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難出貴子，這是部分媒體(ti) 在解讀權威學術期刊《中國社會(hui) 科學》上一篇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該刊2012年第1期刊載的研究報告《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yu) 蘇州大學學生社會(hui) 來源研究(1952～2002)》顯示，北大幹部子女的比例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過工人、農(nong) 民和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子女，成為(wei) 最大的生源來源。然而，當媒體(ti) 紛紛以“北大學生中幹部子女比例20年來不斷攀升，遠超其他階層”為(wei) 報道點時，該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學曆史係講師梁晨卻稱，媒體(ti) 報道是斷章取義(yi) 。報告的本意是，中國高考製度本身是有利於(yu) 工農(nong) 子弟的，相較於(yu) 國外，中國教育為(wei) 工農(nong) 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hui) 流動的機會(hui) 。(中國青年報4月16日)

　　研究者認為(wei) 輿論斷章取義(yi) ，但在筆者看來，這是由於(yu) 研究者對學生的分類出了問題，以至於(yu) 其得到的研究結果，令人糾結。

　　根據這篇研究報告，其采取的學生分類法，其實是簡單的“身份論”。截止本世紀初，我國高校在統計大學新生信息時，還要求學生填寫(xie) “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其中，“家庭出身”通常要求學生填幹部、軍(jun) 人、農(nong) 民、工人、知識分子等。填寫(xie) 這一欄目時，學生本就很糾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當多大的官，才可以填寫(xie) “幹部”，也不知道如果父母是大學教授，又是處級幹部，究竟填知識分子還是填幹部。後來，在新設計的學生信息登記表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取消了，但一些高校還在畢業(ye) 生登記表中繼續保留。不少大學生在填這兩(liang) 個(ge) 項目時，都覺得很“坑爹”的。就在去年媒體(ti) 還曾報道，有高校畢業(ye) 學生在填“本人成份”時，搞笑地問，是不是把自己填成碳水化合物。

　　在這種情況下，還簡單地用幹部、工人、農(nong) 民來進行學生群體(ti) 研究，就是一個(ge) 很難說清楚的事。比如，研究者解釋道，“從(cong) 幹部內(nei) 部構成情況來看，其實大量的幹部是企業(ye) 幹部”；“雖然農(nong) 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確實是減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開放之後是穩定中有所增長的，這一點北大可能不那麽(me) 明顯，但蘇大相當明顯”；“改革開放後，各類企業(ye) 大量增加，很多農(nong) 民離開土地進入工廠，成為(wei) 沒有城市戶口的打工者，統計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農(nong) 民子女”等等。但這些解釋，並不能否認幹部子女在大學中比例上升，農(nong) 民子女在大學比例下降的事實。輿論也完全可能根據對“幹部”這一身份的理解，進一步發揮，將其認為(wei) 是“大官”，而不會(hui) 去想“幹部”身份的廣闊含義(yi) ，不去追究大官是幹部，企業(ye) 的管理者也是幹部，有行政級別的教師、醫生也可能是幹部。也可以不理會(hui) “農(nong) 民工”是“工人”而非“農(nong) 民”的身份界定(這在當前也很有爭(zheng) 議)，依舊認為(wei) 沒有城鎮戶籍者就是農(nong) 民。

　　以筆者之見，帶有一定政治色彩和歧視意味的“家庭出身”已經是一個(ge) 過時的概念，再用“家庭出身”來分析大學教育的公平問題，得到的研究結果也就難以客觀。相比“家庭出身”的複雜，還不如直接以城鎮戶籍和農(nong) 村戶籍來分析更靠譜一些。當然，簡單以城鎮戶籍和農(nong) 村戶籍來分析，也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這是其他研究者采取的研究方法，以戶籍統計大學錄取學生群體(ti) 的變化——因為(wei) 城鎮戶籍者也可能生活在社會(hui) 底層，經濟拮據需要救濟，而一些農(nong) 村戶籍者完全有可能是富翁，是鄉(xiang) 鎮企業(ye) 家。

　　要分析我國大學的公平情況，更適合的方式是統計不同家庭收入者，在大學的分布。比如，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學生占多少、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學生占多少，等等，並針對學生來源不同的省區進行進一步分析。這就能研究出家庭經濟情況與(yu) 升學的關(guan) 係，由此審視當前的高考升學製度，對貧困家庭、底層家庭學生是否公平。進而采取合理的改革措施。不然，依照並不客觀的研究結果，進行決(jue) 策，很有可能誤導改革的方向，包括推出的一些校正公平的措施，也無法真正讓貧困家庭學生受惠，而會(hui) 讓一些擁有某種身份，可家庭經濟情況並不差，甚至在當地擁有特權者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