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夠從(cong) 美國的經驗中學到很多，尤其是核心價(jia) 值，這是實現真正卓越的必要條件

　　如今，偉(wei) 大的美國大學，那些占據了世界上頂尖研究大學地位的學校，已經成為(wei) 美國創新的主要動力，不論以任何衡量標準——諾貝爾獎、文獻引用次數，還是推動經濟和社會(hui) 進步的實際發現，美國都是高等教育優(you) 秀機構領域的王者。隨著我們(men) 的社會(hui) 更加依賴知識的發展，以及如何將知識應用於(yu) 提升國內(nei) 外社會(hui) 和經濟的公眾(zhong) 福利，這些機構會(hui) 演化成為(wei) 更加重要的組織。這些大學一直是重要發現的來源，例如激光、兒(er) 童白血病的療法以及全球定位係統；它們(men) 也一直是發明的來源和產(chan) 地，在那裏，醫學奇跡被發現，並應用於(yu) 創造拯救和延長生命的疫苗、療法和藥物。我已經在我最新的書(shu) 《偉(wei) 大的美國大學：它如何成長為(wei) 卓越，它在國家中不可替代的所用以及為(wei) 什麽(me) 它必須受到保護》（TheGreatAmericanUniversity：ItsRisetoPreeminence，ItsIndispensibleNationalRole，WhyItMustBeProtectedPublicAffairs，2011）中提到過這些改變生命的發現，它們(men) 影響了數以億(yi) 計的人們(men) ，並且推動了美國社會(hui) 的改變。盡管如此，僅(jin) 有少數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意識到，偉(wei) 大的美國大學的卓越之處是建立在它們(men) 做出深刻發現、並將發現的過程與(yu) 藝術和科學教學相結合的能力的基礎上。

　　大學價(jia) 值觀必須內(nei) 在化

　　大部分美國人沒有意識到，研究性大學的起源是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簽署100年之後。直到1933年，德國大學才被致以最高敬意，是出於(yu) 它們(men) 對研究的重視，取得多項發現。在諾貝爾獎得主中，德國獨步全球，可謂名至實歸。隨著納粹的興(xing) 起，在很多領域有著眾(zhong) 多猶太學者和科學家的大學係統受到褻(xie) 瀆，我們(men) 將其視為(wei) 德國領先地位的終結。美國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具備了核心價(jia) 值係統，在“二戰”時期開始騰飛，此後再也沒有退步。從(cong) 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人或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外國科學家獲得了大約60%的諾貝爾獎。這裏的要點是，如果合適的條件都具備了，偉(wei) 大是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nei) 實現的。

　　此外，絕大多數受過教育的美國公眾(zhong) 是從(cong) 本科和專(zhuan) 業(ye) 教育的角度來考量這些偉(wei) 大的大學，即教學和知識傳(chuan) 播的角度，而不是創造新知識的角度。這樣的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些飽學之士思考了自己的經曆，也關(guan) 心其子孫的教育以及他們(men) 怎樣才能負擔得起最優(you) 質的教育。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是至關(guan) 重要的，這是偉(wei) 大大學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部分學校做得非常好，一部分做得則不那麽(me) 優(you) 秀。但是，我們(men) 的大學成為(wei) 世界上最優(you) 秀大學的原因不是本科教學任務的完成，而是它們(men) 產(chan) 生新想法和做出重要發現的能力。其中，很多都對公民的經濟和社會(hui) 生活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使得這些大學成為(wei) 珍寶。

　　偉(wei) 大的創立必不可少的是12條核心價(jia) 值觀的內(nei) 在化，在這12條核心價(jia) 值觀的基礎上能夠建立起一套組織結構。這些價(jia) 值觀，包括用人惟才的想法（個(ge) 體(ti) 是根據他們(men) 工作的質量來評判，而不是性別、國籍、社會(hui) 經濟背景或種族等特征）。根據這些價(jia) 值觀中的四條或者更多，高等教育係統非常重視“組織懷疑論”（organizedskepticism）或對事實和真理的不斷質疑。它強調了自由公開的觀點交流的重要性。保密和出版前限製，或任何形式的政府審查，是公開交流的對立麵。此外，至關(guan) 重要的是學術自由和自由質詢的價(jia) 值的演化。在某種程度上，學者和科學家出於(yu) 對政府或大學約束的畏懼，不得不持有“知識產(chan) 權”（intellectualpunches），並不能提供大膽、全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想法，知識的發展可能會(hui) 被限製或歪曲。最終，係統接受了“同儕(chai) 審查”（peerreview）的思路。受托人、政府官員和大學行政人員不得擔任評判人員，在各學科的認證專(zhuan) 家將擔任他們(men) 同儕(chai) 作品質量的評判人員。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係統正偏離這些價(jia) 值觀，越來越困難、或者說越來越不可能，去創造卓越的大學。

　　雖然美國的研究性大學使得世界上很多人羨慕，但是，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意識到它們(men) 的主導地位處境危險。擔憂有二，一是本科教育的質量，另一個(ge) 則是大學的經濟模式：教育日益上升的費用是可持續的嗎？技術領域的進步將如何影響最優(you) 秀大學的教學和研究的性質和類型？如果我們(men) 在學術上富足，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會(hui) 開始感到如此貧困？

　　在過去的十年左右，以及在更加遙遠的過去，美國偉(wei) 大的大學係統一直麵臨(lin) 著威脅。在我看來，與(yu) 很多人設想的相反，目前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或歐洲等海外大學的競爭(zheng) 。事實上，我們(men) 應該歡迎外國的競爭(zheng) ，因為(wei) 這會(hui) 促進知識更快速地發展，使得我們(men) 能夠解決(jue) 現在看來棘手的問題。所以，這些威脅實際上來自美國社會(hui) 內(nei) 部，包括大學內(nei) 部和外部。

　　中國能從(cong) 美國學什麽(me)

　　中國能夠從(cong) 美國的經驗中學到什麽(me) ？美國真的獨特嗎？能夠從(cong) 我們(men) 的經曆中總結出來經驗，為(wei) 在中國等迥異的地方建立偉(wei) 大大學提供借鑒嗎？我們(men) 確實知道，中國展示出了一些創造偉(wei) 大的高等教育所需的關(guan) 鍵因素。它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大量的人力資本。它的人民極其重視高等教育和發現。它有將發現轉化為(wei) 經濟和社會(hui) 進步的願望。

　　當然，中國將不得不規劃自己通往偉(wei) 大和發展偉(wei) 大大學的道路，但是，中國也能夠從(cong) 美國的經驗中學到很多，尤其是核心價(jia) 值，這是實現真正卓越的必要條件。我冒昧地對這個(ge) 問題做一些推測，讓我來列舉(ju) 一些參與(yu) 建立中國大學和就學於(yu) 中國大學的人可能思考的問題。當中國人渴望創立世界排名前25-50位的大學時，他們(men) 應該考慮這12個(ge) 問題。

　　中國將不得不對自由質詢和學術自由的價(jia) 值做出更深層次的承諾。中國將不得不真正將這些核心價(jia) 值製度化，否則，偉(wei) 大的科學和學術將不能繁榮發展。在表麵上，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做了這樣的承諾，但是，他們(men) 骨子裏並不這樣認為(wei) ，他們(men) 實際的政策和行動也沒有有效地表明承諾。在大學和中國人之間必須形成某種社會(hui) 互動：為(wei) 了回報接近絕對的工作自主權（學者和科學家相信自主權會(hui) 推動新發現），為(wei) 了回報能夠實事求是、開誠布公地教育學生，為(wei) 了回報從(cong) 中國政府獲得的財政支持，為(wei) 了回報批判政府政策和舉(ju) 措的權利——甚至以一種激進的方式——中國學術界必須取得至少三項成果：重要的發現，能夠改善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為(wei) 年輕人提供的教育，培養(yang) 21世紀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所必須具備的技能和批判性推理能力；知識的傳(chuan) 播，使得中國人能夠更好地行使作為(wei) 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做出其使命所在的明智判斷和決(jue) 定。直到這種互動形成，通往成功的微小進步才成為(wei) 可能。到那時，即使偉(wei) 大的學者和科學家擁有在海外工作的機會(hui) ，他們(men) 中的一部分也會(hui) 想留在中國大學。

　　中國將不得不致力於(yu) 在“學術市場”上建設獎勵係統。科學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使其做出重要發現並此其成果獲得廣泛認可，這可能會(hui) 使研究員個(ge) 體(ti) 和機構覺得疲於(yu) 奔命，甚至導致過分的反常行為(wei) 。希望獲得認同的壓力在所有的科學係統產(chan) 生了形形色色的異常現象，但是，在中國的發生率似乎比美國和歐洲更高，部分原因可能是來自政府的壓力。

　　中國的大學必須將文科視作學校的關(guan) 鍵組成部分。真正偉(wei) 大的大學，不僅(jin) 強調數學、科學、工程以及他們(men) 帶來的經濟效益，而且還會(hui) 致力於(yu) 社會(hui) 和行為(wei) 科學以及人文學科。今後的大學將會(hui) 變得越來越跨學科化，同時，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也必須經由人文學者補充，尤其當這些科學家具備了克隆人的能力，並且能開發出能夠自行做出決(jue) 定的納米科學結構時，就需要人文學者來討論這些工作是否符合道德規範。

　　中國必須解決(jue) 一個(ge) 問題，即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的眾(zhong) 多大學要各自扮演怎樣獨特的角色。當其中的一些能夠輕易優(you) 於(yu) 另一些時，這些院校就無法為(wei) 爭(zheng) 取最優(you) 秀的人才而展開競爭(zheng) 。中國人或許能夠成功地創造出他們(men) 自己的，像萬(wan) 尼瓦爾·布什（VannevarBush）所寫(xie) 的《科學：無盡的邊疆》（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那樣的著作，在過去的70年裏，這部著作指導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並且對塑造美國大學的卓越地位影響重大。中國的學術和政治領導人已經為(wei) 這個(ge) 國家及其大學製定了目標，但還必須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確定科學的目標到底是什麽(me) ，以及應該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中國可以跨越美國大學現在麵對的結構性障礙。中國必須為(wei) 它的本科生建立一個(ge) 開放的、以結果為(wei) 導向的並且反響良好的課程體(ti) 係。這個(ge) 體(ti) 係不能建立在死記硬背的基礎上，而應該以培養(yang) 如下能力為(wei) 基礎：邏輯推理能力、接受質疑的智慧和提出不能在書(shu) 上找到標準答案問題的能力。從(cong) 很多方麵看，正如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生物學家StuartFirestein最近所指出的那樣，無知是推動科學的力量。我們(men) 希望研究的，不是我們(men) 所知的，而恰恰是我們(men) 所不知道的、那些還沒有被解答的問題，才構成了科學探究。因此，一個(ge) 好的高等教育體(ti) 係必須能接受多次的失敗但不被打敗。我們(men) 錯的時候往往比對的多，當我們(men) 做“對”的時候，那些正確的答案隻會(hui) 製造出更多無法解決(jue) 的問題，而我們(men) 的無知就這樣增加了。中國人必須深刻了解，到底要怎樣做才能在解決(jue) 真正複雜的問題以及回答棘手的問題上取得進展。他們(men) 必須讓年輕學生做好準備，在他們(men) 12年的中小學教育中，學會(hui) 如何獨立思考並且願意挑戰權威。

　　中國不應該試圖效仿20世紀後半期的美國大學。那是一個(ge) 舊模式，它在美國成功地運行了50多年，但是，由於(yu) 一些有待解決(jue) 的關(guan) 鍵問題的性質和研究這些問題的新機製，這個(ge) 模式現在已經在經曆一些修正。

　　技術將改變那些著名大學在21世紀的教學和研究方式。容納成百甚至上千學生的大型課程將在未來25年內(nei) 在美國絕跡。除非課程的容量能夠促進學習(xi) 的質量，那些大型課程才會(hui) 被保留。教師的角色也會(hui) 改變。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裏已經開始改變。

　　大學的組織結構也不得不在21世紀有所改變。與(yu) 其按照舊的理念和結構來設計大學，不如預期和順應這些變化，這將對中國的大學更有利。大學的組織結構將更多地依賴為(wei) 了解決(jue) 問題而形成的跨學科結構，並保留由鑽研某一個(ge) 單一學科而形成的深度知識。21世紀的新語言區別於(yu) 其他學科語言的最大競爭(zheng) 力在於(yu) ，它可以讓研究者和教師跨越學科的障礙，自由交流。新的組織結構將會(hui) 采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因為(wei) 單一的形式並不能適用於(yu) 所有情況。美國最好的大學間將會(hui) 出現巨大的異質性，這些大學背後的運行結構也將互不相同。

　　與(yu) 高等院校組織結構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校園理念的重新審視。在過去的1000年間，我們(men) 對於(yu) “校園”這一觀念相對缺乏審視：從(cong) 羅馬的圓頂；到牛津和劍橋的四方院子；到哈佛和耶魯的庭院和學院體(ti) 係；到托馬斯·傑斐遜關(guan) 於(yu) 弗吉尼亞(ya) 大學的建築理念；再到在哥倫(lun) 比亞(ya) 和其他城市學府中隨處可見的20世紀校園。我們(men) 很可能不需要建造宏偉(wei) 的建築，但應當建立一種架構，它追隨而不是決(jue) 定解決(jue) 重大問題所需要的學科組合。舉(ju) 例來說，像在100年前在大學的校園的中心建造巨大的圖書(shu) 館。另外，當我們(men) 在人口更密集的地區建校園的時候（對中國來說絕對是個(ge) 問題），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不考慮采用垂直結構，讓我們(men) 的教師和學生能有一些社區意識。總之，中國不應該模仿其他國家在20世紀做的事，而應該試圖尋找麵向21世紀的創新。中國必須處理好大學中的思想創新和公司以及孵化器之間的關(guan) 係，前者是創新的動力，後者則利用大學創造的知識產(chan) 權來生產(chan) 新的產(chan) 品和從(cong) 事新的交易。如果能夠處理好這兩(liang) 者之間的關(guan) 係，就能夠預見到可能存在的利益糾紛並製定政策來緩和矛盾。

　　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的經濟運行模式正在遭受質疑。很有可能，舊的金融模式並不適合21世紀的情況。除了靠慈善活動和捐助，大學應當開發一些新的收入來源。教育係統的融資和教育成果都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除了少數極負盛名的機構，學費在過去10年的增長不能持續下去。明智地投資於(yu) 高等教育，將會(hui) 有巨大的回報。當美國政府減少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時，中國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這會(hui) 使中國擁有它現在還不具備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那些反智主義(yi) 的論調，在美國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它導致一些州政府，比如加利福尼亞(ya) 州，對高等教育資助大幅度減少。這種行為(wei) 將嚴(yan) 重損害我們(men) 大學教育體(ti) 係的質量。

　　中國也將和美國一樣，不得不應對一個(ge) 棘手的問題：我們(men) 如何既提高數量又提高質量？也就是說，我們(men) 如何在給貧困家庭的優(you) 秀孩子提供機會(hui) 的同時，保證本科生和研究生群體(ti) 的質量？我們(men) 要如何開發那些在我們(men) 的社會(hui) 中存在的，還沒有被充分挖掘的非凡才能？

　　最後，中國可以通過和美國大學建立良好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夥(huo) 伴關(guan) 係而從(cong) 中受益。合作的單位不一定要是“大學”，而可以通過一個(ge) 研究實驗室，或者同時在中美兩(liang) 國大學間舉(ju) 辦多學科合作來實現。合作戰略可以替代競爭(zheng) 性策略，並且同時提高兩(liang) 國機構的卓越程度。

　　從(cong) 去年我所著《偉(wei) 大的美國大學》（TheGreatAmericanUniversity）出版到現在，幾乎沒有發生什麽(me) 改變。但在今後的歲月裏，還有許多東(dong) 西將不得不改變。■

　　作者為(wei) 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教授，曾於(yu) 1989年-2003年間任哥大教務長。翻譯徐絲(si) 然李樂(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