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容提要】 流行於(yu) 西方國家並影響我國部分學者的社會(hui) 保障“超意識形態論”是一種虛幻的烏(wu) 托邦。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不可能超越其階級本質，所實行的福利政策不過是資本主義(yi) 國家功能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的貫徹，難以改變社會(hui) 保障“被支配”的地位和命運。當前，中國正致力於(yu)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保障事業(ye) ，一方麵，需要借鑒、汲取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方麵的有益經驗；另一方麵，必須高度警惕其階級本性和破壞性作用，不能喪(sang) 失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意識形態的批判視角。

　　【關(guan) 鍵詞】社會(hui) 保障 意識形態超越 被支配

　　一、虛幻的烏(wu) 托邦

　　觀念的衝(chong) 突隨著社會(hui) 文明的發展未必有所減少，反而會(hui) 更加豐(feng) 富。在關(guan) 涉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和人類生存模式方麵，這樣的對立在過去是如此地驚心動魄。在我們(men) 還驚魂未定的時候，意識形態終結的喧囂便已甚囂塵上。各種“故意”引導著我們(men) 達成這樣的認識：政治時代已經結束，留給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的是注定要接受一般國家的有差異的技術管理和分程度的經濟強製。勞資間的所謂“和解”及福利國家的“不可逆性”，產(chan) 生了令人吃驚的效果，加深了人們(men) 對非政治化的信任。看起來情況就是這樣：福利的資本主義(yi) 國家更像是社會(hui) 主義(yi) ，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正努力地與(yu) 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主導下的國際市場接軌，全球化適時地調整著人們(men) 間的不同觀念，轉變在悄悄地發生。

　　然而，這樣的轉變並不能給我們(men) 以清晰的指示，在混沌中我們(men) 正失去一種解讀世界的視角，一種從(cong) 意識形態角度分析問題的能力。早在上個(ge) 世紀初，羅莎·盧森堡就曾提出警告，“大多數同誌則墮落成失去判斷力的大眾(zhong) ”，“喪(sang) 失了對總體(ti) 形勢的嗅覺”[1]。在我國，轉變也在發生。麵對出現的問題，人們(men) 力圖回避與(yu) 資本主義(yi) 相切近的字眼，因為(wei) 資本對我們(men) 已近乎是一個(ge) 妙不可言的東(dong) 西。“剝削”、“唯利是圖”等語匯靜靜地待在詞典裏，要麽(me) 是我們(men) 不願意觸及，要麽(me) 就是已成為(wei) 理所當然。看來，意識形態，那是一場曆史的誤會(hui) ？

　　人有人品，物有物性。狼不會(hui) 因為(wei) 披上了羊皮就會(hui) 具有羊的性格，就連披上羊皮，偉(wei) 大的自由主義(yi) 大師哈耶克都表示極度的擔心，他認為(wei) 這會(hui) 扭曲狼的自然本性。對於(yu) 資本主義(yi) 世界中出現的國家主義(yi) 和福利國家現象，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相反地，使這些觀點(指福利思想，筆者注)得勢的那種支持恰恰是來自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它們(men) 的得勢絕不是由於(yu) 資產(chan) 階級的緣故，而是由於(yu) 沒有強有力的資產(chan) 階級的緣故。”[2]“正在計劃中的福利國家不是為(wei) 個(ge) 人自由的戰鬥在和平時期的繼續，倒是朝著專(zhuan) 製的方向邁出了一步。”[2]這並不是哈耶克的短視，看不出維護長期利益的好處，他隻是對資本主義(yi) 的不完善和可能的危險提出了警告，以避免走上“奴役之路”。卡爾·波普倒是對悄悄轉變的“漸進工程”是非常欣賞的，他認為(wei) 漸進工程工程師可以在改革的範圍中不抱成見地提出自己的問題，從(cong) 而得出整體(ti) 主義(yi) 或烏(wu) 托邦工程(共產(chan) 主義(yi) )最終與(yu) 我們(men) 設想的相反，當然，波普也對漸進工程可能走向“社會(hui) 主義(yi) ”的演化表露出了些許擔憂。“我也不排除一係列的漸進改革是由某種普遍的傾(qing) 向引起的可能性，例如，使收入更平均化的傾(qing) 向。在這種情況下，漸進方法可能導致通常所說的‘社會(hui) 階級結構’的改變。”[3]哈耶克和卡爾·波普的聲音也同時點醒我們(men) ，我們(men) 並未同床，本就異夢。

　　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雖說需要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社會(hui) 保障理論的指導，但是相融的市場環境，出現了相似的問題，可供借鑒的“成功”經驗，加上國際接軌的需要，模仿和抄襲西方資本主義(yi) 福利措施的做法就顯得水到渠成、理直氣壯。然而，福祉的明確與(yu) 路徑追求絕不可能擺脫由各種利益格局支配的各種觀念的紛擾，任何的選擇不是對利益的證偽(wei) ，而恰恰是一種明證，庇古說過，社會(hui) 福利的基本構成要素是一些意識形態，或者意識形態間的相互關(guan) 係。R·米什拉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福利國家》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寫(xie) 道：“無疑，每一個(ge) 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條件，有關(guan) 政策的決(jue) 定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以往的模式(即‘路徑依賴’)和現有的需求與(yu) 問題，還將取決(jue) 於(yu) 基本的價(jia) 值取向，例如，在中國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4]這樣的思想對我們(men) 來說，其實既不陌生也不遙遠，問題的關(guan) 鍵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保障事業(ye) 中如何破除西方資本主義(yi) 意識形態迷障，堅持和鞏固我們(men) 的社會(hui) 主義(yi) 。

　　難點在於(yu) ，正如一些西方資產(chan) 階級學者擔心社會(hui) 保障社會(hui) 主義(yi) 化一樣，社會(hui) 保障從(cong) 它出現的那一刻起，就極其具有社會(hui) 主義(yi) 色彩，這也為(wei) 意識形態超越提供了證據，簡單的判斷是，它是有利於(yu) 勞苦大眾(zhong) 的。1879年，德國皇帝威廉在國會(hui) 開幕式上致辭道：“必須把那些工人階級直接感受到的不言而喻的實惠，用法律的手段固定下來，才能使工人階級感知到，國家並不是力圖保障社會(hui) 上富有階級的工具。”[5]我們(men) 可以立即戳穿威廉的虛偽(wei) ，因為(wei) 威廉的話語中除了表達出令無產(chan) 階級感激涕零的“厚意”外，也微妙傳(chuan) 達了這樣的信息：一個(ge) 國家管理措施如此之繁雜，竟難以讓工人階級感知到國家並不是力圖保障社會(hui) 上富有階級的工具！可這樣的解釋在今天已不能讓那些自信對意識形態“免疫”的民眾(zhong) 信服，他們(men) 信奉：利益第一，金錢至上，而這正是筆者憂慮之所在：占據思想的竟是排斥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深陷。“意識形態超越”不過是一種虛幻的烏(wu) 托邦。

　　二、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

　　資本主義(yi) 國家福利迷惑性和危害性的關(guan) 鍵在於(yu) ，社會(hui) 保障完善製度的倫(lun) 理傾(qing) 向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意識形態色彩，使得部分人對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好感和信任逐漸趨向對其本質文明的認知高度。可是，這既不合乎邏輯，也不符合曆史真實。“善行為(wei) ”不必源於(yu) 善本質，也未必能證明善本質，而本質善惡卻直接支配著行為(wei) 良莠，所以，對資本主義(yi) 國家福利的正確解讀必須站在對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階級本質認識的基礎上。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第三代成員克勞斯·奧菲對資本主義(yi) 國家政策社會(hui) 功能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men) 認清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奧菲認為(wei) ，社會(hui) 政策是國家的行為(wei) 方式，資本主義(yi) 國家政策的功能在於(yu) 不斷地把非雇傭(yong) 工人轉變成雇傭(yong) 工人，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yi) 的最初曆史階段表現得尤為(wei) 明顯。他提出，資本主義(yi) 工業(ye) 化的過程是與(yu) 勞動力的動員和組織化相形隨，然而，盡管社會(hui) 成員先前支配性的勞動方式和生存方式遭到破壞，但從(cong) 社會(hui) 學角度看，那些被剝奪了勞動手段或生存資料的個(ge) 體(ti) ，沒有理由一定要把自己的勞動力放到勞動力市場上去賣，即自發地進行“積極”的無產(chan) 階級化，在理論上和曆史上，都還存在著一係列功能相同的避免無產(chan) 階級化的“逃避出路”，而且這些出路還繼續存在。比如，移居別處；在其他地方重建已遭破壞的獨立生存條件；或多或少地通過有組織的掠奪來維持自身的生存；遁入其他經濟和生活形式中(宗教)；采取進攻性措施根除無產(chan) 階級化或發動政治運動以達到消滅勞動力商品形式的目的等。實際情況是，為(wei) 何少數人選擇了它們(men) ，顯然，通過進入雇傭(yong) 勞動(例如，勞動市場的興(xing) 起)，勞動力大規模地轉變無產(chan) 階級絕不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從(cong) 嚴(yan) 肅的社會(hui) 科學意義(yi) 上看，如果無產(chan) 階級化——即把勞動力驅入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問題不是由它自己所決(jue) 定，那麽(me) ，是何種社會(hui) 結構要素在功能上有效地解決(jue) 了這一問題？奧菲指出，我們(men) 提出這樣一個(ge) 命題，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如果沒有國家政策，那些已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他們(men) 向“積極”無產(chan) 階級的大規模和徹底性轉化簡直是不可能的。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勞動力向“積極”雇傭(yong) 勞動者的轉化，不可能單純通過市場途徑來實現，而必須得到政治統治機構和國家權力的認可和幫助[6]。

　　在任意的剝削與(yu) 壓迫麵前，無產(chan) 階級總是要奮起抗爭(zheng) 的。為(wei) 了維持和促進勞動力持續無產(chan) 階級化，為(wei) 了消除階級統治的危機，資本主義(yi) 國家推行了社會(hui) 保障政策。俾斯麥認為(wei) ：“隻有現存國家統治政權采取行動，即由她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要求中合理的、並與(yu) 國家社會(hui) 製度相一致的東(dong) 西，才能製止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的混亂(luan) 局麵。”[7]隻要“給健康工人以勞動權，保證他們(men) 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那些先生們(men) (社會(hui) 主義(yi) 者)就會(hui) 成為(wei) 鳥的空鳴”[8]，就可以“贏得國家的鞏固”[9]。

　　按照奧菲的分析，社會(hui) 保障，作為(wei) 資本主義(yi) 國家政策的一個(ge) 組成部分，必然是為(wei) 實現資本主義(yi) 的國家功能而服務。他認為(wei) 福利國家是資本主義(yi) 功能性的必然伴隨物，原因是，即使雇傭(yong) 勞動的組織形式通過政治的方式被建立起來了，並使之成為(wei) 支配性的生存方式，它也根本不含有將能夠自動維持下去的意思。而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內(nei) 生機製會(hui) 削弱該生存方式的基礎。在利用雇傭(yong) 勞動的過程中，工業(ye) 資本家通常不會(hui) 把工人的心理和生理忍受限度納入勞動能力維持的考慮範圍，無產(chan) 階級總會(hui) 被迫麵對對自身健康可能極其有害的決(jue) 定，違反安全規章的技術設備，損害身心健康的工作速度，過長的勞動時間等都是一些可能碰上和極具風險的生產(chan) 模式。當雇員的勞動力被削弱時，雇主的典型反應是解雇，而且資方在無法確保其在培訓計劃上的投資能夠收回的情況下是不願意培訓員工的。這些機製嚴(yan) 重降低了勞動力在市場上的可交換性。雇傭(yong) 勞動中的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顯然是不能指望勞動力市場自身來處理，而必須通過社會(hui) 控製機製來解決(jue) ，其中的一個(ge) 重要做法就是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建立起“蓄水池”。這個(ge) “蓄水池”就是社會(hui) 保障。在這個(ge) “蓄水池”中，勞動力可以永久性地(養(yang) 老金、殘疾工人的勞保金)或暫時性地得到照顧(醫療保健機構和繼續教育機構)。但這個(ge) 過程必須有另一個(ge) 條件：這些“蓄水池”的進入絕不可以自由地選擇；必須從(cong) 管理上嚴(yan) 格控製準入申請，否則“被迫出賣”的強壯勞動力就很可能極大地萎縮。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說，在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這種剝削條件下，使每一(勞動力)價(jia) 值單位具有健康的體(ti) 魄、合適的技能、實現就業(ye) 實際上是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最高目標，也是一切看得到的國家活動的本質[6]。

　　奧菲以獨特而深刻的解讀視角解析了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形成過程，浩瀚的曆史畫卷濃縮地再現了無產(chan) 階級被剝削和被支配的命運，符合曆史真實，使我們(men) 一下子就把握住了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或許，我們(men) 看清了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便能識破其意識形態偽(wei) 裝，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曆史推斷和理論解析會(hui) 讓一些人覺得昨天其實離我們(men) 遙遠，今天的文明與(yu) 進步似乎已實現了對資本主義(yi) “原罪”的救贖，勞資“和解”，保障“永恒”。是的，問題或許可以轉變為(wei) 這樣的判斷：今天，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究竟是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的不可逆還是無產(chan) 階級命運的不可逆；社會(hui) 保障僅(jin) 是現代國家的一般管理還是實現資本主義(yi) 國家功能的被支配的工具。

　　三、“被支配”的社會(hui) 保障

　　早在1929年的經濟危機中，庇古就把矛頭指向了社會(hui) 福利，他認為(wei) ，危機的原因是由於(yu) 工會(hui) 人為(wei) 地把工資規定在過高的水平，從(cong) 而妨礙了市場機製發生應有的自我調節作用來恢複繁榮，因此，解決(jue) 危機的辦法是削減工資。二戰後，凱恩斯——貝弗裏奇模式給資本主義(yi) 世界帶來了驚人的發展，然而到上個(ge) 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再次爆發，危機引爆了對社會(hui) 保障政策蓄謀已久的聲討，社會(hui) 保障又一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新保守主義(yi) 聲稱國家福利是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men) 認為(wei) 福利國家的原則與(yu) 資本主義(yi) 市場體(ti) 係完全是背道而馳的，福利國家吞噬了為(wei) 自己謀生的雙手，它的供給使工人的利益部分地“降商品化”，消解了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活力，削弱了資本的投機欲望，改變並侵蝕了經濟增長的動力。隨著新保守主義(yi) 者撒切爾夫人和裏根的上台，社會(hui) 福利的削減就變得不可避免了。英國學者皮爾遜認為(wei) ，“那些依賴政府資助的人群可能是極容易被削弱的。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可能得以實施改革，這些改革會(hui) 令那些團體(ti) 更難以組織起來或者發動政治行動。……因此，政府擁有一籮筐的可能手段來攻擊支持社會(hui) 項目的組織化的利益團體(ti) 。”[10]“模糊、分化和補償(chang) ：這三種手段已經讓保守主義(yi) 批評家有理由相信，福利國家強有力的政治地位並非不可能受到挑戰。”[10]R·米什拉指出，撒切爾政府的行為(wei) 非常清楚地說明，其意識形態並不是無聊的閑談，從(cong) 長期的發展軌跡來看，撒切爾政府就是朝著她的意識形態所指定的方向係統地、謹慎地移動。我們(men) 來看一看他們(men) 的具體(ti) 政策及後果。在英國，對基本收入的統一費率保險津貼的補貼1981年被削減，隨後於(yu) 1982年被廢除；公共提供住房受到了相當的收縮，主要服務於(yu) 體(ti) 力勞動者和相對低收入家庭的市政當局修建的住房，遭到重大削減；破除貧困和基本最低保障等一係列規章製度；將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從(cong) 83%降到60%，把基本所得稅率從(cong) 33%減到30%，其他的小額投資收入和資本稅也削減了，等等。撒切爾政府的親(qin) 資本和親(qin) 市場的政策導致了居高不下的失業(ye) 率，數目龐大的無家可歸者，低收入家庭的狀況更加惡化。由於(yu) 1979年撒切爾政府帶來的變化，1984年估計損失了41.7億(yi) 英鎊的稅收收入。這部分減少的稅收有44%歸入收入最高的1%的納稅人，而隻有3%歸入最底層的25%的納稅人。在美國，社會(hui) 服務和支出上的削減比英國更深入、更廣泛，刻意削減失業(ye) 和殘疾人津貼，實行強烈的反工會(hui) 政策等等，後果也更為(wei) 嚴(yan) 重，貧困人口從(cong) 1979年的11.7%上升到1983年的15.2%，約3300萬(wan) 人處於(yu) 貧困狀態，比1979年多700萬(wan) 。而且，1977年以來，貧困差距擴大了50%，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的生活比以前更糟[4]。

　　20世紀70至80年代開始的福利削減計劃雖然遇到過很大的阻力，但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堅定不移。本世紀初，“美國國會(hui) 通過了今後10年內(nei) 減稅1.35億(yi) 美元的最終法案；經總統布什簽署後業(ye) 已成為(wei) 法律。這是美國20年來最大的一項減稅計劃。”[11]誠如馬傑教授所言，曆史往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連布什遭受的批評也和裏根那樣的相似。新加坡《海峽時報》2002年12月31日刊登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經濟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的一篇文章，題為(wei) 《布什的預算赤字的危險缺陷》，弗裏·薩克斯在文中指出，他們(men) (布什政府)“最關(guan) 心的就是實行更多的減稅措施，而這些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有錢人。……窮人受到的損失可能最大，因為(wei) 布什和國會(hui) 告訴美國和全世界人民，由於(yu) 存在巨額預算赤字，所以政府沒有財力解決(jue) 貧困、疾病和教育問題。”[12]“很少有如此少的人從(cong) 如此多的人那裏獲得這麽(me) 多好處。”這或是布什總統提出其減稅計劃時的一個(ge) 座右銘。但人們(men) 並不十分清楚究竟對富人達到何種有利的程度。根據彭博新聞社提供的資料，依據2001年報稅情況，布什省下44500美元，切尼則省下326555美元。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財政部長斯諾省下60萬(wan) 美元。布魯金斯學會(hui) 稅收政策中心的計算顯示，免除個(ge) 人收入稅中的企業(ye) 股息所帶來的好處有超過一半流向最富的5%口袋裏。在這個(ge) 群體(ti) 中，所有納稅人收入超過14萬(wan) 美元，他們(men) 的平均收入為(wei) 35萬(wan) 美元。22.6萬(wan) 名最富納稅人收入超過100萬(wan) 美元，他們(men) 獲得的減稅好處大體(ti) 相當於(yu) 12億(yi) 名收入低於(yu) 10萬(wan) 美元納稅人從(cong) 減稅中所得到的好處。稅收削減和福利損失是緊密相連的，窮人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2010年5月1日，印尼、日本、美國、俄羅斯等全球多個(ge) 國家的工人和民眾(zhong) 以遊行示威的方式，走上街頭，要求減少失業(ye) 、提高最低工資、維護工人權益、保障工人福利。

　　福利是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國際勞工組織的專(zhuan) 家認為(wei) ，“就社會(hui) 保障存在的危機而論，不是社會(hui) 保障結構的危機，而是經濟基礎由於(yu) 運營不良而受到侵蝕所造成的危機，社會(hui) 保障既非經濟危機的起因，也非經濟衰退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社會(hui) 保障對衰退造成的社會(hui) 經濟影響起到了緩解作用。”“應該永遠記住社會(hui) 保障的積極作用。”[13]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資本主義(yi)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根源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基本矛盾，即生產(chan) 的社會(hui) 化和資本主義(yi) 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集中爆發，本質上與(yu) 國家福利無關(guan) 。2008年，R.米什拉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稅收數據的分析認為(wei) ，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稅收改革將負擔轉移給中低階層，而對高收入者給予優(you) 待，並指出：“無論如何，假定‘投資者是友善的’這樣的政策意味著社會(hui) 保障政策可能會(hui) 麵臨(lin) 進一步向下的壓力。總而言之，不管是按照計劃實施還是隨機產(chan) 生，現在的情形都是：社會(hui) 福利保障製度正在走向衰退。”[14]事實表明，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社會(hui) 保障不具有牢不可破的地位，隻不過是資本主義(yi) 的“嫁衣裳”和“替罪羊”。在資本主義(yi) 繁榮時期，社會(hui) 保障是資產(chan) 階級對廣大人民實行意識形態麻痹和穩定階級統治的手段；而在危機到來的時候，社會(hui) 保障削減是資產(chan) 階級轉嫁經濟危機和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它真正的命運依然隻是被支配的工具而已。

　　四、結束語

　　理論的思考無非是為(wei) 了關(guan) 照現實。當我們(men) 將目光從(cong) 他者轉向自身便會(hui) 發現：中國社會(hui) 保障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取經傾(qing) 向十分明顯。僅(jin) 以中國期刊網(CNKI)的統計數據為(wei) 例，截止到2011年6月6日，中國對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瑞典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社會(hui) 保障的介紹、分析與(yu) 研究文章有800多篇，占域外社會(hui) 保障介紹、分析與(yu) 研究文章總數的70%以上。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介紹、分析與(yu) 研究蘇聯、古巴等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社會(hui) 保障的文章數僅(jin) 為(wei) 17篇，占比約為(wei) 1.3%。在CNKI統計中，社會(hui) 保障基礎理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理論發展研究十分薄弱。大規模地學習(xi) 與(yu) 借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社會(hui) 保障的理論與(yu) 經驗，難免泥沙俱下，以新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理論為(wei) 主導的西方社會(hui) 保障思想對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事業(ye) 構成了強大衝(chong) 擊。國內(nei) 部分學者談及社會(hui) 保障是“言必稱西方”，有意無意地強化著社會(hui) 保障“超意識形態”思維，“社會(hui) 保障就是社會(hui) 保險”、“社會(hui) 保障是‘精巧的社會(hui) 穩定器’和‘社會(hui) 安全閥’”等有著新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理論痕跡的社會(hui) 保障思想在國內(nei) 頗為(wei) 流行。社會(hui) 保障理論西化和“超意識形態論”對現實的影響是，我國社會(hui) 保障建設遠遠滯後於(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需要，社會(hui) 保障缺乏係統性，“碎片化”特征明顯，本應有助於(yu) 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hui) 公平的社會(hui) 保障反而成為(wei) 社會(hui) 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淵藪。社會(hui) 保障理論和實踐中暴露的不足和問題，充分說明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中“走什麽(me) 路”、“舉(ju) 什麽(me) 旗”的重要性，它關(guan) 係到我國能否走出“拉美陷阱”的製度漩渦，關(guan) 係到我國小康社會(hui) 及和諧社會(hui) 建設，關(guan) 係到全民福祉的長遠利益。所以，深刻認識資本主義(yi) 福利國家的階級本質，識破資產(chan) 階級所宣揚的社會(hui) 保障“不可逆”的意識形態虛偽(wei) 性是批判社會(hui) 保障“超意識形態論”的根本所在，也是實現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理論研究回歸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保障理論創新的必要理論前提。

　　“長滿野草的彈坑”還是“彈坑”，開滿鮮花的“陷阱”終究是“陷阱”。我們(men) 在借鑒、吸取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保障方麵的有益經驗的同時，必須高度警惕其階級本性和破壞性作用，不能喪(sang) 失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意識形態的批判視角。