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溫總理的十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加快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任務。顧名思義(yi) ，世界一流大學應該具有某種全球化的價(jia) 值觀。因此，我國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必然麵臨(lin) 中西文化的衝(chong) 突問題。剛剛結束的第15屆全球大學校長峰會(hui) 上，各國校長認為(wei) ，中國大學需要加強如下方麵的工作：對科研與(yu) 教學卓越水平的追求、全球化視野、寬鬆環境與(yu) 平和心態。

　　這些問題顯然事關(guan) 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人才培養(yang) 目標與(yu) 教育體(ti) 製問題，而目標與(yu) 體(ti) 製的背後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本文試圖從(cong) 大學建設的三個(ge) 相關(guan) 核心領域——教育目標、研究範式和管理體(ti) 製，對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過程中必將麵臨(lin) 的文化衝(chong) 突進行思考。

　　人才培養(yang) 目標還有差距

　　進入21世紀以來，許多國家都以不同形式開始了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這實際上標誌著與(yu) 經濟全球化相隨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序幕已經拉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三個(ge) 麵向”精神的指導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逐步加快；尤其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對包括教育目標在內(nei) 的各個(ge) 領域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近年來，我國幾所著名大學在人才培養(yang) 目標的設定上自覺瞄準國際前沿水平，突破大話、套話的傳(chuan) 統，自發地用“通識教育”目標代替了“文化素質教育”人才培養(yang) 目標，這無疑是巨大進步。然而，與(yu) 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yang) 目標相比還有很大距離。例如，哈佛大學2009年開始實施的通識教育新方案中關(guan) 於(yu) 人才培養(yang) 的目標被陳述為(wei) ：

　　哈佛的教育是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即一種在自由質疑精神下進行的，不需要顧慮教育論題是否恰當或者是否有職業(ye) 用途的教育。

　　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動搖陳見，是使學生“習(xi) 慣的”變成“不習(xi) 慣的”，揭示隱藏在表麵之下與(yu) 之後的東(dong) 西，摒棄原有方向並幫助他們(men) 找到確定新方向的方法。通過教會(hui) 學生質疑陳規，促進自我反思，訓練批判性的、分析性的思考，通過讓他們(men) 體(ti) 驗一種由於(yu) 接觸極其不同的曆史事件與(yu) 文化現象而產(chan) 生疏離感，這種事件與(yu) 文化是超越他們(men) 甚至是教師自己理解能力的東(dong) 西，自由教育由此達到上述目的。

　　事實上，批判性思維已經成為(wei) 美國眾(zhong) 多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yang) 目標。然而，由於(yu) 中西文化的不一致，我國在人才培養(yang) 目標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係列矛盾，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在整體(ti) 上與(yu) 社會(hui) 轉型時期的客觀現實的矛盾；自然科學原理與(yu) 儒家思想的矛盾；現代人文精神與(yu) 以儒家思想為(wei) 核心的中國傳(chuan) 統人文教育內(nei) 容的矛盾。而且，思想政治教育與(yu) 客觀現實的矛盾不僅(jin) 導致了廣大學生的價(jia) 值困惑，還造成不少專(zhuan) 門從(cong) 事學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高校德育教師內(nei) 心深處的價(jia) 值衝(chong) 突或迷失。在許多著名大學課程體(ti) 係中，自然科學課程已經國際化，普遍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但社會(hui) 科學課程很少能夠與(yu) 國際水平接軌。人文學科（文、史、哲）問題更多，仍然以中國傳(chuan) 統人文經典為(wei) 主要教學內(nei) 容。由於(yu) 西方的人文精神有助於(yu) 科學素養(yang) 的培養(yang) ，而我國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人文精神雖然有助於(yu) 克服科學的負麵作用，卻不利於(yu) 科學素養(yang) 的培養(yang) ，這樣的課程體(ti) 係呈現給廣大學生的必然是一幅幅人文與(yu) 科技斷裂的畫麵。而人才培養(yang) 目標不一致不僅(jin) 不利於(yu) 學生的學術成長，也嚴(yan) 重影響學生誠信品德的養(yang) 成。

　　實際上，我國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的關(guan) 係近百年前就被先輩們(men) 關(guan) 注過：蔡元培曾經敏銳地提出北大改革要從(cong) 文科下手。但直到今天，在討論通識教育與(yu) 文化素質教育關(guan) 係的時候，卻仍然不能形成共識。

　　研究範式衝(chong) 突

　　對於(yu) 西方國家世界一流大學所處的環境而言，國家需求、學生需求、學術界探索知識的過程即研究範式之間存在邏輯一致性，這可以在杜威的實用主義(yi) 思想和“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hui) ”的教育理論裏得到充分詮釋。所以，政府意誌與(yu) 社會(hui) 需求和學者的學術追求容易達成一致。然而，後發國家情況很不相同。由於(yu) 外力使社會(hui) 轉型加速，“跨越式”發展打亂(luan) 了自然進化的秩序，國家需求與(yu) 社會(hui) 需求、學生需求、學術界研究範式之間的關(guan) 係，是一種漂移於(yu) 傳(chuan) 統舊模型與(yu) 現代新模型之間的交叉狀態或過渡狀態。我國的原有模型大概可以概括為(wei)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知識傳(chuan) 承方式—學而優(you) 則仕的學生需求—行政權力結構下的政府需求。在新舊兩(liang) 種體(ti) 係交錯共存的環境中，教育研究者很難找到既符合知識發展的邏輯、國際化的社會(hui) 需求，又符合政府利益，還符合教育規律的選題，進而就很難取得既有學術創新又能夠為(wei) 社會(hui) 服務的研究成果。

　　可以說，目前我國的科研體(ti) 製與(yu) 全球化趨勢、學生發展的需求、社會(hui) 發展狀況及研究者的學術追求之間存在許多錯位。

　　中西方“知識”概念的不同，是上述教育目標、研究範式不同的根源。孔子時代踐行“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一百年前我國的知識分類為(wei) 經、史、子、集四部。對知識增長方式的認識集中體(ti) 現在對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思想的整理、綜合和詮釋的研究範式上。這樣的學術傳(chuan) 統無疑阻礙了我們(men) 今天正確地掌握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因此難以養(yang) 成批判性思維習(xi) 慣。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我國考古學家的“古代”觀念具有雙重性，一是符合國際規範的客觀時空意義(yi) 上的存在；一是信而好古的“古”。

　　傳(chuan) 統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治學方法不僅(jin) 對知識產(chan) 生的過程具有深遠影響，而且對成果的發表和交流方式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自己的發現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與(yu) 他人的成果加以區分？為(wei) 什麽(me) 研究開始前一定要弄清前人的相關(guan) 研究？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不厭其煩地準確引用參考文獻？由於(yu) 這些問題尚未形成共識，“編而不作”甚至“抄而不作”在今天的文科學術界蔚然成風。這些做法使我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成果與(yu) 世界一流大學相比有實質差距。

　　高等教育體(ti) 製改革的困境

　　西方高等教育體(ti) 製的近代發展過程可以概括為(wei) “從(cong) 純學術主導到政府調控再到市場引導”的模式。當然，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學術、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guan) 係會(hui) 隨著社會(hui) 具體(ti) 情況的變化，圍繞著一個(ge) 平衡點作相應調整。這個(ge) 平衡點是在西方資本主義(yi) 初期自然形成的“社會(hui) 契約”文化下產(chan) 生的。歐洲啟蒙運動中盧梭的《社會(hui) 契約論》在強調天賦人權的同時，提出每個(ge) 人要放棄自己自然意義(yi) 上的自由，接受社會(hui) “共同意誌”意義(yi) 下的自由，即“契約自由”。康德則論證了自由或自治與(yu) 義(yi) 務的統一性，因為(wei) 人的理性是共同的；“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遵循相同的規律。所以，“市場”與(yu) 公平競爭(zheng) 、科學研究範式一致，與(yu) 學校自治、學術自由相輔相成。事實上，無論在社會(hui) 生活的哪個(ge) 方麵，隨著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進程，必然在政府、學術權威、市場之間的利益權衡上向市場化發展，因為(wei) 它更代表大眾(zhong) 利益、代表公平的理念。而且，這樣的係統具有自我批判、自我修複的功能。

　　由於(yu) 文化因素在亞(ya) 洲尤其是儒家文化圈裏沒有自然形成，因此在進行體(ti) 製改造過程中必然麵臨(lin) 重重困境。從(cong) 1985年《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教育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頒發至今已過26年，還要重提體(ti) 製改革，其原因是更深層次的文化改造沒有完成。即便是從(cong) 19世紀明治維新就提出“脫亞(ya) 入歐”的日本，直到二戰後才在美國教育使團的強迫下開始進行“體(ti) 用一致”的改革。然而，這種外壓下的改革不會(hui) 成功。日本真正主動的體(ti) 製改革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後，尤其是2004年後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men) ，先有體(ti) 製改革、文化改造，才有世界一流大學，再有民族地位；而且，這一點必須在政府、大學乃至全社會(hui) 達成共識，否則就難以擺脫“體(ti) 用兩(liang) 分”的現狀。

　　總之，我國目前必須進行文化改造。從(cong) 高等教育層麵而言，由於(yu) 知識觀是大學的核心，文化改造的核心就是知識論的改造。正如任繼愈所言，要補“啟蒙運動”的課。當年蔡元培以文科改革為(wei) 重點和突破口的策略，仍然是今天中國大學的任務；以文科改革為(wei) 契機，帶動對知識內(nei) 涵的重新認識，從(cong) 而帶動科學研究規範的建立、通識教育理念的推廣、批判性思維人才培養(yang) 目標的普及，以及學科建設和學風建設的重新認識和發展。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