南、李之龍、馬駿、林育南等革命者。“五四”運動時，湖北地區學生運動的指揮部即設在中華大學校內(nei) 。1917年，教育部舉(ju) 行首次留學生考試，總共錄取幾十名，而中華大學即有5人入榜，位列全國高校第三名，可見其教學質量之高。

　　由於(yu) 經費緊張，陳時曾效法武訓，沿街乞討，他曾坦承“算到艱謀之時，亦曾動自殺成仁之念”。由於(yu) 辦學成績突出，政府多次補貼、獎勵中華大學。即使是在艱難的1942年，國民政府還是補助了15萬(wan) 元。

　　曾有許多政客希望將中華大學收入名下，但陳時始終不為(wei) 所動。武漢淪陷前，陳時昔日老師重光葵曾希望他留下為(wei) 日軍(jun) 效力，雖然陳時對重光葵十分敬仰，他辦學亦受之影響，但他斷然拒絕勸誘，舉(ju) 校遷往重慶。

　　新中國成立後，陳時加入民革，並將中華大學捐獻了出來。遺憾的是，他在“土改”期間被錯判12年徒刑（2年緩刑），不久去世，1984年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