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高校擴招政策，暴露的是政府決(jue) 策的老毛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統籌兼顧。想讓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卻沒考慮到高校的教育能力與(yu) 教育資源的承受力。高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像經濟人一樣，“公立大學”演變成“功利大學”，招得多，從(cong) 政府獲得的資源也自然多，所以高校對擴招是歡迎的。過去十年，高校過度追求量的增長，加上高校的行政化、工科化、數量化的管理，不少大學背離教書(shu) 育人宗旨，背離以人為(wei) 本的公理原則。

　　“高校產(chan) 業(ye) 化”似乎沒有在教育部文件中正式提出，但是客觀上有這樣的做法與(yu) 趨勢。在教育學理論上，似乎在一定範圍內(nei) 有必要把高等教育看成是產(chan) 業(ye) ，因為(wei) 過去太不注重這個(ge) ，卻容易矯枉過正——講教育“產(chan) 業(ye) ”的同時卻把教育產(chan) 業(ye) 化了。中國高校的許多行為(wei) ，不以理論為(wei) 指導，是非理性的。高校是理論家最集中的地方，卻像基層政府一樣隻講GDP，不講理性，不重視理論。

　　目前提出高校本科招生規模將保持相對穩定，或適當減少是適宜的。我認為(wei) 今後要加強高校的專(zhuan) 業(ye) 學位教育。根據各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社會(hui) 對人才的需求，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應當把重點逐漸從(cong) 科學學位轉向專(zhuan) 業(ye) 學位，比如法學院應當把研究生培養(yang) 對象，從(cong) 法學碩士向法律碩士轉移。法學碩士作為(wei) 科學學位，培養(yang) 的是理論型人才，這個(ge) 社會(hui) 隻需要少量的理論型人才，他們(men) 可與(yu) 博士學位直接掛鉤甚至碩博連讀。

　　教授給本科生上課本是很正常的事。不知從(cong) 何時起高校推廣了工科管理模式搞數量化的考評，迫使教授們(men) 為(wei) 數量而發表文章，為(wei) 經費而搞科研了。目的與(yu) 手段顛倒了之後，大學的功能也顛倒了—教書(shu) 育人成為(wei) 次要的功能了。

　　推行試點學院的改革我是讚成的，也是我過去當法學院院長期間努力嚐試過的。我深知中國高校改革之難，它與(yu) 國家的政治體(ti) 製改革緊密關(guan) 聯。改革，知易行難。有的改革之難非客觀決(jue) 定的，而是人的主觀決(jue) 心問題。

　　我不讚成把“教授治校”說成是“自由主義(yi) 的”。它非自由主義(yi) 獨有的，它是現代大學製度的應有之義(yi) 。要把教授治校看作一項大學製度中的基本原則，而不是一種單一的治理模式。單一的治理模式隻是強調以一種權力抗衡另一種權力。不應作如此狹窄的理解，而應作為(wei) 中國大學製度的基本原則。教授治校具有豐(feng) 富內(nei) 涵，它體(ti) 現的是大學治理的規律，是與(yu) 學術自由、大學自治一脈相承。“教授治校”中所謂的“教授”是一個(ge) 代名詞，指全體(ti) 從(cong) 事學術活動的教育主體(ti) 。他們(men) 的權力是一種學術權力，他們(men) 與(yu) 大學管理者之間的關(guan) 係，是一種分權的關(guan) 係，學術性問題不能聽命於(yu) 管理者。在兼有學術性與(yu) 行政性的邊沿問題上，可以由學術權與(yu) 管理權之間進行協商。而“教授治學”聽上去像句廢話，教授不治學，誰來治學？

　　在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大學治理中的權力關(guan) 係問題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教授治校原則，體(ti) 現的是學術權力，它並不否定其他權力，而隻是強調與(yu) 其他來自不同主體(ti) 的權力在合理的製度下並存，相互促進、相互監督、相互配合。

　　可根據不同階段、不同大學的實際情況來把握“教授治校”的內(nei) 涵。在處長、科長強勢的大學，倡導教授治校就是為(wei) 了與(yu) 大學官僚化抗爭(zheng) ；在工科強勢的大學，則是為(wei) 了與(yu) 工科主導決(jue) 策者進行抗爭(zheng) ，強調尊重學科的規律與(yu) 本專(zhuan) 業(ye) 專(zhuan) 家的意願。

　　孫笑俠(xia) 法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