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將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將麵臨(lin) 巨大的投資風險，無異於(yu) 讓那些最不能承受風險的社會(hui) 階層，用其財產(chan) 組合中最需避險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動性的資本市場從(cong) 事高風險投資。這將極大地背離我國建立基本養(yang) 老保險製度的初衷。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開始對基本養(yang) 老保險製度進行改革，1997年正式建立了全國統一的、社會(hui) 統籌與(yu) 個(ge) 人賬戶相結合的養(yang) 老保險模式（以下簡稱“統賬結合模式”），此後進行了做實個(ge) 人賬戶的試點，完善了養(yang) 老金計發辦法。但是，我國基本養(yang) 老保險究竟應實行怎樣的籌資模式，是否應當做實個(ge) 人賬戶，始終是學界爭(zheng) 論的焦點。

　　人口老齡化的巨大挑戰

　　由於(yu)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加上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在迅速老齡化。2000年到2010年十年間，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從(cong) 1.3億(yi) 增加到1.7765億(yi) ，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cong) 10.5%增加到13.3%。65歲及以上老人從(cong) 8837萬(wan) 人增長到1.1883億(yi) 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從(cong) 7%增加到8.9%。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5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達到26.1%左右，接近經合組織國家2020年26.9%的水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另一個(ge) 重要特征是“未富先老”，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hui) 時，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國在跨入老齡社會(hui) 時，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才1000多美元，仍屬於(yu) 中等偏低收入國家行列。與(yu) 此同時，農(nong) 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明顯高於(yu) 城市，到2010年底，我國農(nong) 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已達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個(ge) 百分點。

　　人口老齡化給養(yang) 老保險帶來了巨大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中國老年人口撫養(yang) 比（65歲及以上人口數與(yu) 15—64歲人口數之比），由1990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11.9%，而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老年人口撫養(yang) 比將在2020年達到15.5%，2030年達到21.7%，到2050年進一步升至31.2%。老年人口撫養(yang) 比的持續上升，使在職者贍養(yang) 負擔不斷加重。2010年，我國城鎮企業(ye) 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的製度贍養(yang) 率（參保離退休人數與(yu) 在職職工人數之比）為(wei) 32.5%，相當於(yu) 每3.1個(ge) 參保的在職職工供養(yang) 一個(ge) 參保的離退休人員，而在1990年為(wei) 每5.4人供養(yang) 1人。與(yu) 此同時，城鎮企業(ye) 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支出不斷增加，按當年價(jia) 計算，1989—2011年，全國城鎮企業(ye) 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支出年均增長23.7%，高於(yu) 同期GDP增速7.4個(ge) 百分點，2011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支出12765億(yi) 元，比上年增長20.9%，占當年GDP的比重達到2.7%。一方麵，如果製度贍養(yang) 率不降低，為(wei) 確保養(yang) 老金待遇，必須提高繳費率；另一方麵，過高的製度贍養(yang) 率和繳費率，驅使一些參保者逃避參保繳費。這就形成了人口加速老齡化背景下的養(yang) 老保險籌資困局。因此，如何強化製度的激勵機製，有效籌集資金，化解人口老齡化高峰時的支付壓力，成為(wei) 中國基本養(yang) 老保險製度改革的邏輯主線。

　　基本養(yang) 老保險實行積累製的經濟社會(hui) 條件遠不成熟

　　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都不需要依靠積累來提高儲(chu) 蓄率和投資率。當前，困擾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突出問題不是儲(chu) 蓄不足，不是投資不足，而是伴隨儲(chu) 蓄率過高的消費不足，是伴隨過度投資和產(chan) 能過剩的投資效率低下。聯合國數據表明，中國儲(chu) 蓄率（按支出法GDP計算）從(cong) 2007 年開始突破50%，2010年達到51.9%，不僅(jin) 遠遠高於(yu) 英美等發達國家，也比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個(ge) 百分點。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但經濟增長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結構特征不僅(jin) 沒有消除，反而在不斷強化。從(cong) 2000年到2011年，中國投資率由35.3%持續上升到49.2%，而消費率卻由62.3%一直下降到48.2%，居民消費率更是由46.4%降到34.2%，達到了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長期存在的重複建設、低水平過度競爭(zheng) 、粗放型擴張、政企不分等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從(cong) 2009年開始，隨著投資增速的加快，新一輪產(chan) 能過剩和重複建設已在更大範圍出現。在國家統計局監測的24個(ge) 行業(ye) 中，有21個(ge) 行業(ye) 存在不同程度的產(chan) 能過剩，成熟的製造業(ye) 幾乎找不出一個(ge) 產(chan) 能不足的行業(ye) 。在儲(chu) 蓄不能轉為(wei) 有效投資的情況下，實行完全積累製，繼續推高儲(chu) 蓄率，顯然缺乏現實意義(yi) 。

　　中國的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足以支撐一定程度的現收現付。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亨利·艾倫(lun) （H. J. Aaron）發表了題為(wei) 《社會(hui) 保障悖論》的文章，提出了一個(ge) “艾倫(lun) 條件”（Aaron Condition），即如果一國的勞動人口增長率加上實際工資增長率之和大於(yu) 實際利息率，則實行現收現付製就能帶來代際的帕累托最優(you) 配置，從(cong) 而優(you) 於(yu) 完全積累製。在1991—2010年間，除個(ge) 別年份（1991年和1997年）外，中國均能滿足“艾倫(lun) 條件”。展望將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將帶來城鎮人口的持續增長。根據原國家計委“中國勞動就業(ye) 預測”課題組的測算，2000—2030年，我國城鎮勞動適齡人口年均增長將達到3.1%。根據世界銀行對未來我國年實際工資增長率的預測，2011—2030年每年都將達到4%，2030年後為(wei) 3%。就實際利率而言，如果未來居民儲(chu) 蓄率不出現大幅下降的話，那麽(me) 實際利率也不會(hui) 被劇烈推高。可以推斷，在未來一個(ge) 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艾倫(lun) 條件”在中國仍將得到滿足。

　　仍處於(yu) 發育進程之中的資本市場無法滿足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的要求。國際經驗表明，積累製的養(yang) 老保險基金能否在長期內(nei) 保值增值，需要具備三個(ge) 基本條件，即良好的養(yang) 老保險基金營運公司、可靠的資本市場以及嚴(yan) 密的法律監管體(ti) 係。在中國，雖然多層次資本市場體(ti) 係發展迅猛，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製度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新興(xing) 加轉軌”的特征依然十分顯著，中國股市波動的幅度和頻度遠高於(yu) 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遠未發育成熟。在這種背景下，將基本養(yang) 老保險基金入市投資將麵臨(lin) 巨大的投資風險，無異於(yu) 讓那些最不能承受風險的社會(hui) 階層，用其財產(chan) 組合中最需避險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動性的資本市場從(cong) 事高風險投資。這將極大地背離我國建立基本養(yang) 老保險製度的初衷。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