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到優(you) 先的位置。鄧小平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chan) 力”，教育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從(cong) 政府的政策話語來說，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國政府那樣把教育提高到那麽(me) 高的高度。

　　不過，中國政府對教育重視的程度不應當令人們(men) 驚訝，因為(wei) 作為(wei) 孔孟之鄉(xiang) 的中國，數千年傳(chuan) 統曆來就強調教育。兩(liang) 千多年之前，孔子就已經把人口、財富和教育作為(wei) 立國的三個(ge) 最重要要素，強調在發展生產(chan) 、創造財富之後，惟一的大事情就是“教之”，也就是發展教育事業(ye) 。

　　無論是政府的政策還是傳(chuan) 統都給予了教育高度的重視，但多年來中國教育的現實情況則非常令人擔憂。這些年來，中國教育方麵的改革也不少，但教育係統的情況並沒有什麽(me) 明顯的好轉，反而在很多方麵，似乎越改越糟糕。老實說，盡管kaiyun官方地址的各個(ge) 領域都存在著非常多的問題，但人們(men) 最為(wei) 擔憂的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很多人來說，這個(ge) 領域簡直是毫無希望。

　　教育領域方方麵麵的發展不僅(jin) 沒有實現人們(men) 對教育的高度期待，反而與(yu) 這種期待剛好相反。在一些方麵，中國的教育不僅(jin) 沒有為(wei) 國家提高勞動生產(chan) 力做出應當有的貢獻，反而在阻礙勞動生產(chan) 力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教育有了大發展，但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仍然非常低下。不難發現，在教育費用大幅度提高的同時，教育所能給學生帶來的價(jia) 值卻在迅速減少；在大量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同時，企業(ye) 卻越來越找不到所需要的技術工人。

　　中國產(chan) 業(ye) 升級異常緩慢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中國的產(chan) 業(ye) 升級異常緩慢。東(dong) 亞(ya) 其它經濟體(ti) 包括早期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在其經濟發展過程的早期，每隔十來年就會(hui) 有一次產(chan) 業(ye) 升級。中國盡管仍然處於(yu) 工業(ye) 化的早期，但在過去的三十來年還沒有明顯的產(chan) 業(ye) 升級。

　　更為(wei) 重要的是，中國仍然缺失自己的知識體(ti) 係。無論在哪個(ge) 知識領域，知識體(ti) 係的缺失是顯然的。科學和工程方麵，知識具有普世性，中國尚可借助於(yu) “輸入”的方式來填補。但也應當指出，這個(ge) 普世的領域，中國並沒有做出很多的貢獻，中國在盡量輸入西方的知識，就是說，應用西方的技術。中國能否繼續這樣下去？這取決(jue) 於(yu) 西方是否願意繼續向中國輸出知識。西方對中國的知識輸出，無論是研究還是技術產(chan) 品，正在施加越來越多的限製。在這個(ge) 普世領域，中國也有一些創造，但其所創造出來的知識與(yu) 中國社會(hui) 所給予的大量的財力和人力的投入不成比例。

　　更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在社會(hui) 科學領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群體(ti) ，每年都在生產(chan) 著不計其數的著作和文章，有效推動著中國出版業(ye) 的發展。統計顯示，就出版作品的數量來說，中國出版業(ye) 早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業(ye) 。同時，也因為(wei) 中國知識界毫不遲疑地接受了西方的研究“八股”（技術層麵）方法，越來越多的學者能夠在西方雜誌期刊上發表論說。

　　不過人們(men) 要問，這個(ge) 龐大的社會(hui) 科學群體(ti) 在解釋中國嗎？大多數人所做的僅(jin) 僅(jin) 是尋找中國證據來論證西方理論。不難發現，大多論文都被冠以類似“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這樣的副標題。多少年來，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互相競爭(zheng) 的都是來自於(yu) 西方的各種思想、意識和觀念。來自本土的思想、意識和觀念到今天為(wei) 止還是空白。實際上，就連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論述例如儒學也已經嚴(yan) 重西方化了，所謂的對中國的研究僅(jin) 僅(jin) 是用西方“八股”所做的再解釋罷了。缺失自己的知識體(ti) 係對中國的文化和文明發展的負麵影響正在日益展現出來。很顯然，知識體(ti) 係是任何一個(ge) 文明的主體(ti) 和核心。在缺失這樣一個(ge) 核心的情況下，何以有中國文明的複興(xing) 呢？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中國文明正在複興(xing) 。相反，文明衰落的症狀則到處可見。

　　社會(hui) 對教育界不滿尤其明顯

　　到底是什麽(me) 因素使得中國教育和知識界處於(yu) 這樣一個(ge) 難堪的困境？很多年來，我們(men) 一直在思考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力圖從(cong) 政府的各種教育改革政策、學界的行為(wei) 入手來理解中國教育和知識界的局麵，但很難找到一個(ge) 令我們(men) 信服的理由。就教育部門來說，每出台一個(ge) 政策，都能找到很大的合理性，洋洋灑灑，都是為(wei) 了推進中國的教育和知識事業(ye) 。但是，每一政策的實施則和政策的願意有很大的距離，很多場合甚至是背道而馳。教育者和學者也一樣。他們(men) 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各種外在的力量（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的還是社會(hui) 上的）牽著鼻子走，在一些場合是被動地，在一些場合是主動地，但結果又是怎樣呢？很多方麵的目標都達到了，唯獨他們(men) 的職業(ye) 對他們(men) 的要求沒有達到。而社會(hui) 呢？社會(hui) 沒有參與(yu) 教育部門決(jue) 策的討論，對很多政策，社會(hui) 隻能被動接受。一旦政策對自己產(chan) 生負麵效果的時候，社會(hui) 也就隻會(hui) 憤怒。社會(hui) 對教育界不滿尤其明顯，花了那麽(me) 多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但學校培養(yang) 出來的是什麽(me) 樣的人才？教育政策部門、教育者和社會(hui) 三者現在處於(yu) 一個(ge) 惡性互動過程之中。

　　為(wei) 什麽(me) 教育改革越改越糟以至於(yu) 社會(hui) 對教育部門和教育者失去了信心？這裏的因素當然非常多。我們(men) 想從(cong) 教育哲學的角度來透視中國的教育問題，因為(wei) 我們(men) 相信教育哲學是其中一個(ge) 最重要的甚至是關(guan) 鍵性因素。我們(men) 在考察西方世界或者其他國家近代教育製度興(xing) 起的背景時發現教育哲學的重要性。

　　在很大程度上說，整個(ge) 近現代教育製度的確立實際上源自一種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學。相比較而言，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也是一種思想的結果。這就意味著，要改變教育體(ti) 製，首先就要改變教育哲學。如果不能改變這種教育哲學，那麽(me) 任何有意義(yi) 的體(ti) 製變革都將是不可能的。改變教育哲學也就是思想解放的問題。實際上，這不難理解，中國其他方麵改革的成功或者進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結果。教育領域沒有思想解放，也因此沒有什麽(me) 進步。當然，也必須強調的是，思想解放不僅(jin) 是對執政黨(dang) 及其政府決(jue) 策者而言，而更是對知識界而言。

　　討論教育哲學要從(cong) 教育界的認同和邊界開始。中國傳(chuan) 統上有沒有教育哲學？當然有。我們(men) 初步翻閱了一下，發現這方麵的論著數量還不少，論文尤其多。但是，使我們(men) 困惑的是，盡管大家都在研究和談論曆史上一些人物的教育哲學或者思想，但大家都不能很清楚地回答“這是誰的教育哲學？”這一關(guan) 鍵問題。我們(men) 在談論的是教育家的教育哲學，還是政治家的教育哲學，還是商人的教育哲學？或許有人會(hui) 說，這一問題很簡單。不過，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我們(men) 覺得這既是一個(ge) 認同問題，也是一個(ge) 邊界問題。

　　認同和邊界對知識界尤其重要

　　認同問題很重要。認同問題要回答的是“我是誰？”的問題。當我們(men) 談論教育的時候，我們(men) 是作為(wei) 一位教育者和學者，還是一位政治人物或者商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就有不同的答案，因為(wei) 這些是不同的社會(hui) 群體(ti) ，其背後的利益是不同的。例如，知識分子的利益是更多的知識，政治人物的利益是更多的權力，而商人的利益是更多的經濟利益。每一社會(hui) 群體(ti) 從(cong) 自我利益出發，對教育哲學就會(hui) 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如果沒有這一認同，那麽(me) 就會(hui) 產(chan) 生角色混亂(luan) 的現象。邊界的問題也同樣重要。既然不同的群體(ti) 有不同的利益，那麽(me) 邊界的重要性應當不難理解。政治權力有其邊界，知識領域有其邊界，商人有其邊界。盡管權力、知識和經濟都是同一社會(hui) 的不同方麵，但它們(men) 之間必須具有邊界。如果邊界混亂(luan) 不清，那麽(me) 就會(hui) 產(chan) 生它們(men) 之間的關(guan) 係的高度緊張，例如權力和知識之間，商人和權力之間，商業(ye) 和知識之間等等。

　　這裏更應當強調的是，認同和邊界對知識界尤其重要。知識界或者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專(zhuan) 業(ye) ，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專(zhuan) 業(ye) 和專(zhuan) 業(ye) 主義(yi) 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知識領域，例如政治和商業(ye) 也都可以視為(wei) 是專(zhuan) 業(ye) 。德國社會(hui) 學家韋伯（MaxWeber）就把政治定義(yi) 為(wei) 職業(ye) ，強調職業(ye) 政治家的重要性。不過，無論中西方，當人們(men) 說“專(zhuan) 業(ye) ”的時候，更多的是指和教育訓練有關(guan) 的領域。知識界是一個(ge) 特殊的領域，很多人都可以去從(cong) 事政治或者商業(ye) ，但不是每一個(ge) 人都可以從(cong) 事知識創造。在知識領域，專(zhuan) 業(ye) 主義(yi) 是通過長期的訓練和培養(yang) 才可形成。

　　實際上，“專(zhuan) 業(ye) ”這個(ge) 概念的起源指的就是基於(yu) 教育之上的職業(ye) ，為(wei) 社會(hui) 的其他領域例如政治和商業(ye) 提供專(zhuan) 業(ye) 性服務。既然知識界也是社會(hui) 的有機部分，那麽(me) 向其他領域提供服務成為(wei) 必需。但要指出的是，提供服務並不意味著這個(ge) 領域要依賴於(yu) 其他領域。在西方，古典意義(yi) 上，曆史最悠久的專(zhuan) 業(ye) 是神學、醫學和法律。這些領域的專(zhuan) 業(ye) 人員當然是教育的結果。十九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職業(ye) 的分化，專(zhuan) 業(ye) 也越來越多。但不管什麽(me) 樣的專(zhuan) 業(ye) ，都是教育的產(chan) 物。

　　也正因為(wei) 和教育有關(guan) ，“專(zhuan) 業(ye) ”往往具有以下一些獨特的特征。

　　第一、規製性。專(zhuan) 業(ye) 由法規來規製，法律規定專(zhuan) 業(ye) 團體(ti) 所要履行的責任。對專(zhuan) 業(ye) 團體(ti) 來說，這是一種外在邊界的劃定，就是和其他社會(hui) 群體(ti) 的關(guan) 係。

　　第二、自治性。專(zhuan) 業(ye) 團體(ti) 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來管理其內(nei) 部事務。知識領域既然是一個(ge) 特殊的領域，那麽(me) 其必須發展出符合其自身特殊性的自治方式。

　　第三、聲望，專(zhuan) 業(ye) 團體(ti) 成員因為(wei) 其所擁有的知識一般享有崇高的社會(hui) 聲望。這個(ge) 特點也表明，知識領域社會(hui) 責任的重要性。因為(wei) 社會(hui) 對知識群體(ti) 的信任，這個(ge) 團體(ti) 較之其他群體(ti) 更有能力對社會(hui) 造成影響。

　　第四、和聲望相關(guan) 的是專(zhuan) 業(ye) 的權力相關(guan) 性。權力包括兩(liang) 方麵，一是內(nei) 部的，即專(zhuan) 業(ye) 團體(ti) 對其成員進行管理的權力；二是外部的，即專(zhuan) 業(ye) 人員對其他社會(hui) 領域的人們(men) 的行為(wei) 施加影響。（在人類曆史上，知識既為(wei) 人類帶來福利，也為(wei) 人類帶來災難。知識的權利和責任的關(guan) 係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課題，當另文論述。）

　　所有這些特征是從(cong) 知識的認同和邊界衍生而來的。正如政治人物追求權力，商人追求利潤，教育界或者知識界追求的是知識的創造和傳(chuan) 授。盡管這些社會(hui) 領域也是互相關(guan) 聯的，但每一領域都有其獨有的產(chan) 品，通過其產(chan) 品和其他領域發生“交易”，即關(guan) 聯。很顯然，每一領域總有一種自然的傾(qing) 向性去影響其他領域，追求影響力。

　　中國無法回答錢學森之問

　　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很顯然是“專(zhuan) 業(ye) ”的產(chan) 物。專(zhuan) 業(ye) 主義(yi) 的唯一目標就是把教育者和知識者每一個(ge) 人的專(zhuan) 業(ye) 水平發揮到極致。如果從(cong) 專(zhuan) 業(ye) 主義(yi) 的角度，我們(men) 不難發現中國教育哲學的核心弊端在哪裏。今天的中國，中國教育界和知識界，除了專(zhuan) 業(ye) 主義(yi) ，什麽(me) 都不缺。中國的大學以權力為(wei) 本，以培養(yang) 了多少政治人物為(wei) 榮。看看中國的大學，有太多的領導職位為(wei) 退休下來的政治人物和官員所擔任。中國的大學以利益為(wei) 本，以培養(yang) 了多少億(yi) 萬(wan) 富翁為(wei) 榮。唯獨缺少的就是規定大學本質的專(zhuan) 業(ye) 主義(yi) 。所以，中國無法回答錢學森之問，即“中國為(wei) 什麽(me) 出現不了大師？”。道理很簡單，中國的大學的目標不是培養(yang) 大師。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發生了一場有關(guan) “社會(hui) 主義(yi) 異化”的討論。這場討論對中國的改革產(chan) 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為(wei) 討論使人們(men) 明白了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至少促使中國脫離了毛澤東(dong) 式的貧窮社會(hui) 主義(yi) 。今天，把“異化”這一概念應用到教育和知識界最也合適不過了。如果要進行任何有意義(yi) 的教育改革，那麽(me) 首先必須回答教育界和知識界一些最基本的哲學問題，例如“什麽(me) 是大學？”、“大學的目的是什麽(me) ？”和“什麽(me) 是大學應當做的，什麽(me) 是不應當做的？”等等。在大學的本質是“異化”的條件下，不管什麽(me) 樣的改革都會(hui) 無濟於(yu) 事。

　　今天，最令人悲觀的是，因為(wei) 有權力和利益的支撐，大學裏麵甚至教育界裏麵的很多個(ge) 體(ti) （無論是官員還是教員）感覺到自己都在發展和上升。但是他們(men) 並沒有意識到，他們(men) 所處的整體(ti) 教育製度正在快速地衰退，並且這種衰退的速度和大學（教育結構）所獲得的權力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就是說，大學（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權力和利益越多，它們(men) 被“異化”的程度就越高，離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就越遠。如果今天人們(men) 還可以討論“中國為(wei) 什麽(me) 培養(yang) 不出大師？”的問題，總有一天，人們(men) 就會(hui) 失去資格來提出這個(ge) 問題。■

　　（本文是作者在“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研討會(hui) ”（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發言的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