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學不發文憑，一方麵，今天從(cong) 大學畢業(ye) 而幾乎什麽(me) 都沒有學到的學生，能有多少可以證明自己受過高等教育?另一方麵，那些沒有上過大學，而確有才能的人們(men) ，他們(men) 在文憑之外，還有什麽(me) 別的辦法能為(wei) 自己的才能提供證明?文憑不能為(wei) 教育提供確實憑證，但卻又被當作唯一可以被接受的憑證，這豈不是一件既諷刺又不幸的事情?

　　今天，大學機製的主要功能便是頒發各種文憑，而工作市場中的稍好一點的機會(hui) 無不以某種文憑為(wei) 基本條件。頒發文憑讓大學實際上掌握了幾乎壟斷支配工作市場機會(hui) 的權力。今天，大學的重要性一大半來自它頒發文憑的權力，在以文憑為(wei) 主的大學體(ti) 製中，當然有許多以傳(chuan) 道解惑授業(ye) 為(wei) 誌業(ye) 的教師。但是，人們(men) 也常發現，大學文憑所能證明的無非是大學畢業(ye) 生在學校裏度過了4年或更多的時光。大學頒發的文憑是真的，但證明的東(dong) 西卻虛假不實。這樣的文憑也就成了真的假文憑。

　　不久前，在回美國的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某大學英語係即將畢業(ye) 的大四學生，她是到美國來進行畢業(ye) 實習(xi) 的，準備一麵在快餐店打工，一麵學習(xi) 英語和實地觀察美國民情。她應該是她同學中比較優(you) 秀的了，但是，她卻連美國的入境表格都無法全部看懂。她告訴我，在大學裏幾乎沒有學到什麽(me) 有用的東(dong) 西，老師為(wei) 了讓所有的學生能夠準時畢業(ye) (這是學校的要求)，對每個(ge) 最後通不過考試的學生都作了特別的“幫助”。

　　自從(cong) 有文憑以來，便有進學校隻為(wei) 文憑，不求知識，也就是“混文憑”的。大學成為(wei) 一種體(ti) 製以後，就一直有這個(ge) 弊病。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學的興(xing) 起》一書(shu) 中，把“體(ti) 製”確定為(wei) 現代大學的主要特征，這是在12、13世紀以後才有的事情。古希臘和羅馬人有高等教育，在法律、修辭、哲學方麵都有很好的教學成果，但他們(men) 並沒有大學。像蘇格拉底這樣偉(wei) 大的導師，他是不發文憑的，到他那裏求學的人是去求智慧而不是求文憑的。哈斯金斯寫(xie) 道，“今天，一個(ge) 學生假如在(蘇格拉底)那裏學習(xi) 了三個(ge) 月，他肯定會(hui) 要求一個(ge) 證書(shu) ，一個(ge) 能夠證明這段學習(xi) 經曆的有形的，外在的東(dong) 西。”

　　我認識一些教授、學者，他們(men) 自報家門時常常會(hui) 強調自己是師承某某名師，雖然他們(men) 在學期間也許根本就沒有見過這些“名師”幾麵，或者鮮有當麵受教的機會(hui) ，他們(men) 的師承都是用文憑來證明的。在今天的大學體(ti) 製中，這就足夠了。這些教授、學者成了“導師”，也就常常用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學生，每年授課的日子屈指可數，他們(men) 的作用僅(jin) 僅(jin) 是在適當的時候，為(wei) 學生提供一個(ge) “有形的，外在的”的文憑，證明他們(men) 已經“學有所成”。

　　“文憑”(diploma)最早出現在17世紀的文藝複興(xing) 後期，原來的意思是“折疊”，也就是一份折疊起來的文件。文憑在英國和澳大利亞(ya) 有時又叫“證明”(來自拉丁文的testimonium 或testamur)。文憑是知識的證書(shu) ，正如德國曆史學家海姆佩爾(Hermann Heimpel)所說，證書(shu) 有“具體(ti) 性”和“觸知性”，使得不可觸摸的無形之物(知識)轉化為(wei) 有觸知性的實物(文憑)。而且，證書(shu) 代表了權利本身，得不到證書(shu) 也就失去了權利。

　　“文革”的時候，有的青年人在艱難的逆境中堅持學習(xi) ，從(cong) 來沒有中斷閱讀和思考，這種追求教育的目標是知識、真理和人的自我完善。他們(men) 無緣進入當時隻招收“工農(nong) 兵”的大學體(ti) 製，對他們(men) 來說，堅持在生活中思考便是上大學，提升智識和生存質量的學習(xi) 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獲得文憑的手段。這種時代逆境反倒成全了“文革”以後成熟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雖然他們(men) 在知識結構上可能有各種缺陷，但他們(men) 是以求知為(wei) 誌業(ye) 的知識分子。幫助中國高等教育從(cong) “文革”蒙昧時代過渡到了今天的“啟蒙”時代的正是這一代知識分子。

　　人們(men) 常常把“文革”時期比喻成中國的中世紀，把中世紀想象成一個(ge) 文化黑暗、知識愚昧的時代。其實，西方的中世紀並不是一個(ge) “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時代。真正意義(yi) 上的大學其實就是出現在中世紀。哈斯金斯引用法國神學家帕斯奎·蒯司內(nei) 爾(Pasquier Quesnel, 1634-1719)的話說：“中世紀的大學是‘由人建成的’-——batie en hommes。”這種大學在曆史上留下了寶貴的精神和知識遺產(chan) ，但卻沒有留下學校的遺址痕跡，因為(wei) 它們(men) 本來就沒有固定的建築物。它們(men) 是可以自由搬遷的大學，從(cong) 來就不是一個(ge) 行政機關(guan) ，“在遠離家園、無人保護他們(men) 的情況下，為(wei) 了相互保護、相互幫助，他們(men) 組織起來”，這便是最初意義(yi) 上的學生和教師聯盟。正是這樣的大學迎來了“一場偉(wei) 大的學術複興(xing) 時期”。

　　今天的大學有著富麗(li) 堂皇的傲人建築和機構複雜的行政體(ti) 製，但卻未必是一個(ge) 思想和智識的殿堂，有的甚至已經淪為(wei) 學店和官場，若不是因為(wei) 它們(men) 壟斷了發行文憑的權力，又有多少人會(hui) 選擇，或有必要來到這樣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