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在1995年提出了科教興(xing) 國戰略。其主要內(nei) 容是：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an) 力思想的指導下，堅持教育為(wei) 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chan) 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到2000年的目標，是初步建立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科技體(ti) 製。到2010年的戰略目標是：使基本建立的新型科技體(ti) 製更加鞏固和完善，實現科技與(yu) 經濟的有機結合。繁榮科技事業(ye) ，培養(yang) 、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學技術隊伍。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質有顯著提高。重大學科和高技術的一些領域的科技實力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掌握重要產(chan) 業(ye) 的關(guan) 鍵技術和係統設計技術。主要領域的生產(chan) 技術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一些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生產(chan) 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為(wei) 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2010年已經過去，這些目標還沒有實現，甚至在2000年就應當實現的“初步建立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的科技體(ti) 製”也沒有實現。中國科學院袁亞(ya) 湘指出，科技界的領導人給公眾(zhong) 樹立了中國科技強大的形象，這對鼓舞我們(men) 士氣或許是有利的。但事實上，現狀並非如此。我國的科技與(yu) 世界先進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可能還不如某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印度）。這最終必定會(hui) 妨礙到中國的經濟發展，製約我國軍(jun) 事競爭(zheng) 力的增長，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科技的發展主要靠三個(ge) 方麵：人，科技條件，和科技環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美國自二戰後在科技方麵開始領導世界，正是因為(wei) 它把全世界相當多的最優(you) 秀的科技人才都吸引到了美國。目前的現狀是，美國科技界在世界上絕對領先，且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在繼續擴大。10年後中國和美國在科技方麵的差距還可能擴大。現在的狀況是：中國大量的優(you) 秀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往美國。中美雙方在人才競爭(zheng) 上中方處於(yu) 劣勢。一方麵，美國因為(wei) 在科技上處於(yu) 領先地位，所以它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仍會(hui) 繼續擴大。另一方麵，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促使我國優(you) 秀人才（或者潛在的優(you) 秀人才）繼續外流。例如，我記得若幹年前中國政府的人才政策有如下四句話：“引進頂尖人才，穩住優(you) 秀人才，用好現有人才，培養(yang) 未來人才。”培養(yang) 未來人才是句套話，我沒必要對此評論。而前三句其本質是把人才分為(wei) “已經是我的人”和“還不是我的人”來區別對待，對前者不予重視，對後者極力討好。可笑的是，同一個(ge) 人的身份可以從(cong) 一個(ge) “頂尖人才”幾年後就變成“優(you) 秀人才”，再過幾年就是“現有人才”了。這樣的政策鼓勵了人才流向國外，留在國外，隻有在國外呆夠了才會(hui) 選擇回國。其次是科研條件和環境。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主要有四方麵的因素。其一是軍(jun) 事對科技促進。美國二戰後的科技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yu) 與(yu) 蘇聯軍(jun) 備競賽時的刺激和需求，例如航天航空技術、互聯網、新型材料等等。其二是經濟和社會(hui) 的發展，如大企業(ye) 對科技的需求。其三是公益方麵，例如資源環境、衛生疾病等等。其四是科學家的興(xing) 趣，單純為(wei) 了弄懂宇宙和自然而進行的自由探索。在這四方麵中國跟美國相比都有巨大差距。而且，遺憾的是這些差距正在繼續擴大（我多麽(me) 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比如，中國的大型企業(ye) 寧可花巨額的外匯去國外買(mai) 軟件也不願意委托本土科學家來開發。此外，我們(men) 依然缺乏科學精神。過去幾十年來，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問題事實上依然沒有解決(jue) 。科技的本質在於(yu) 創新，要和別人不一樣。但現在，我們(men) 的評價(jia) 體(ti) 係、我們(men) 的政策導向，以及我們(men) 的教育方式都不鼓勵創新。所以，中國仍習(xi) 慣於(yu) 模仿別人的創造，喜歡在別人的創造基礎上進行一些改進，卻沒有膽量和勇氣去創造全新的東(dong) 西。雪上加霜的是，我國當前科技界急功近利，喜好抓大工程。用搞工程的搞法來抓技術或許可以，但用來發展科學是絕對不行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識、封建行為(wei) 對我國科技界的影響依然嚴(yan) 重。“學而優(you) 則仕”依然普遍，社會(hui) （也包括科技界本身）對科技工作者的評價(jia) 和宣傳(chuan) 太看重頭銜、職位和榮譽稱號，而不重視學術成就和思想。這會(hui) 嚴(yan) 重妨礙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影響青年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長。此外，學風浮躁問題也越來越嚴(yan) 重，這勢必嚴(yan) 重影響我國科技人才的培養(yang) 。如果這些問題不迅速解決(jue) ，10年之內(nei) 我國科技界很難培養(yang) 出頂尖人才，很難在科技上有重大突破。毫無疑問我們(men) 必須要製度創新，但是關(guan) 鍵是怎麽(me) 做？我認為(wei) 社會(hui) 變革必須要有理論指導，需要有學者、政治精英進行超前思考，社會(hui) 變革不能隨便摸著石頭過河、盲目實踐探索。維穩或許能穩幾百年，但是維穩肯定不是最優(you) 的道路。曆史告訴我們(men) ，不發展不進步最終必定會(hui) 走入衰落之路，而隻有不斷進步才能讓一個(ge) 國家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北京大學何懷宏認為(wei) ，中國要發展和強大，在製度創新方麵，比如說在科教領域，可能恰恰需要借鑒和吸取美國科技教育發展的許多經驗。科技的原創絕對是需要一種完全自由的思想和交流條件，以及自由流動的資金支持，這種自由包括可以反複試錯和迅速反應、及時抓住和利用各種偶然性的機會(hui) ，所以說，科研的第一流原創成果主要是得益於(yu) 自由和自然的競爭(zheng) 而非人為(wei) 的國家計劃和“堆錢”，且不說我們(men) 的有些科研基金還像是在“分贓”。（王緝思張維迎何懷宏等：《未來10年的中國與(yu) 美國》，愛思想網2012-05-0411：15：08）

　　成巧雲(yun) 等人在論文中指出，現在的高校內(nei) 部明顯地呈現出“行政部門”的特點。一是高校仿佛成為(wei) 了“一級政府”。在高等學校的黨(dang) 政機關(guan) 中，除了幾個(ge) 自己獨有的部門，如教務處、學生處、科研處、總務處等以外，其機構設置基本上是按照地方政府的模式設置的。如黨(dang) 辦、校辦、組織部、宣傳(chuan) 部、統戰部、紀委、監察處、審計處、保衛處、工會(hui) 、團委等等，行政化色彩濃重。二是呈現出行政的層級製特點。在高校中不論普通教師還是知名教授，不論是學術事務還是行政事務，必須按照教研室、係、學院、處、學校逐級運行，從(cong) 而造成高校上下級等級森嚴(yan) 、黨(dang) 政部門多、黨(dang) 政領導多、管理機構多、管理環節多、管理人員多、效率低下等現象。三是校長權力過大。來源於(yu) 行政機關(guan) 首長負責製的“校長負責製”下，使校長權限非常廣泛，有些校長甚至將自己淩駕於(yu) 學術委員會(hui) 之上。這不但造成高校中行政權力泛化和強化，而且造成學術權力弱化和“官”化，體(ti) 現為(wei) 行政權力與(yu) 學術權力的關(guan) 係失衡、學術權力與(yu) 行政權力的分割和對立、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替代與(yu) 壓製。在高校的辦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的權利嚴(yan) 重缺失，既無“話語權”，也無參與(yu) 決(jue) 策權。高等教育“行政化”，造成了我國高校普遍存在的“學術帶頭人官員化、官員學術化”現象和以行政標準、長官意誌代替學術標準的現象，嚴(yan) 重影響了社會(hui) 對高校學術價(jia) 值的認同感，影響了廣大高校教師對學術價(jia) 值的追求的動力。用計劃經濟思維辦學，追求立竿見影的“政績”，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又一重要表現。這種重外延擴大的顯性“成績”，不重質量提高的“內(nei) 涵”，從(cong) 而造成高校之間相互攀比各種各樣的博士點數、論文數、重點實驗室數、課題立項數甚至是招生數、校園麵積、建築麵積的排名。幾乎所有高校都向著“綜合性院校”發展，而社會(hui) 對大學生質量下降的共識卻鮮有研究和關(guan) 注。（成巧雲(yun) 施湧：《在政治體(ti) 製改革的框架下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雲(yun) 南電大學報》2011年第4期）怎樣解決(jue) 高校的“行政化”問題？浙江工業(ye) 大學現代大學製度研究中心主任宣勇認為(wei) ，核心的問題在於(yu) 重新界定大學與(yu) 政府的權力關(guan) 係，切斷政府直接幹預和管理大學的臍帶，建立一種防止政府直接參與(yu) 大學管理的治理結構，保障大學尊重自身的發展規律而不是行政的規則與(yu) 意誌來行使權力，讓大學回歸到作為(wei) 一個(ge) 學術機構身份上來。簡言之，回歸大學的學術性，讓大學成為(wei) 大學。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組織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核心價(jia) 值，都會(hui) 有與(yu) 生俱來的權力，如同人降生一樣的天賦人權，生存權是人的根本權力。大學作為(wei) 一個(ge) 以學術文化機構存在的組織，其根本權力應該是學術權力，可以自主地決(jue) 定學術事務。這也是國外大學擁有“特許狀”的理由，應該是沒有爭(zheng) 議的，就像政府擁有公共權力一樣天經地義(yi) 。（宣勇：《大學必須有怎樣的辦學自主權》，《教育發展研究》2010年第7期）

　　不僅(jin) 科技和教育體(ti) 製的根本弊端是“行政化管理”、改革的關(guan) 鍵是“去行政化”，而且，現有醫療體(ti) 製也存在著“去行政化”的問題。王建勳認為(wei) ，無論是頻繁發生的醫患衝(chong) 突，還是“看病難、看病貴”的沸騰民怨，都告訴我們(men) ，醫改不能再等了，人們(men) 已經無法容忍。首先需要追問，是什麽(me) 原因造成了人人痛恨的“看病難”？答曰：醫療資源有限。就拿醫生的數量來說吧，中國的人均擁有醫生數量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少得多。譬如，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2009年，中國每千人擁有醫生人數為(wei) 1.4，而美國為(wei) 2.4，英國為(wei) 2.7，澳大利亞(ya) 為(wei) 3.0，意大利為(wei) 3.5，德國為(wei) 3.6，瑞士為(wei) 4.1，挪威為(wei) 4.2，奧地利為(wei) 4.7。世界衛生組織前不久發布的2000-2010年間的平均數據與(yu) 此大體(ti) 一致(見《世界衛生統計2011》)。既然是“僧多粥少”，為(wei) 何不增加醫院和醫護人員？答曰：因為(wei) 政府控製著醫院的設立審批，因為(wei) 醫護人員的增加要受製於(yu) 編製。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不缺乏想要投資和發展醫療事業(ye) 的資本和企業(ye) 家，也不缺乏致力於(yu) 學習(xi) 和鑽研醫學的專(zhuan) 門人才。事實上，中國醫學院校的畢業(ye) 生每年並不少，但問題是，他們(men) 當中的很多人因為(wei) 編製等障礙進不了醫院，轉而從(cong) 事賣藥等看病以外的工作。很多人雖然學習(xi) 了五年甚至七、八年的醫學，但畢業(ye) 後並不能從(cong) 事醫生職業(ye) ，醫院的數量控製和醫護人員的編製無疑是一個(ge) 重要原因。當然，除了醫療資源不足直接導致了看病難之外，還有若幹因素起到了加劇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比如，醫療資源的過分集中、特權醫療的盛行等。眾(zhong) 所周知，大醫院、好醫院都集中在城市裏，特別是大城市裏。北京就有50多家三甲醫院，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的數量也很多，而廣大中小城鎮和農(nong) 村則寥寥無幾，尤其是西部地區。對於(yu) 大量不住在大城市的普通民眾(zhong) 而言，看病怎能不難？那些背著行囊在各大醫院門口徹夜排隊的人，大多不正是來自醫療資源短缺的地方嗎？令人痛恨的特權醫療，更是使看病難雪上加霜。去過大醫院的人都知道，很多醫院裏都有“幹部門診”，專(zhuan) 門給具有一定級別以上的幹部看病，即使那裏的醫療資源閑置，普通人也無法享用。這不是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麽(me) ？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dang) 政部門有200萬(wan) 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wan) 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wei) 500億(yi) 元。既然如此，看病難實屬正常現象，看病不難反而不正常。那麽(me) ，看病貴又是如何產(chan) 生的呢？從(cong) 表麵上看，看病貴的主要原因是，醫生開藥太多、檢查太多，還收紅包。那麽(me) ，醫生為(wei) 何如此做呢？因為(wei) 他們(men) 的診療費用太低，醫院主要靠賣藥、檢查和手術收費甚至紅包過日子。這就是人所共知的“以藥養(yang) 醫”。在很大程度上講，這是政府控製醫生和醫院收費的必然結果，嚴(yan) 重扭曲了醫生的動機和激勵機製。乍一看，控製醫生的診療費似乎能夠降低人們(men) 看病的支出，實際上，醫生和醫院完全可以在別的方麵“下功夫”，結果很可能是，病人支付的全部費用比高診療費情形下還要多。不可否認，看病貴還有別的原因，比如藥品審批和進入醫保目錄領域的尋租行為(wei) ，以及特權階層過度消費醫療等。不少製藥商為(wei) 了獲得藥品批準或者進入醫保目錄，不得不施展各種“公關(guan) ”手段，為(wei) 此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必然轉移到藥品價(jia) 格上，甚至在獲批之後就生產(chan) 以次充好的藥，毒膠囊不過是一種表現罷了。還有，特權階層不僅(jin) 占用了過多的醫療資源，而且還看病不花錢，結果隻能是，其他消費者為(wei) 其買(mai) 單。中科院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花在了850萬(wan) 以黨(dang) 政幹部為(wei) 主的群體(ti) 身上。普通民眾(zhong) 看病怎能不貴？說到這裏，我們(men) 不妨想想，看病難、看病貴的主要根源不就是醫院的行政化、官僚化、特權化、壟斷化、封閉化麽(me) ？如果人們(men) 明白中國教育的頑疾，他們(men) 就應該明白中國醫療的症結。大量的醫生和教師一樣，不是致力於(yu) 提高自己的專(zhuan) 業(ye) 水準，而是熱衷於(yu) 升官掌權和頭帶花翎。這都是權力無邊界的結果。既然如此，醫改的恰當路徑恐怕不言自明，那就是，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特權化，走向市場化、民營化、開放化。（王建勳：《醫改的關(guan) 鍵是去行政化》，來源：鳳凰財經，kaiyun官方地址論壇網，2012-05-04）

　　看來，科技、教育、醫療等事業(ye) 單位“去行政化”已經成為(wei) 不約而同的共識。接下來的問題是“去行政化”後怎麽(me) 辦？不能隻破不立，那樣就會(hui) 陷入無序狀態。“大三權分立”的構想，提出了一種整體(ti) 性的改革方案，其中就包括對公共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管理體(ti) 製的創新設想，可供討論和參考。所謂“大三權分立”，就是在國家頂層權力設計上，實行全民所有資產(chan) （國有資產(chan) ）經營管理權、公共科技教育文化權與(yu) 行政權（黨(dang) 政領導權）分開，在全國和省級人民代表大會(hui) 下，成立全民所有資產(chan) 經營管理委員會(hui) （簡稱“全資會(hui) ”），按現代企業(ye) 製度，經營管理全民所有資產(chan) ；成立國家級、省級教科文委員會(hui) （簡稱“科教文委”），使用國家預算給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發展的財政資金，按照現代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發展的規律設立組織和製度，承擔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發展的責任。初步的想法是：在宏觀上，把全國級、省級的學會(hui) 、協會(hui) 和全國級的專(zhuan) 業(ye) 委員會(hui) 提升為(wei) 半官方的組織，賦予其與(yu) 本學科相適應的設立和評定科研項目、評定專(zhuan) 業(ye) 職稱和獎項、選定教材、鑒定新成果、主辦學術期刊、推進學術創新、組織學術交流、開展學術討論、調節學術糾紛等權力和責任。撥給需要的經費，設立必要的機構。嚴(yan) 格加入學會(hui) 和專(zhuan) 業(ye) 委員會(hui) 的條件（加入的人員一般為(wei) 兼職），建立科學的內(nei) 部組織和製度，充分發揚民主，培養(yang) 科學精神。科教文委可以按照議會(hui) 製的方式開展工作、討論問題和最後做出決(jue) 議。議員由各學會(hui) 、專(zhuan) 業(ye) 委員會(hui) 推舉(ju) ，定期換屆。科教文委的工作，要和政府、全資會(hui) 一樣，定期向人大報告，接受監督。國家對發展科技、教育、醫療和文化的投入，通過科教文委科學化、製度化、公正化地分配到高校、科研院所、醫院、文化事業(ye) 單位、學會(hui) 、協會(hui) 、專(zhuan) 業(ye) 委員會(hui) ，使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獲得自主發展的權力和資源。微觀上，在高校、科研院所、醫院、文化事業(ye) 單位的基層部門（教研部、研究所、門診部（或住院部）、創作室、表演團體(ti) 等）中，確立首席專(zhuan) 家、名師、名醫、名家，這些專(zhuan) 家可以成為(wei) 部門當然的正職行政負責人，並自選能配合工作的副職行政負責人；或者自選行政負責人。無論什麽(me) 情況，首席專(zhuan) 家都有聘任人員、確定收入分配、商定重大事項的決(jue) 定權，同時承擔帶動本部門科技、教育、醫療、文化水平提高的責任。如果有兩(liang) 名或兩(liang) 名以上旗鼓相當的領銜專(zhuan) 家，可以設聯席專(zhuan) 家，分別對自己業(ye) 務範圍內(nei) 的事負責，確定（或輪換）一名專(zhuan) 家負責協調。在高校、科研院所、文化事業(ye) 單位的體(ti) 製問題上，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實行專(zhuan) 家自治，建立校（院）務委員會(hui) 或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選舉(ju) 或聘請校（院）長，討論決(jue) 定重大事項。這樣才能從(cong) 根本上“去行政化”，使我國的科技、教育、醫療、文化按其自身規律發展和創新，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辦起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研究院所，推動我國為(wei) 生產(chan) 和大眾(zhong) 服務的服務業(ye) （科研、教育、醫療、文化等）的發展，改變我們(men) 的大量學生都跑到國外去上大學和研究生、許多科技人才都到外國研究機構或企業(ye) 從(cong) 業(ye) 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